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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需要立足行業“草根化”的特點，從實際出發健全直播行業相關規章制度，落實平台監管的主體責任，多管齊下為直播行業“除草”。
近日，國家網信辦會同相關部門對31家主要網絡直播平台的內容和生態進行了全面巡查，其中10家網絡直播平台因為存在傳播低俗內容等問題被約談。然而，有記者經調查發現，包括被約談平台在內的一些直播網站，低俗涉黃等問題依然存在。
直播行業的快速發展是傳統經濟順應雲時代轉型升級的重要表現，它不僅讓傳統產業突破了消費者之間的客觀界限，更是成為了普通民眾分享生活的重要渠道。
為什麼網絡直播違規的情況在諸多文件出台之後還依然頻頻出現呢？
直播行業亂象頻發，平台監管失位難辭其咎。作為平台應當為其所展現的內容進行有效監管，並且對羣眾的意見，比如舉報內容給予及時的反饋，並進行即時整改。然而，從記者調查情況來看，一系列投訴都沒有得到有效解決，涉事主播依然沒有受到任何實質性的影響。
這其中，不得不説平台本身有苦衷。這些社交平台雖然已經具有了成熟的數據技術，然而針對直播還依然無法做到及時取證，存在着很多的灰色地帶，即便是在接收到投訴之後，往往因為缺少證據而無法進行相應的處罰。不過，正因如此，應當對羣眾的聲音給予足夠的重視，提高羣眾監督的積極性，也能根據這些充分的證據及時進行處罰。
當然，為直播行業“除草”，除了平台治理以外，相關制度約束也至關重要。當前社會上有些聲音倡導應當採取提高直播門檻的辦法，來從源頭提升直播質量，筆者認為這種做法有失偏頗。
直播是一個全民發聲的渠道，每一個人都有權利分享自己的生活和感悟，它本身就具有草根屬性。再加上我們倡導全民創業，通過直播來合法獲利是值得鼓勵的事情，並不能因個別亂象實行一刀切。
從可行性角度考慮，我們的制度建設還需要從平台入手。其一，直播種類繁多，樣式複雜，為制度設計增加了許多困難，我們不妨轉變制度理念，從設置規範變為設置禁區。參照外資准入負面清單的設置邏輯，可以將涉黃、涉賭等直播場景設定為決不可觸及的雷區，明確違法違規行為的邊界。
其二，既然設定了禁區，那麼就必須有相應的懲罰措施，應當讓平台真正成為利益相關者。
中國消費者協會專家委員會邱寶昌指出，銷售淫穢物品輕者是治安處罰，嚴重的可以追究刑事責任。如果將這些直播音視頻看作是商品，那麼平台就是銷售方，從這個角度來看，平台有責任、有義務承擔因主播不規範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所產生的後果。
因而，需要加大在直播違規中對於平台的處罰力度，將原本的“應當”“應該”這一類規範化的監管變為強制性、懲戒性的監管，包括剝奪平台資格、強制繳納罰金等方式，要讓平台投鼠忌器，迫使他們加大對於直播質量的審查力度。
直播行業從一個“好孩子”變成“熊孩子”需要提防，而這與疏於管理以及管理方式不當有很大關係，未來需要立足行業“草根化”的特點，從實際出發健全直播行業相關規章制度，落實平台監管的主體責任，多管齊下為直播行業“除草”，幫助直播行業實現健康發展。
□盤和林（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