圖源：圖蟲
編者按：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全媒派（ID： quanmeipai），作者yuri，創業邦經授權轉載。
“新聞是對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這句關於新聞報道的一般性釋義，簡單直接地揭示了新聞工作的一個重要追求——呈現事實。
新聞媒體用於呈現事實的形式，經歷了從單一文字、圖片到圖文、語音、視頻等多媒體結合的升級。而相較於圖文，直接呈現現場動態畫面的視頻，似乎更符合受眾對於“眼見為實”的期待。隨着社交網絡的發展、視頻形態的不斷豐富，媒體行業的新聞短視頻或直播業務蓬勃發展，一些紙質媒體也推出了專門的視頻品牌或欄目。
值得注意的是，最前沿的視頻新聞，已經不再滿足於單純呈現“現場畫面+文字解説”的形式，而是通過大量的素材和技術手段，從視覺呈現上更多元地實現對事件真實的歸因和還原。換言之，對現場畫面的及時捕捉和傳播，已經不是還原新聞事件真相的終極答案，新聞媒體可以做的還有更多。
在視頻新聞的創新上，《華盛頓郵報》一直走在行業前列。今年2月，哥倫比亞新聞學院設立的杜邦新聞獎授予了成立不久的《華盛頓郵報》視覺取證團隊，表彰其“為公眾利益做出了傑出的視聽報道”。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將介紹《華盛頓郵報》視覺取證團隊如何利用技術手段在視頻報道中做出創新，討論全媒體時代下，視頻報道的突破對還原新聞事實的作用。
一段不斷接近真實的歷史從文本、圖片到視頻如今，隨便點開一個新聞應用、視頻平台、社交軟件，視頻新聞可謂隨處可見。當然，從電視媒介問世起，新聞報道便開始以視頻的形式大規模呈現。不過，在漫長的新聞發展史中，視頻這一形式的入場並不算早。
從媒介變遷的歷史看，從古至今，人類傳播歷程經歷了從口頭傳播、手寫傳播、印刷傳播，再到電子傳播的4個相繼階段。這場漫長的變遷史中，人類始終在追求信息的暢通，甚至爭奪重要的信息。語言的產生、文字的發明滿足了人們相互交流、互通有無的需要，而印刷的問世，則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助益信息的擴散，也孕育了現代新聞業的出現。[1]
現代新聞事業故事的書寫，可以從15世紀中葉古登堡發明活字印刷術算起。起初，新聞報道還多隻是印刷在報紙刊物上的黑白文字，漸漸地，從電報到無線電廣播，從攝影術的發明到照相機的出現，技術的進步給新聞報道的方式不斷注入活力、帶來革新。
“永遠銘記列星克敦之戰吧”。1775年5月3日的《馬薩諸塞偵探報》，用文字記下了北美獨立戰爭的開始。一個多世紀後的1945年8月27日，《生活》雜誌封面上著名的“勝利之吻”，則用攝影圖片存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喜悦。幾個世紀中，文字和圖片形式的新聞記錄了人類進程中的重要節點，成為歷史的底稿。
視頻這一形式的出現，則是近百年的故事。電視的誕生和普及讓人第一次通過動態視頻看到新聞現場，獲得親歷的體驗。例如，1969年7月，許多大型電視台用視頻形式呈現了阿姆斯特朗的登月，讓今天的人們也能看到人類首次踏上月球的關鍵經歷，親耳聽到那句“這是我個人的一小步，卻是全人類的一大步”。
伴隨技術的不斷進步，視頻新聞也發展出了更豐富的表現形式，直播、短視頻、互動視頻等，從多個層面提供對新聞現場的再現。在經歷了純文字、圖文、讀圖時期後，新聞報道進入集文字、圖片、視頻、音頻、互動等多種形式於一體的融合報道時代。
真實是重要的驅動力一方面，可以説媒介技術的變革深刻影響了新聞報道，影響着信息傳遞和處理的方式。而另一方面，又是什麼始終驅動着新聞業主動做出改變，不斷利用新技術豐富報道形式呢？
答案自然有很多，但不得不提的，是新聞所獨具的本質特徵——真實性的驅動。從現代新聞業誕生之初，真實性就被視為新聞的生命，是新聞區別於其他文本類型的重要特點。
