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1971年4月10日，美國乒乓球代表團和一小批美國新聞記者抵達北京，成為自1949年以來第一批獲准進入中國境內的美國人。
中美兩國乒乓球隊的友好往來，推動了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進程，被譽為“小球推動大球”。
1971年4月13日，中華全國體育總會舉行歡迎儀式，歡迎前來中國進行訪問的美國乒乓球代表團，中美兩國乒乓球運動員在北京首都體育館進行了友誼比賽。圖|新華社
這樁改變中美關係乃至世界格局的大事件，還原到一個個具體的參與者身上，又有什麼故事呢？
1 僵局
1971年1月下旬的時候，住在北京飯店的後藤鉀二有點急了。
後藤鉀二是日本乒乓球協會的會長，本來也是亞洲乒乓球聯合會的會長，但因為支持中國申請加入亞乒聯、取消台灣會員資格未果，剛剛憤然辭職。此時的他，已經在北京待了好幾天了，但一直沒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覆。
1966年8月24日，日本乒乓球協會代理會長後藤鉀二率領日本男女乒乓球代表隊抵達北京，參加北京國際乒乓球邀請賽，他們一行在北京機場受到這次邀請賽組織委員會主席、中國乒乓球協會主席陳先以及中國乒乓球運動員的歡迎。圖|新華社
後藤鉀二是作為“特使”專程趕到北京的，目的只有一個：邀請中國派出代表團，參加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
當時，作為世界乒壇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中國乒乓球代表團已經缺席了兩屆世界錦標賽。而第31屆世乒賽就在日本舉辦，組委會非常希望能邀請中國派代表團參加。
後藤鉀二來中國，其實也是頂着不小壓力的。彼時，中日邦交尚未正常化，他的中國之行，受到了日本右翼勢力的阻撓，甚至還有威脅和恐嚇。但他還是克服了種種阻力，帶着當時的日中文化交流協會代表村岡平和日本乒協理事森武等人來到了中國。
到了北京後，後藤鉀二提出了自己的請求，並給出了一份草案，希望雙方能出一個“會談紀要”。但中方在詳細研究後給予他的回覆卻讓他有點懵了。
中方提出，出“會談紀要”可以，但必須滿足兩個條件：第一，將“中日關係政治三原則”放在紀要的第一條；第二，必須再加一句，“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是中國的神聖領土”。
這就讓後藤鉀二進退兩難了。
所謂“中日關係政治三原則”，是1958年7月周恩來在會見日本社會黨代表團時提出的，三點內容其實也很簡單：
一是不執行敵視中國的政策；二是不參加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三是不阻撓中日兩國正常關係的恢復。
為了體現出自己的誠意，後藤鉀二到中國後主動提出，可以把遵守“中日關係政治三原則”放在“會談紀要”的第二條。但是，中國方面提出要放到第一條，並且要加上那句話，他感到無能為力：我只是一個日本民間搞乒乓球的代表，我有什麼權力決定這些東西呢？
後藤鉀二堅持不肯這樣寫，而中方人員堅持必須寫，談判就此陷入僵局。
眼看時間就將進入2月，而第31屆世乒賽即將在3月底舉行，後藤鉀二感到希望渺茫，準備收拾行李回國。
然而，就在1月30日，後藤鉀二得到了中方通知：第一，不再堅持當初要求添加的條款；第二，中國將派出代表團參加第31屆世乒賽，並堅決支持後藤先生辦好這屆世乒賽。
後藤鉀二後來才知道，中方態度的突然轉變，主要是因為一個人。
2 爭論
1971年1月29日午夜，周恩來緊急召開了一次協調會。
參會的有外交部的，有國家體委的，也有對外友好協會的，周恩來開門見山：凡事要看實質，不要搞形式上的爭論。
周恩來明確指出，既然後藤鉀二已經同意把“中日關係政治三原則”放入紀要，為何還一定要他寫上“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呢？最後，周恩來似乎發了點小火：他又不是日本外相，你們對這樣的朋友要求太過分了。
