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驚擾了中國的大對撞機之夢
（歐洲大型強子對撞機（LHC）內部）
最近，關於中國要不要建大對撞機再度成為網上的熱門話題。在這場學術爭論中最新表態的一位重量級人物，是83歲的美籍華裔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丁肇中。據《科技日報》報道，2019年11月7日，丁肇中在參加中科院前沿科學國際戰略研討會時説，他的大多數實驗，曾受到很多人反對，其中包括很多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德國著名物理學家、諾獎得主海森堡的反對理由就是：高能物理沒有前途。但是最終，他們的結論都被現實推翻了。
丁肇中因此總結説，“所以説大加速器沒有用是很不可靠的。”中國大對撞機項目的主導人王貽芳是丁肇中在歐洲核子中心時期的弟子。有關這一爭論，本刊曾在2016年9月19日做過深度報道。
楊振寧驚擾了
中國的大對撞機之夢
本刊記者/錢煒
本文首發總第772期《中國新聞週刊》
許多年以後，不論大對撞機有沒有建成，王貽芳都會想起他的前輩：王淦昌、張文裕、唐孝威……對於中國粒子物理學家來説，他們的命運似乎總是相似的——畢生願望就是能夠進行世界級的研究，但卻受制於實驗基礎設施的匱乏。只是這一次，王貽芳比他的前輩們離目標更為接近，他和他的團隊還在努力一搏，希望改寫歷史的走向。
但與前輩們有所不同的是，王淦昌與張文裕是要在理論的框架內完成拼圖，而王貽芳此刻面對的，是高能物理不確定的未來——一張新的、尚未開啓的拼圖。而這，正是引發今天這場大討論的根源。
在親歷了美國超導超級對撞機（SSC）的黯淡與歐洲大型強子對撞機（LHC）的輝煌之後，韓濤面對今天外界對中國籌建大對撞機的質疑聲，不免有些心急。在越洋電話裏，他連珠炮似的大段解釋讓記者都插不上話。
韓濤是美國匹茲堡大學粒子物理-天體物理-宇宙學中心主任，也是清華大學講席教授，很早就參與了中國大對撞機的研討。他毫不諱言地表示，自己是有“偏見”的。實際上，韓濤1990年博士畢業時的論文題目就是《超級對撞機中希格斯粒子的研究》，隨後參與SSC的研究，因SSC被取消，又轉而參與LHC的物理研究。“國際上各種大型對撞機的討論我都參與過，作為一名長期研究對撞機物理的科學家，我覺得自己有資格對此事發言。”
如果不是楊振寧隔空反駁菲爾茲獎得主、哈佛大學教授丘成桐的一篇文章，遠在大洋彼岸的韓濤也許還在埋頭於理論計算。近日，這位94歲高齡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公開發表了《中國今天不宜興建超大對撞機》一文，將此前一直侷限於物理學界之內的小範圍爭論，引入公眾視野。
從萬里長城到巨型對撞機
中國粒子物理學家們對於建造超大對撞機的熱情與渴望，可以追溯到上世紀70年代他們的前輩身上。1973年，中科院高能所剛剛成立，第一任所長張文裕在上任伊始就提出，要建一台世界上最強大的質子加速器。在科學家們的多方努力及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的支持下，這個項目曾一度上馬，但因種種原因而被放棄，最終改為建一台能量較低的設備，就是如今已經成功運行多年的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BEPC）。
為何對撞機總令粒子物理學家們魂牽夢縈？
這需要從科學上進行解釋。對撞機的原理是通過產生高能量的粒子，對另一個粒子進行轟擊，轟擊可能產生出新的粒子，也可能會造成兩者的相互作用，相互作用後的次級粒子會和探測器物質發生反應。這樣人們就可以瞭解作用後的粒子狀態，再將它與之前的粒子狀態進行比較，就可以倒推出新粒子的性質。