而媒介技術則是影響新聞真實性的重要因素。每一次媒介的革新，都可能帶來更生動逼真和具有説服力的表達方式，影響受眾對真實的認知與判斷。[2]從文本、圖片到視頻，即便形式流轉，新聞報道對於抵達現場、抵達真相的追求始終如一。當熱點事件發生時，離現場更近，也就離真相更近，依然為新聞人奉為圭皋。
從早期寫實的文本描述到圖片攝影的捕捉，再到如今興盛的視頻記錄、實時播報，不同媒介形式互相補充、不斷前進，新聞媒體持續完善現場畫面的真實性、可接近性。圖片、視頻提供的視覺信息能夠增強新聞報道的可靠性和準確性，使受眾從“想象的看”落實為“實在的看”。[3]因而，對可視化形式的不斷深耕，也就成了新聞報道呈現真實的重要途徑。
《華盛頓郵報》的視頻報道創新隨着可視化技術的發展，視頻報道的理念進一步變化。通過視頻全面還原現場，就代表新聞的全部了嗎？不。就視頻報道來説，《華盛頓郵報》做了新的嘗試。
2020年9月，《華盛頓郵報》視頻部宣佈正式成立視覺取證團隊。由約6名視頻記者組成的團隊將與圖像工作者合作，利用一系列開源的視覺取證技術重現新聞事件現場，挖掘突發事件視頻背後的事實。
為適應新聞業的快速變革，《華盛頓郵報》很早就開始注重視覺新聞的發展，是視頻傳播轉型的先行者。2013年，該報推出了“Post TV”服務，2015年更名為“Post Video”，主打視頻報道，視頻新聞生產趨向快速化、輕量化。此外，《華盛頓郵報》也在短視頻上發力，註冊短視頻賬號。
該報的執行主編Marty Baron曾經表示，“《華盛頓郵報》的視覺新聞是闡釋複雜主題的有力手段，我們希望能定期為讀者提供更多及時的視覺新聞。”
視覺取證團隊在去年3月開始非正式工作，9月正式成立，迄今發表了10餘條取證報道，作品主題包括伊朗如何為新冠逝者建造巨大紀念墳墓、圍繞喬治·弗洛伊德之死的一系列事件、1月6日圍攻美國國會大廈事件等。那麼具體來看，這支正式啓動才半年但已屢屢獲獎的團隊，究竟為視頻新聞報道帶來了怎樣的創新？在華麗的視覺背後，團隊又如何工作？
圍攻國會大廈事件的報道不妨從其最新獲獎的關於圍攻美國國會大廈的報道來説起。1月6日，美國國會大廈遭遇自1812年第二次獨立戰爭以來最嚴重的侵襲，時任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暴力闖入國會大廈並造成騷亂事件。
10天后，《華盛頓郵報》發佈時長14分27秒的視頻報道，利用面部識別技術、3D建模技術等重建了事件的過程，考察了真實性和事件的細節。
具體來看，該視頻團隊的取證包括：數百個現場視頻、國會大廈公開地圖、警察的無線電通訊、以及對包括國會議員在內的數十名目擊者的採訪等。在獲得大量素材的基礎上，《華盛頓郵報》取證團隊的創新之處，在於對這些素材的分析與呈現。
例如，團隊通過面部識別技術分析了國會大廈內的現場視頻，估算出大樓內至少有300名暴徒。處理警方的無線電聊天的方式，則是將其置於現場示威活動的用户生成內容之上。
在關於事件的討論中，現場暴動者是否接近和襲擊了國會議員是爭論的一大焦點。對此，視覺取證團隊觀察了大量的視頻和時間線，找到了一段可以繪製地圖的視頻，將重點鎖定在事件發生的後41分鐘，通過3D模型的建構來評估暴動者與國會議員的距離。這就有了受眾在視頻中看到的，在現場視頻片段旁同步呈現出動畫的地理地圖，以提供關鍵發展的鳥瞰圖。
整個視頻報道的呈現，大多是將現場的鏡頭與事後獲得的素材相結合。這種形式也普遍用於團隊目前發佈的所有視頻報道中。通過面部識別、3D建模等技術，公開地圖、短信交流、現場視頻等素材得以拼湊起來。
正如團隊負責人Ajaka在採訪中所説：“當你把所有這些因素結合起來看時，它能讓你全方位瞭解正在發生的事情，併為之前不存在的事件增加上下文或細節差別。”視覺效果可以增加背景和細微的差異，剖析多段時間，這些都能夠成為故事。
對於受眾來説，這樣的視頻新聞不僅呈現了關於事件現場的面貌，更提供了具有啓示性的調查。
