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中國新聞網】；
2020年，中國足球走過極為特殊的一年。受疫情影響，中超聯賽首次實行賽會制，三個月完成20輪超密集賽程，再加之中超四強遠赴多哈“歷險”亞冠，中國足球走過職業化以來“最特殊”的賽季。
資料圖：2020中國足球協會超級聯賽蘇州賽區開幕式現場。中新社記者 泱波 攝
同樣受疫情影響，職業足球俱樂部生存面臨險境。疫情催化下，中國足球在年末“壯士斷腕”：極大限制球隊球員薪資，堅決去除俱樂部企業化名號，用“最嚴厲”的新政力求捅破中國足球的泡沫。
艱難重啓
作為中國職業足球最頂尖賽事，原計劃2月22日開打的中超聯賽經過多種複賽方案反覆研判，直至7月25日才艱難重啓。在防疫為先的政策準繩下，中超聯賽經歷種種“變身”。
比如，由主客場制變為賽會制，16支球隊分組在蘇州、大連參賽，僅第一階段小組賽就需要66天完成112場比拼；比賽規則有別於以往的積分制，第一階段積分並不帶入第二階段，第二階段多輪淘汰賽之間也並無積分關聯。
為了重啓賽事，中超制定了相當嚴格的防疫方案：設置絕對的藍色封閉區域，封閉區域所有人員每月進行抗體檢測、每週進行核酸檢測，每支球隊設立疫情預防聯絡員，所有快遞物品消殺後由專門的管家分發，球員一次防疫違紀就將離開賽區……
近乎嚴苛的防疫制度為聯賽重啓保駕護航，但高強度、超密集賽程對長達數月只能在“防疫閉環”中活動的球員帶來了體能和心理上前所未有的壓力，這不僅表現為後期多數球隊“傷兵滿營”，球員場上情緒失控的衝突局面也頻繁出現。
受疫情影響，本土裁判承擔了本賽季絕大多數場次執裁，但就點球、紅黃牌、VAR介入等判罰尺度多次引發爭議，中國足協坦言本土裁判整體執法水平與國際高水平裁判相比有一定差距，後期邀請兩名韓國籍裁判執法了半決賽、決賽、保級戰、附加賽等多個關鍵場次，爭議之聲才逐漸減少。
由於不再是積分決定勝負，本賽季出現了很多看似“不可思議”的結果，小組賽14輪未嘗勝績、創造了中超史上最差紀錄的天津泰達僅憑第16輪的一場勝利就成為首個成功保級的球隊，小組賽中曾逼平上港、國安的石家莊永昌卻因第二階段表現不佳慘遭降級。
如果按照積分制，20輪賽事後石家莊永昌積22分排名第11，天津泰達僅積12分排名16墊底，賽制的公平性難免受到質疑。同樣轉換為積分制，最終奪冠的江蘇蘇寧積38分，亞軍廣州恆大則積45分，冠軍球隊積分少於亞軍球隊，這在中超聯賽歷史上也極為罕見。
外戰亞冠
在中超的防疫模板下，中甲、女超、足協盃賽事相繼開展，後期更是邀請球迷入場贏得廣泛稱讚。最值得一提的是，四支中超球隊歷經種種波折，遠赴卡塔爾多哈參加亞冠聯賽，是今年中國體育界為數不多的赴海外參賽的運動隊。
受疫情影響，參加亞冠也是中國足球今年僅有的與其他國家球隊交手的機會，對中超四強而言也是一次難得的鍛鍊。不過，剛剛經歷完超強負荷的中超聯賽後直接轉場亞冠，廣州恆大、上海申花和上海上港表現疲軟，好在北京國安創造隊史最佳晉級八強，但是從中超球隊的整體戰績來看卻是近年來最差的一次。
“亞冠歷險記”不止在賽場。出於防疫需要，球員身穿防疫服包機往返，出局後為等待包機批覆滯留多日，12月中旬才陸續回國，抵達後還要進行14天隔離。明年聯賽預計3月開賽，俱樂部需要1月開始冬訓備戰，剩餘的球員休整時間也較為有限。
儘管聯賽的重啓存在賽制、判罰上的爭議，中超四強滯留多哈也曾一度引發球員抱怨，但不可否認的是，職業聯賽的持續開展有助於運動員維持競技狀態和運動項目健康長遠發展，在中國足球嚴格的防疫措施下，比賽期間沒有出現任何病例，中國足球的複賽經驗吸引了亞足聯和其他地區聯賽前來“取經”。
自我救贖
同樣受疫情影響，職業足球俱樂部生存面臨險境。今年各級職業聯賽有16傢俱樂部退出或解散，投資人難以為繼，支撐下來的俱樂部收入也大幅縮水，聯賽完整性遭到破壞。
在金元足球的追逐下，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長期依賴企業輸血，2018年平均收入為6.86億元人民幣，平均支出11.26億元，平均虧損4.4億元。
與此同時，球員薪酬畸形已是不爭事實——2019年中超球員平均薪酬遠高於日本和韓國頂級聯賽，而中超球員平均年薪約為當年中國居民平均收入的160倍，而日本、韓國頂級聯賽分別約為當地居民平均收入的8倍、5.5倍。
限薪之聲早已不絕於耳。疫情催化下，中國足球在年末“壯士斷腕”：中超俱樂部年度支出不超過6億元人民幣，一線球員單賽季薪酬不超過税前500萬元人民幣，外援年薪不超過税前300萬歐元，同時俱樂部還需要在新賽季去除企業化名稱，着力培養足球文化。
“中超俱樂部平均投入是日本J聯賽的三倍多，韓國K聯賽的十倍多，這些數字觸目驚心，我們難道良心已死嗎？”中國足協主席陳戌源説，金元足球侵蝕着健康足球的軀體，要堅決打破金元足球的泡沫。
2015年中國足協出台足球改革方案，2017年又頒佈了《2020行動計劃》，但目前來看，國家隊、國奧隊、國青隊、國少隊均未實現既定目標：2019年亞洲盃未能進入四強，世界排名也未達到進入前70的目標；國奧小組賽慘敗無緣東京奧運會，國青與國少隊更是統統未能獲得U20、U17世界盃決賽階段資格。可以見得，中國足球系統性的落後依然未有根本改變。
上週中國足協發佈了推進足球改革的進一步措施，為國家隊設立了一個簡潔又務實的新目標：男子國家隊力爭達到亞洲一流水平，全力備戰好2022年世界盃預選賽和2023年亞洲盃，力求新突破。
然而，疫情之下的“最嚴限薪令”能否拯救中國足球？
隨着新政出台，各大俱樂部勢必減少對大牌外援的引入，中超聯賽的觀賞性、中超球隊的國際競爭力短時間內勢必打折扣。中國足球的救贖是一個複雜而艱鉅的歷程，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國足球需要改革，改革也需要向深水區邁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