周恩來的眼光，確實要比很多人長遠一些。
但是，就在周恩來做出同意中國代表團出征的決定之後，變幻莫測的國際局勢又給中國出了一個難題：1971年3月上旬，柬埔寨首相兼國防大臣朗諾將軍和副首相施裏瑪達殿下，趁柬埔寨最高領導人西哈努克親王訪問蘇聯之際，發動了軍事政變。
當時西哈努克親王正在北京逗留，中國政府立刻表態支持西哈努克政權。不過，西哈努克的流亡政府隨即提出，希望中國和朝鮮能夠更有力地表達支持——比如放棄參加第31屆世乒賽，因為有朗諾集團的運動員參加。
周恩來決定先聽取中國乒乓球代表團的意見。
在那場連夜召開的討論會上，乒乓球代表團也有兩種意見：一方認為政治最大，不能去；而另一方認為，既然答應了日本，就要守信，且參賽對中國的乒乓球運動、對整個國家也有利。還有人提出：要去，但不比賽，去現場開展鬥爭。
周恩來當時在人民大會堂一直等到凌晨3點，直到聽到乒乓球代表團的意見總結匯報後，他拍了板：遵守諾言，參加比賽！同時，他也做出了指示：如果碰到朗諾集團的選手，我們就棄權。
心思縝密的周恩來隨即親自動筆，熬了個通宵，寫了一份邏輯清晰的情況報告，請示了毛澤東。
毛澤東看完後，在報告上寫下了批示：“照辦。我隊應去。並準備死幾個人（注：當時日本右翼宣稱將要暗殺中國代表團）。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中國乒乓球隊，就此出征名古屋。
3 意外
1971年3月21日晚，東京羽田機場，中國乒乓球代表團秘書長宋中震驚了。
中國乒乓球代表團剛下飛機，就受到了日本方面的熱烈歡迎，光是趕到機場的日本各界代表就超過了2000人。很多日本人手執中日兩國國旗、歡迎標語和鮮花，將機場大廳擠得水泄不通。
1971年4月29日，中國乒乓球運動員離開東京前夕，為東京工人、青年和各界友好人士舉行專場表演賽，並同日本乒乓球運動員進行了表演賽。圖為莊則棟和長谷川信彥進行表演賽時，日本運動員伊藤繁雄當裁判，河野滿當記分員。圖|新華社
宋中後來才知道，因為中國代表團的參賽，名古屋世乒賽的規格一下子升級了，這不僅僅是因為中國乒乓球在世界處於一流水平，更是因為這是“文革”以來，中國第一次向日本派出大規模的代表團。
第31屆世乒賽如期開幕，闊別世界舞台已久的中國乒乓球代表團如猛虎下山，給整個世界乒壇重新注入一股“中國旋風”，一舉拿下了男團、女單、女雙、混雙的冠軍。
在男單比賽中，連續三屆世錦賽冠軍莊則棟在第二輪遭遇了朗諾集團的選手柯武，按照賽前制定的策略，莊則棟選擇棄權，對手不戰而勝。雖然莊則棟當時已經過了巔峯時期，但依舊是中國男隊的一號主力，他的棄權對最後中國男隊丟掉男單金牌應該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但是，與賽場內的拼殺相比，宋中對一些場外細節更加留意。
在世乒賽舉行期間，國際乒聯曾專門舉行過會議。在這場會議上，宋中公開表示朗諾集團是“美帝國主義扶植的傀儡”。但宋中發現，一起參會的美國乒乓球代表團團長斯廷霍文並不在意，反而在會後主動找宋中寒暄。
讓宋中更意外的是，斯廷霍文的寒暄內容不僅僅有“中國運動員乒乓球打得很好”這類客套之辭，還有一句頗有所指的“玩笑話”：“聽説你們邀請了五個國家的球隊到你們國家去訪問，不知什麼時候會邀請我們？”
在這屆世乒賽上，中國代表團確實向英國、澳大利亞、哥倫比亞、加拿大和尼日利亞五個國家的代表團發出了訪問邀請。
因為這句話，宋中立刻想起了在世乒賽舉行前不久，美國乒乓球協會駐國際乒聯代表拉福德·哈里森對他説的話：“美國的年輕隊員們真的想訪問中國……尼克松總統已經取消了美國公民去中國旅遊的禁令。如果你們給我們簽證，我們可以在任何時間去中國訪問。”
當天晚上，中國代表團就成立了以團長趙正洪、秘書長宋中組成的七人臨時黨委，專門討論斯廷霍文的這句話到底有沒有“弦外之音”，討論的結果是，立刻向國內報告。
而就在向國內報告和聽取指示的過程中，意料之外的事情又發生了。
4 友好
1971年4月4日下午，在中國代表團的班車上，莊則棟一下子懵了。
當時，中國隊的球員都已經上了班車，司機正準備開動，忽然車門一開，上來了一個黃頭髮、藍眼睛的外國運動員。那個運動員一上車，發現整車都是黑頭髮、黃皮膚的中國運動員，自己也愣住了，忙想轉身下車，但這時候，班車已經開動了。