此外，對撞機還可以在微觀尺度上模擬宇宙大爆炸後的宇宙初期形態，幫助科學家研究宇宙起源、暗物質和反物質的性質、引力的本質和宇宙的維度等重要物理問題。簡單地説，通過不斷提升能量和撞擊次數，能夠發現更多的新粒子或者粒子的新性質。
上海交通大學鴻文講席教授、中國錦屏Pandax暗物質探測項目負責人季向東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解釋説，
雖然也有一些低能量的手段來研究粒子，但擁有高能量的加速器與對撞機，是粒子物理學家們更主要的研究手段。
因此，高能物理與粒子物理是兩個可以劃約等號的概念，高能是手段，粒子是目標。
楊振寧所説的超大對撞機，指的是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王貽芳院士領銜籌劃的對撞機計劃。王貽芳領導的大亞灣中微子實驗曾斬獲過頂級國際大獎——基礎物理突破獎。作為國內高能物理界的領軍人物之一，他不能不考慮：世界上最大的對撞機LHC將於2035年關機，在LHC之後，還有這麼多至關重要的科學問題，是否需要投入巨資再造一台更龐大且昂貴的繼任者？在中國，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也將大約再運行8 ～ 10年。下一步的發展目標是什麼？
僅僅在LHC發現希格斯粒子的兩個月後即2012年9月，王貽芳在一次討論會上提出了一個設想：在50 ～ 100米深處的地下，建造一條至少50千米、最好100千米的環形隧道，第一步安裝的是正負電子對撞機（CEPC），隨後置入的是質子對撞機（SPPC）。這一計劃的亮點是，兩套裝置分享一條隧道。SPPC建成以後，對撞能量將達到LHC的7倍以上，成為世界新的最大對撞機。
這個建議一提出，就得到了與會者的一致贊同。兩個月後，在美國費米實驗室舉行的國際會議上，該方案也引起國際同行的極大興趣。2013年，高能所聯合國內19所大學與研究機構的120多名物理學家成立了一個正式的CEPC—SPPC工作組，以縝密地調研這一方案的可行性。數月後，以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理論物理學家尼瑪·阿卡尼-哈梅德為主任的未來高能物理中心在北京成立，旨在幫助建立大對撞機所需的物理案例。大家都認為，無論這一設備最終在地球上的何處建造，這種研究都是值得的。
這個大科學項目的吸引力與里程碑式意義，從丘成桐2015年出版的英文著作《從萬里長城到巨型對撞機：中國探索宇宙最深層奧秘的前景》就能看出。該書的中文版也很快就在國內發售。為一個尚未正式上馬的項目而作書立傳，而且作者是一位負有國際聲望的數學家，這是中國過去那些大科學項目從來沒有享受過的待遇。這本獲2016年美國PROSE獎的科普著作，詳細介紹了項目的科學依據以及截至該書出版前的進展情況。
丘成桐在書中坦承，他在積極推進這一項目。為此，他在北京支持了由一些世界頂尖物理學家參與的論壇，幫忙將關於此對撞機的一封信遞交給了一位中國政府最高級別的領導人。這個任務並不像聽上去那麼容易，因為他需要事先與中組部部長、科技部部長與科協主席商榷……
目前，整個項目還處於預研階段，來自9個國家57個研究所的300多位研科學家已經於2015年3月完成了初步概念設計報告。與此同時，科學家們在參觀勘測了不下14個地點後，初步選定北京以東300千米處的港口城市與度假勝地秦皇島附近區域作為大對撞機的候選建設地點。該區域地下花崗岩層埋深淺，為建造隧道提供了最節省成本的選項。而地動測量又顯示該岩石層足夠穩定，其他備選地址的地殼運動要比這裏強10 ～ 100倍。如果物理學家要達到必要的測量精度，隧道就不能有可覺察的移動。該項目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積極響應。
（楊振寧 圖/中新）
(王怡芳 攝影/本刊記者 甄宏戈)
(丘成桐 攝影/本刊記者 劉震)
大對撞機能“撞”出什麼