喬治·弗洛伊德之死系列報道另一個典型案例是視覺取證團隊去年針對喬治·弗洛伊德被暴力執法致死事件的系列報道。在事件發生的5天后，《華盛頓郵報》發佈一部7分44秒的短片，通過事件發生地附近的監控錄像、目擊者手機拍攝的視頻和警方電話錄音還原事件始末。
和對國會事件的報道一樣，視頻同樣以時間線為線索，對現場視頻和事後素材進行技術分析和處理。報道中，時間線明確顯示了弗洛伊德與警察的相遇，從十字路口的一側開始，到弗洛伊德被從汽車上移下並戴上手銬。
隨之而來的還有對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系列事件的跟蹤報道。在一則報道中，《華盛頓郵報》利用飛行追蹤數據、圖像和視頻構建3D模型，重現了白宮附近一場抗議活動中，兩架軍用直升機低空飛行的過程。
另一個關於白宮附近抗議運動的視頻報道，則利用數10台攝像機捕獲的鏡頭、警察廣播通訊和其他記錄，重構了警察驅散大部分和平示威者的過程，包括其使用的戰術和武器等細節。
這些視頻報道所提供的直觀視覺體驗，以及重構事件帶來的細節和新發現，正印證了負責人Ajaka所説：“當如此多的重大新聞故事以一種被攝像機捕捉到的方式上演時，創造這種文字和視覺的兩分世界是一個錯誤。”所以，可以看到《華盛頓郵報》對於視覺呈現的革新——結合傳統報道理論與先進的數字取證技術重構現場，豐富了視頻的呈現形式。
這系列富有創新性的視頻報道也有特定的操作思路：所有的視頻都以詳細的時間線展開。詳細的時間定位再將事件範圍縮小到一個更小的窗口，在該時間範圍內，將視覺效果融合在一起。然後再確定基本信息：發生了什麼，如何進行地理定位，素材來源在哪，是否已被驗證可靠。有時候，團隊還需要選擇最佳的視覺效果來吸引讀者，並提供最清晰的信息。
事實上，在視頻報道的革新上，除了《華盛頓郵報》外，《紐約時報》也是其中的佼佼者，設有專門的可視化調查欄目。
在上文提到的弗洛伊德事件中，《紐約時報》也曾發佈名為“8分46秒：喬治·弗洛伊德是如何在被捕後身亡的”的短片，用已有的現場視頻素材重現了案發的時間線，並且結合了檢方起訴書、目擊者證詞和專家意見，以多方的視覺、文字證據揭示了涉事警察的一系列失當行為如何造成了致命後果。這則報道在YouTube上獲得超過1000萬的點擊量。
《紐約時報》可視化調查小組高級製片人馬拉奇·布朗尼曾提到，這樣的可視化報道是一種“新的問責性和解釋性新聞形式”，它將傳統的視頻報道與先進的數字取證技術相結合，例如從大量視頻、照片、衞星圖像和音頻中收集信息，或以3D建模的形式重現事件現場。
總結社交媒體時代，一個突發事件的現場視頻，往往很快能通過目擊者記錄並傳播出去。在視頻新聞1.0時代，媒體追求的往往是一個字——快。但現如今，媒介平台愈發多樣，媒體能夠做的一些事情，短視頻用户也能做了，甚至做得更快。
那麼，視頻新聞2.0時代的專業媒體機構能夠做的，已經不僅僅是簡單地轉發、剪輯現場視頻，也不僅僅是派當地拍客火速趕往現場，而是在找到充分可靠的證據基礎上，綜合運用各種技術，提供關於事件更全面、更多元的動態可視化報道。
這類通過技術創新來做的視頻新聞，既具備了視頻這一形式本身的優勢——更加新穎直觀，符合互聯網時代人們的內容觀看習慣，又拓寬了視頻新聞的展現形式——充分利用前後台的素材和技術手段，力求還原事情的全貌，抵達那些或許會隱於角落的真實。
歸根結底，伴隨媒介的發展和技術的疊加，新聞呈現方式愈發豐富，但這並不意味在報道形式上一味做加法，而應是最大限度挖掘和利用好新聞材料，在合適的形式中呈現優質的內容。
所以，《華盛頓郵報》的視頻新聞創新，成功之處不僅在於對先進取證技術的靈活使用，還在於記者們不受限於技術的專業度，以充分的能動性賦予新聞活力，提供了媒體融合的極佳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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