這名明顯上錯車的外國運動員只能面朝車門站立，而他這一轉身，運動服背後的國家字母也露了出來：U.S.A.。
一個美國運動員，莫名其妙上了中國隊的班車。
美國運動員面朝車門，一動也不敢動。中國隊的所有隊員也面面相覷，也沒人敢搭腔。
整整10分鐘，車廂內一片寂靜，沒有人説話。
整個班車行程一共大約15分鐘，還有5分鐘就抵達目的地了。這時候，莊則棟在隊友驚異的目光中，走向了那位美國運動員。當時有隊友輕輕拉他的衣服：“小莊，別去，別理他，別惹事。”
莊則棟的回答是：“沒事，他也就是個運動員。”
莊則棟拉着翻譯走到了那位美國運動員面前，先是自我介紹，然後知道了美國運動員的名字叫科恩。科恩自然認識三屆世錦賽冠軍莊則棟，情緒一下子變得很激動。
莊則棟不光上去打了招呼，還從包裏拿出一段一米多長的杭州織錦，作為禮物送給了科恩。
按照莊則棟後來自己的回憶，他當時這麼做是出於兩個理由。
一是他覺得中國是禮儀之邦，“不能把人家晾在那裏”。二是他想起不久前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美國老朋友斯諾説的話：“我們要寄大希望於美國人民。”
班車到站，一直跟蹤中國隊每一個行程的日本媒體記者驚異地發現：一箇中國運動員居然和一個美國運動員微笑着站在一起。
這無疑是一條爆炸性的新聞。
第二天，日本各大報刊的醒目位置，都刊登了這條新聞。
而此時，中國代表團內部卻陷入了分歧：莊則棟這樣的行為是不是違反了外事紀律？是不是要回國聽候處分？
與此同時，美國代表團在接到了科恩的彙報後，由代表團的副領隊哈里森向中國代表團提出了正式請求：“美國乒乓球隊希望能訪問中國。”
要不要邀請美國隊？這種“天大的事”不是代表團能決定的。
一紙報告，很快就放到了中南海一個人的案前。
5 決定
美國乒乓球隊提出希望訪華的請求，在中南海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當時外交部和國家體委的建議是，時機尚不成熟。理由是美國一直在“台灣問題”上沒有表現出誠意，並且還在侵略越南、老撾和柬埔寨，威脅中國安全。
從訪問方式上來看，應該是美國先派高級官員前來，而不是派一個乒乓球隊。
周恩來在外交部和國家體委的報告上做了圈閲，遞交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在壓了三天之後，最終在4月6日晚上也做了圈閲——拒絕美國乒乓球隊訪華。
文件送走後，已經是晚上11點多。毛澤東在吃了安眠藥後，讓他的保健護士長吳旭君為他讀“大參考”（供中央高層閲讀的“參考資料”）。毛澤東本來已經昏昏欲睡，但在聽到外電對莊則棟與科恩在班車上互動的評價時，他突然説起話來。
吳旭君聽了一會兒，才聽出大意：“打電話……美國隊……訪華！”
當時毛澤東自己規定：吃安眠藥後講的話不算數。吳旭君知道毛澤東剛剛還圈閲了不邀請美國隊訪華的報告，所以她不敢動。
看吳旭君沒動靜，毛澤東的語氣有些生氣：“小吳，你怎麼還不去辦？”
吳旭君表示自己沒聽清。毛澤東又一字一句、斷斷續續地説了一遍。聽清楚了之後，吳旭君還是不放心，再追問了一句：“主席，您吃過安眠藥後説的話算不算數？”
毛澤東急了，一揮手，説：“算！趕快辦，來不及了！”
6 訪華
1971年4月10日上午，深圳羅湖口岸，格倫·科恩興奮地四處眺望。
中國代表團邀請訪華的通知在4月7日傳到了美國隊那裏，全隊上下一片沸騰。當時團長不在，副團長哈里森立刻致電美國駐日本大使館，告知受邀消息，並要求把護照上會引起糾紛的“大陸中國”字樣消掉。
1971年4月13日，中美兩國乒乓球運動員友誼比賽間隙，兩國運動員互相贈送禮品。圖|新華社
當時美國駐日大使正好也不在，值班的一等秘書威廉·卡寧漢得到消息後，考慮到美國隊4月8日就要返回國內了，立刻“越級”上報了美國白宮，並大力支持美國隊訪華。
美國隊訪華的路線很快被確定下來：從日本飛香港，由香港到深圳坐火車到廣州，由廣州飛北京。作為讓美國隊得到訪華邀請的“功臣”，科恩被選入訪華的代表團名單。
