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分析師們開始預測首席信息官在2020年將面臨的挑戰時，不確定性已成為一個共同的主題。但是很少有人會想到，新型冠狀病毒會把美國的辦公樓和校園變成鬼城，迫使首席信息官加強大多數員工的遠程工作系統併為不可預見的未來制定更廣泛的應急計劃。
儘管人們對COVID-19的響應目前佔據了首席信息官的大部分時間，但一系列長期的全球，經濟和組織問題正在打亂首席信息官的職責並促使他們擴大知識和能力。
Gartner的分析師兼副總裁Irving Tyler説：“首席信息官的工作真的越來越難。”除了核心職責外，當今的首席信息官還應瞭解數字設計，將產品管理準則應用於IT管理，幫忙改變企業文化並考慮世界各地隱私法的後果。Tyler説：“這一切都是首席信息官從未考慮過的問題，這些問題很嚴重且錯綜複雜。”
首席信息官和行業分析師都加入了應對各種顛覆因素的行業，因為它們正在重塑首席信息官的職責以及他們需要適應的技能。
成功的組織具備高度的適應性，可以主動和持續地反思核心業務概念和價值主張，並且可以迅速進行調整。
Forrester的服務於首席信息官和技術領導者的副總裁兼首席分析師Brian Hopkins説，對大多數首席信息官來説，困難就在於你如何使用技術來創建靈活得足以適應市場變化的自適應組織。他説，以亞馬遜為例。“你必須將自己定位為創建生態系統的人，或者通過參與多個生態系統來自我定位。”
Hopkins説，要做到高度適應就必須對多種業務模型進行創建、試驗和運作。對首席信息官而言，他們要解決這樣的問題——“你如何幫助你的首席技術官瞭解如何配置財務和會計系統，以便你可以靈活地計算收入和運行多種業務模型?”
“剖析你的核心人力資源服務和IT服務是一個整體元素，因此你可以使用不同的業務模型來對它們進行靈活的組合，以滿足不同的需求和不同的業務部門。”他補充説，還有一種管理技術棧的自適應方法。“一切都關係到平台並充分利用雲端和人工智能等發展迅猛的技術，並藉助技術進行突破性創新。”
Hopkins説，儘管首席信息官們所擁有的不單單是這些具備適應性的業務決策，但“這是首席信息官們從諸多核心職責解放出來並與首席執行官共同打造願景的機會。首席信息官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起到了更為重要的指導作用。”
Tyler説，地緣政治的變化正在造成互聯網的變化，這對首席信息官的工作產生了重大影響。“過去，我們一直朝着普世的視角發展。我們希望每個人都擁有相同的系統，以相同的方式使用這些系統，我們希望信息能夠不受限制地流動。如今，我們對數字社會進行了細分，如細分為美國互聯網、歐洲互聯網與俄羅斯互聯網，以及產生新法律法規的政治、宗教和價值體系方面的內涵，比如從加利福尼亞的《消費者隱私法》到歐盟的《通用數據保護法》。
Tyler説：“對首席信息官來説，這將十分棘手。他們將不得不弄清楚如何聯合全球網絡”。他説，這需要首席信息官擔任分析師的職責。“首席信息官可以發揮增值作用的地方就在於，除了瞭解技術本身之外還要了解技術的各個層面”，例如這些技術的應用方式，它們如何影響社會的價值體系，它們對這些價值體系的潛在危險以及什麼因素可能會觸發社會應用新的商業法規和限制，他如是説。
Tyler補充説：“這對首席信息官來説是新的職責，因為他們不能只是將技術提供給業務領導者，而要讓他們在不瞭解後果的情況下應用技術，最終，首席信息官將成為改變系統以應對各種後果的人。”
Tyler説，大多數組織已經創建了新的數字業務模型，但是大多數組織還沒有準備好讓它們運作起來。領導力、管理結構、工作方式和決策過程在很大程度上仍基於傳統的業務模型。現在人們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合作。他補充説，你會看到不同類型的團隊結構，不同的工作速度和敏捷性要求。
全球IT變革管理培訓和諮詢公司Pink Elephant的研發副總裁Troy DuMoulin説：“你承受着巨大的速度壓力，但是，除非我們都朝着相同的方向前進，不然我們就無法實現快速發展。身為領導者的首席信息官的職責是建立一種共同的認同感，即對自我認同、價值觀、發展方向的意識以及對我們如何在這裏做事的一種意識，這一切都對這個社區至關重要。”
首席信息官必須參與設計和執行能高效執行業務的企業運營模型，並影響實踐、決策和文化中的各種變革，Tyler説：“技術將是所有這些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未來，由於各種生態系統和為其提供支持的技術的存在，人們創建和分配商業價值的方式將大為不同。
Tyler説：“大多數傳統的商業模式都是以我為中心的——我的產品、我的客户、我的供應商。如今，我們必須意識到，我們必須與他人的產品和服務聯繫起來並共存於生態系統中，從而對我們的成功產生影響”。這往往意味着放棄產品的“秘密配方”之類的範式，與合作伙伴共享就有可能發現逾百種使用該產品的新方法，這對雙方都有利。這也可能意味着要脱離傳統的進入市場的方法而探索新的數字渠道。
Tyler説：“價值分配和創造方式的整個概念正在發生變化，傳統方法岌岌可危。這種思維轉變是所有高管都要面對的最大的顛覆性挑戰之一，但對於首席信息官而言也是如此”，因為他們將需要具備戰略技能，風險管理知識以及分析風險與回報的能力。
如今，業務戰略是以技術為基礎的，“但是在傳統組織中，許多對立的角色彼此之間互不瞭解並且期望值不一致”，麻省理工學院的製造與生產實驗室的執行董事兼研究科學家Abel Sanchez博士這樣説道。這也許是組織將IT、數字和數據合併起來或使首席信息官各司其職並做各種實驗以確認誰向誰彙報的原因之一。
Claus Torp Jensen在紐約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擔任首席數字官和兼技術主管一職(包括首席技術官和首席信息官)。“IT的角色正處於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以思想為主導的企業在新的技術領導者的領導下整合了首席數字官、首席信息官、首席技術官、首席架構師、首席數據官和首席創新官的傳統職責中的各個要素”，他這樣寫道。
Hopkins説，其他公司則將首席信息官、首席數據官、首席客户官和其他職務分開，“他們開始玩排列組合和等級遊戲以確定誰應該向誰彙報。或者有些組織將首席信息官提升為首席技術官和/或首席運營官。”
Tyler建議首席信息官們為角色的顛覆做好準備，其方法是對變革持開放的態度並花時間學習。他説：“如果你想成為高管，那麼你最好花大量時間學習，提出問題並與你擅長的領域以外的專家交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