超高能量與超高成本，使這個項目的設想甫一提出，就招致各種議論。《華爾街日報》曾發文表示，這是中國科學的大躍進。國外甚至還有人説，中國的巨型對撞機將製造出黑洞，引發地球滅亡。
最有力的質疑是科學上的。楊振寧在不久前公開發表在《知識分子》微信公眾號的那封公開信中就表示，
如今，高能物理面臨着兩大問題，一是想深入瞭解剩下的第四種基本力量——引力，還有很大困難；
二是還沒有能瞭解如何統一力量與質量。
有些高能物理學家希望用超大對撞機發現“超對稱粒子”，從而為人類指出解決此二問題的方向。“但是找超對稱粒子已經有很多年了，完全落空。今天希望用超大對撞機來找到超對稱粒子，只是部分人的一個猜想。多數物理學家，包括我在內，認為超對稱粒子的存在只是一個猜想，沒有任何實驗根據，希望用極大對撞機發現此猜想中的粒子更只是猜想加猜想。”
這段話需要加很多註釋普通人才能看得懂。1960 ～ 1970年代，理論物理學的泰斗、諾獎得主温伯格與薩拉姆、拉格肖提出了粒子物理的“標準模型”，這是一個描述物質世界的基本構成（基本粒子）及其相互作用的理論，把基本粒子分為夸克、輕子與玻色子三大類別，共62種，其中夸克與輕子又統稱為費米子。標準模型預言的希格斯粒子是玻色子的一種，與之相關的希格斯機制為基本粒子的質量起源提供了動力學[來自wwW.lw5u.coM]解釋，因此，是整個標準模型的基石之一。假如希格斯粒子不存在，那將成為標準模型的重大缺陷。
2012 年7月4日，LHC在首次實現質子對撞3年後，終於發現了人們期待已久的希格斯粒子。這是人類認識物質世界的一個里程碑。作為標準模型的頂峯，它為實驗與理論幾十年來的進展畫上了句號，物理學家們用了幾乎一個世紀完成了一幅偉大拼圖。
但與此同時，一個超出標準模型的新時代開始了。這是因為，標準模型並非終極理論，它並未預言希格斯粒子和其他基本粒子的質量數值。它也不能解釋暗物質或暗能量，而這二者組成了宇宙的95％。此外，標準模型與引力理論也不相容。挖掘標準模型背後的物理規律（又被稱為新物理），探索超越標準模型的新粒子與新相互作用，是當今粒子物理實驗研究的最前沿。很多科學家都相信，希格斯粒子就是通向未知新物理的橋樑，它不僅能提供很多具體問題的答案，還能指出通向更普遍理論的道路。
CEPC工作組機構委員會主席、清華大學高能物理研究中心主任高原寧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在舊拼圖已經拼完、高能物理走到瓶頸的今天，研究希格斯粒子的性質，是高能物理發展中無法繞過的一環。“它是上一幅拼圖中的最後一塊，但你需要看看，把它拼上去後是真的嚴絲合縫，還是並不完全吻合有些出入，從中我們可以發現下一塊拼圖的蛛絲馬跡。”
而發現希格斯粒子的LHC並不能完成這一任務。LHC是質子對撞機，它的對撞過程會產生非常多的本底，希格斯粒子事例混雜着大量無用“噪音”，如[來自www.LW5u.coM]果採用正負電子對撞機，則本底非常低，能產生大量乾淨的希格斯粒子，因此這一裝置被叫做希格斯工廠（CEPC也因此常常被人們直接喚作希格斯工廠）。
對此，季向東做了個形象的比喻，
強子對撞機的“環境”是非常“髒”的
，而正負電子對撞機的“環境”是非常“乾淨”的，“髒”的環境很難把精度做得很高，而在一個“乾淨”的環境裏可以進行高精度的測量，同時這也是間接發現新粒子的手段。
季向東説，高能物理界有一個常識：強子對撞機的功能主要是尋找新的粒子，而正負電子對撞機是研究粒子的詳細性質。“我們物理學家是要弄懂世界的，發現新粒子只是認識的第一步，後續的研究也許不能獲諾獎，但科學研究的價值絕不能也不應該僅用諾獎來衡量。”
季向東並沒有參與大對撞機的研究工作，他説自己作為一名非利益相關者和懂行的人，贊成王貽芳的計劃。高能物理有3個發展前沿：能量前沿，如LHC就歸此領域；亮度前沿，即更大的統計量，更精確地測量，CEPC就屬於這類；第三叫宇宙前沿，就是粒子宇宙學，與暗物質暗能量相關，他的研究屬於此類。“這是高能物理的三條腿，砍掉其中任何一個都不能發展。”他強調説。
由此可見，