當時的科恩只有19歲，是洛杉磯聖莫妮卡市立學院政治系的二年級學生，從小喜歡打乒乓球。他和很多隊友一樣，是自費來參加第31屆世乒賽的——美國乒協只進行選拔，不提供差旅費。
但這已經讓科恩很開心了，因為他的理想就是能去世界各國開眼界，沒想到還有機會去神秘的中國。所以，科恩很不能理解，美國隊中居然還有不願意去中國的人——一位當時韓國裔的隊員就明確表示不願意去（後來這位隊員公開表示這是他這輩子最後悔的一個決定）。
美國隊抵達北京後，下榻在新僑飯店。科恩不知道的是，他和他的隊友們在中國的每一個行程，都是中國的總理周恩來親自安排過問的。到北京第一天，美國隊被安排參觀了天安門廣場和故宮，隨後訪問清華大學，遊覽萬里長城，觀看了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
中國的新奇景象給科恩留下了深刻印象：乾淨整潔的街道，川流不息的自行車洪流，幾乎不講究款式的男女着裝，到處都豎立着的毛澤東畫像……
4月13日，在首都體育館，一場中美乒乓球友誼賽拉開帷幕。考慮到美國選手的水平還比較低，中方特地安排了中美混合配對雙打，以保證雙方水平接近。
4月14日下午，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接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哥倫比亞和尼日利亞乒乓球代表團。其他國家的代表團雖然也受到了一樣的接待，但大家心裏都明白：美國隊是這次的主角。
周恩來在與美國隊談話時，引用了“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句話，並表示：“中美兩國人民過去往來是很頻繁的，以後中斷了一個好長的時間，你們這次應邀來訪，打開了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大門，我們相信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將會得到兩國人民大多數的贊成和支持。”
美國代表團的團長斯廷霍文來之前很擔心科恩，因為科恩受當時美國國內文化影響，是一個標準的“嬉皮士”：留長髮，穿喇叭褲，就連和中國選手打球時也不太安分——用紅繩紮起頭髮，把腳蹺到桌子上繫鞋帶，聽到《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音樂時，還會以迪斯科的姿勢跟着跳舞。
結果，讓斯廷霍文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科恩忽然向周恩來提問：“請問您怎麼看待嬉皮士？”
周恩來的回答是：“現在世界青年對現狀有些不滿，想尋求真理。青年思想波動時會表現為各種形式。但各種表現形式不一定都是成熟的或固定的。按照人類發展來看，一個普遍真理最後總要被人們認識的，和自然界的規律一樣。我們贊成任何青年都有這種探討的要求，這是好事。要通過自己的實踐去認識。
但是有一點，總要找到大多數人的共同性，這就可以使人類的大多數得到發展，得到進步，得到幸福。”
周恩來的講話和接見美國隊的照片，都刊登在了美國的報紙上。
最驚訝的人，是科恩的母親，她特地託人給周恩來送去一束花。
7 破冰
無論是科恩，還是莊則棟、宋中、後藤鉀二，都不會想到這場“乒乓外交”的後續會如何發酵。
就在周恩來接見美國乒乓球隊的現場，斯廷霍文發出了對中國乒乓球隊訪美的邀請，周恩來當場就答應了。
會見之後不到10個小時，美國總統尼克松就發表了一項聲明，宣佈從貨幣、石油、貨物運輸進出口等各方面對中國解禁。
會見之後3個月，尼克松總統的特使基辛格通過“巴基斯坦渠道”，秘密從伊斯蘭堡飛抵北京，會晤中國領導人。
會見之後的10個月，美國總統尼克松正式訪華，中美之間幾十年的堅冰，一朝打破。
（文丨張瑋 本文為瞭望智庫書摘，摘編自《歷史的温度5》，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11月出版，原標題為《1971年，“乒乓外交”背後的六個人》，原文有刪減，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