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日經亞洲評論》4月7日文章，原題為“唐朝如何影響中國的科技”。提到科技發展，人們往往會説，中國企業最擅長的是應用階段，即“從1到100”的工作。西方公司往往擅長實現“從0到1”的突破。以人工智能為例，2016年，谷歌人工智能實驗室DeepMind開發的人工智能軟件（“阿爾法狗”）擊敗圍棋世界冠軍李世石後，這場里程碑式勝利背後的技術迅速被數百家中國公司應用於從公共安全到醫療保健的實際需求。這催生了中國人工智能的黃金時代，該領域通常被用以佐證中國科技實力不斷增長。
但從中國科技的古老歷史看，這種實用主義以及國家在科技發展中的核心作用可能有更深的根源。縱觀中國歷史，科技始終被視為一種實用工具，服務於維持良好治理的更大目的。科技總是由政府組織，由官員管理，並作為一種治理手段。
中國古代的科學工作存在着嚴格的制度安排。科學技術被嚴格地從治理的角度來看待。只要對經濟和民生有用，它們就有意義。凡是與治理有關的科技工作，都由相應的官方機構組織管理，政府任命官員掌管其事務。
例如，在唐代，算學是中央設立的六學之一。國家還安排了單獨的部門研究醫學、曆法計算和天文學等學科。這些部門由官員組成，他們也是數學家、天文學家和醫生，由皇帝任命，或大臣推薦，或者從科舉考試中選拔。上級部門定期對這些科學家官員進行考核，以決定他們的降職或升遷。
中國古代的世界觀和宗教信仰，使得嚴謹的自然科學研究在哲學層面上顯得不那麼重要。這強化了對技術實用性的關注，降低了科學理論的重要性。因此，中國古代的科技發展是絕對的實用主義。這與古希臘人偏重於純思辨而忽視實用性的態度形成了鮮明對比。
中國科學家大多研究與國家事務密切相關的領域，如農業、天文、算學、醫學等，並在這些領域取得了最大的成就。中國古代的創新成果數不勝數，如造橋、灌溉系統、木製建築、播種機、造紙、印刷等。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西方式的科學理論從未在中國紮根。例如中國古代工程師能夠建造沿用幾千年的灌溉系統，但從未對更深層的重力原理感到好奇。
當然，中國現在已完全融入21世紀的現代科學界。但上述的一些因素可能會在潛意識中繼續影響中國科技行業。在個人和制度層面，中國的科技企業家仍然表現出強烈的實用主義。硅谷的創業公司被認為是使命驅動型的，而中國的創業公司則更多是市場驅動型的。
中國政府在科技發展中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如從制定政策到分配研究基金，再到資助初創企業。西方科技公司將消費者視為最終的利益相關者，而政府對中國公司而言才是關鍵。
這意味着改變務實的文化和思維方式需要時間。也就是説，中國科技的歷史傳統與西方的方法論具有很大的互補性。這不是競爭的理由，反而為合作提供了更大的機會。（作者Nina Xiang，喬恆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