中國大對撞機在其第一階段即CEPC，有着明確、可實現的科學目標，且正是朝着楊振寧提出來的問題這個方向去努力。
韓濤就表示，用於研究希格斯粒子性質的新一代大型對撞機，國際高能物理界是會建造的，即使中國不建，其他國家也會建。重要的是，我們只有一個窗口時間不長的機會：美國主要由於政策上的原因尚未認真考慮此事；歐洲核子中心（CERN）正忙於全力運行目前世界上僅有的大型強子對撞機（LHC），10年內騰不出手來。因此，這是中國高能物理趕超世界的絕好機遇。
王孟源畢業於台灣清華大學，後在美國哈佛大學獲得物理學博士，雖然他如今已經轉行做了金融，但卻是大對撞機堅定的反對者。王孟源質疑SPPC的科學目標並不清晰。楊振寧的質疑，也更多地與第二階段的SPPC有關。他的懷疑並非空穴來風，這實際上牽涉到一個非常宏大的命題：粒子物理，或者説基礎理論物理學的未來在哪裏。而這，正是SPPC試圖解決的問題，因為大型質子對撞機就是致力於尋找超出標準模型的新粒子與新物理現象。
為解決標準模型裏無法解釋的問題，理論物理學家們過去提出了“超對稱理論”，這得到了物理學界普遍的認可。有人曾説：“對於我們這一代人，超對稱理論就是標準的教科書式答案。即便它還沒有被實驗證明，所有人都相信它的存在。”
然而，幾十年來，儘管科學家們建造的對撞機能量越來越高，人們卻一直一無所獲。目前世界上最強大的質子對撞機LHC運行至今，除了發現了希格斯粒子，就沒有再發現任何新東西。因此，超對稱理論開始受到懷疑。一些人如阿卡尼-哈梅德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釋或新的理論。然而，無論是要驗證超對稱還是尋找別的新物理，這都需要更大的對撞機。
但楊振寧認為，由於成本太高，建更大的加速器並不可行，他認為，尋找新的加速器原理與美妙的幾何結構才是高能物理界應該做的事情。在物理界，他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美國華盛頓大學的物理學家喬納森·卡茨（Jonathan Katz）在給《華爾街日報》編輯的一封公開信中，就將粒子物理斥為“停滯不前的”“瀕臨死亡的”學科，並稱“發展超越現有粒子加速器的新型加速器受到了技術難題及經濟困難等因素的阻礙”。
他還指出：物理學的未來在於原子物理及凝聚態物理學。在這些領域，只需要數十萬而非數百億美元的預算，建立在光學平台上的精密實驗研究系統就有可能幫助人們進一步深入理解包括對量子力學基本原理在內的基本物理概念，並能在諸如量子計算領域取得紮實的技術突破。
最後，這位研究天體物理學、軟物質與氣候的教授用充滿革命色彩的語言總結道：“
現在這個‘偉大的科學大躍進’也有可能餓死科學進步。
讓實驗室裏百花齊放，開滿世界！”
“原子物理和凝聚態物理的成果的確令人着迷，但這顯然不能成為反對探索更深層次規律的理由。”高原寧回應説，“這如同登山時遇到險坡，不能看到眼前山花爛漫就停下攀登的腳步。”
《中國新聞週刊》就《中國今天不宜興建大對撞機》一文的發表緣由詢問楊振寧，他在電郵中僅用一句話作了解釋，“我看了丘教授的文章，所以作了回應。”對於進一步的科學問題，楊振寧沒有再做解釋。楊所指的文章，是2016年8月29日發表的《丘成桐:關於中國建設高能對撞機的幾點意見並回答媒體的問題》一文。
為回應楊振寧，丘成桐在回覆《中國新聞週刊》的郵件中寫道：“在判斷希格斯粒子研究的科學價值時，還是要聽在高能物理前沿實際從事研究工作的專家的意見。建立CEPC 可以對希格斯粒子進行精確的測量，希望找到新的物理線索，這些線索又可以指導SPPC 如何找到新的物理現象。SPPC 要探索更高的新能區，兩者先後順序不同，相互補充，而又相互獨立。事實上，即使SPPC 不建，CEPC 的科學意義也值得我們去建立，絕對不是浪費。假如因為人為原因而不去找尋我們有能力找得到的真理，中國確實會喪失一個千載一時的機會。”
丘成桐還説，“我從來沒有説過對撞機要驗證我自己的研究理論，事實上，雖然我的很多工作跟物理很接近，也對理論物理做了不少貢獻，哈佛大學物理系也因此聘請我做他們的教授，但我沒有去研究建立物理模型的學問，所以當有記者硬説我要驗證自己的學説時，我有點啼笑皆非。”
丘成桐表示，他們做的很多理論，
無論是數學的，或是物理的，假如它們距離大自然的現象太遠，這些理論都會變得不重要。
所以他一直注意實驗物理的進展。
為證明自己的觀點，他回憶説，楊先生著名的規範場理論，本來是楊先生和他的合作伙伴米爾斯在古典的物理意義下來討論的，當時提出來，就受到泡利的質疑！有差不多二十年光景，在實驗室中看不到它的物理意義。幸好在70年代初期，歐美幾個名家將它成功地量子化，因此可以用來描述實驗室中得出來的粒子現象，沒有量子化，就無從得知本來的楊-米爾斯理論的重要性。所以，沒有實驗驗證的物理學很難成長！因此楊先生反對大型對撞機，對所有高能物理學家來説，都是很覺得驚訝的！
丘成桐表示，“我們當然都希望大型對撞機會找到超對稱粒子。假如超對稱被證實存在的話，很多高能物理學家都認為，這個發現會是21世紀科學上最大的成就。我們希望它在中國的土壤上被首先找到！這個成就絕對可以媲美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
不過，季向東認為，即使沒有發現超對稱粒子也很正常。不論是超對稱還是弦理論，終歸都是猜想，很可能最終實驗出來的結果與理論相去甚遠，但這就是科學——它是未知的，誰也不能保證能發現什麼。但如果我們不去做，就永遠不知道會發現什麼。實際上，早在2012年，温伯格就已指出，LHC最令人激動的發現將是某種出乎意料的東西，但無論如何，很難看出它將帶人們一路走到包含引力的終極理論。所以在今後10年，物理學家很可能會去向他們的政府尋求支持，以建造他們所需的更強大的新加速器。“不建造新加速器，基礎物理學仍然有事可做。但是我不相信，在不推進能量前沿的條件下，我們還能產生任何顯著進步。”然而，温伯格又不無失望地説：“在未來10年，我們也許將看到探索自然規律的步伐漸行漸止，且在我們有生之年重啓無望。”
科學或錢的問題
温伯格的失望，源自他在SSC項目上的失意。
究其根本，是錢的問題。
加速器的高昂成本，決定了高能物理研究一直就是非常燒錢的。早在1987年，在温伯格的主導下，美國的高能物理學家們就尋求建造一台世界上最強大的質子對撞機，它最初的預算是30億美元，後來迅速增至110億美元。天價的成本在國會引起了普遍的反對。項目於1993年被迫終止。彼時，工程進度才完成20％，就已經花掉了20億美元。
當SSC被取消時，全球高能物理學界並未失去一切，因為歐洲的LHC仍在按計劃推進中。這台有史以來最強大的粒子加速器，探測器大如教堂，其環形隧道長達27千米，深埋於日內瓦郊外地表以下約100米的岩層中。它的身價也只比SSC便宜那麼一丁點兒——花了80億美元。
如果一切順利，中國的CEPC將於2021年開建，2028年開始運行。SPPC將於2035年開始實際建造，至2042年完工。整個工程花費不菲，CEPC將耗資400億人民幣，SPPC造價在1000億以內。考慮到這是一個國際合作項目，中國將要掏的錢分別是300億和700億人民幣。王貽芳向《中國新聞週刊》確認，
如果立項，這應該是中國基礎研究領域投資最大的項目。
天價數字，招致了外界最猛烈的反對。對該項目經濟可行性的質疑，甚至強過了科學本身的討論。王孟源最近再次撰文説，CEPC要花400億人民幣（即60億美元）來研究希格斯完全沒必要。因為日本也即將建造ILC（國際線性對撞機）來做同樣的研究，它的性能和CEPC完全相當，且價錢更低，目前預算是50億美元，且會比CEPC早好幾年運行。CEPC的任何發現，都必然會早已被ILC發表過了，因此CEPC的科學價值絕對是零。
相比高能物理學家們充滿術語晦澀難懂的文章，王孟源的行文淺顯易懂，贏得了很多網民的點贊與支持。對此，高原寧説，這絕對是謬誤。日本的ILC雖然起步比CEPC早，已籌劃多年，但至今也沒有得到政府的批准正式立項，而且，直線加速器由於技術上更為先進，做起來更難，“成本絕對比CEPC只高不低”。也正是由於ILC停滯不前，才是中國大對撞機起步的最佳時機。他還強調，CEPC的建設，還將輻射到中國相關製造行業。因為他們的目標是項目零部件的國產化率達到90％以上，最好是95％。
據高原寧透露，科技部已經批准了3600萬元人民幣用於CEPC的前期預研。但遺憾的是，2016年6月，僅以一票只差，CEPC預研所需的8個億的經費申請被髮改委駁回。即使最終連CEPC都沒有建成，高原寧説，他們的預研也依然是有價值的。技術具有通用性，將來在其他項目上也會用到，因此，預研是一次很好的技術儲備。
高原寧目前還無法預料這場公共討論對項目申請的影響，但他覺得，這樣的討論也並不是什麼壞事，爭論本身也是對公眾的科普過程。不過，令他感到遺憾的是，很多人包括一些同行，往往連事情的真相都尚不瞭解就急於發難，“感覺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台自己的對撞機，大家討論的都不是一回事。我們本來希望在科學界先進行細緻論證，然後將正反兩方面的意見系統全面地交給公眾。”
對此，清華大學科技哲學教授劉兵評價説，
大科學項目經費巨大，花的都是納税人的錢，本應該接受公眾的質疑。
中國這樣的討論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這是一種進步。然而，這次討論的質量還不夠高，討論也不夠規範。
早在1940年代，中國物理學家王淦昌就在顛沛流離之中預言了中微子的存在，但因戰亂根本不具備做實驗的條件而與諾獎失之交臂。到了1970年代末，中科院高能所的唐孝威院士曾計劃與日本的小柴昌俊合作研究中微子振盪，但因中方有關部門未批准而作罷，後來，小柴昌俊繼續研究，後來憑此摘走諾獎。
有關加速器的爭論則一直在持續。早在1970年代，楊振寧就反對中國建大型加速器。儘管同為諾獎得主的李政道也對此事不熱衷，但他卻建議，可以改建一台較小的正負電子對撞機。1980年，國內加速器建設陷於停滯狀態。在當年的廣州粒子物理理論討論會上，李政道牽頭擬就了一封聯名信，呼籲中國政府繼續支持建設高能加速器。楊振寧沒有在信上簽名，並在會後給所有參會的科學家寫了一封信，公開反對建大型加速器。因此，後來BEPC的建成，與李政道的積極推動密不可分。
這一次，楊振寧再次站在了反對者的立場上。他的第一點理由甚至與當年如出一轍：目前中國仍然只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均GDP還少於巴西、墨西哥或馬來西亞，還有數億農民與農民工，還有亟待解決的環保問題、教育問題、醫藥健康問題等等。建造超大對撞機，費用奇大，對解決這些燃眉問題不利，目前不宜考慮。
對此，王貽芳在公開回應楊振寧的文章裏作了回答，但他的同行及前輩温伯格在遭遇同樣挑戰時的思考或許更加透徹但也更加悲觀——大科學要尋求政府資助，其競爭對象不只包括載人航天器或其他實實在在的科學項目，還包括許多我們需要政府去做的事情。我們對教育的投入還無法吸引最好的大學畢業生去做教師；我們的旅客正排着長隊；與歐洲和東亞相比，我們的互聯網服務正日漸落後……我們最好不要為了保衞科學而去攻擊政府在其他需求領域的花費。我們註定失敗。
作為王貽芳的同行，季向東絲毫不擔心自己的科研經費將來會被大對撞機這樣的大項目所擠壓。他覺得，中國還在發展，將來只會有越來越多的經費投入到科學領域。某種意義上，科學是在物理學與天文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物理學是科學的基石，高能物理又是物理學裏最深奧、最迷人的部分。它與化學、生物醫學等其他有實際應用的自然學科不同，代表着人類對知識的渴望，包含着人類的精神追求。從這個角度來講，現在，人們考慮眼前太多了，而大對撞機是物理學的未來藍圖。
（實習生肖超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