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鴻鵠體育有讓人走出黑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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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國殘奧游泳隊教練張鴻鵠，從事殘疾人游泳訓練工作已經有33年。
今年的東京殘奧會，鄭濤為中國隊奪得4枚金牌，失去雙臂的他咬着白毛巾出發的鏡頭傳遍大街小巷，我就是拽住毛巾另一端的人。“幕後”是殘疾人教練應該在的位置，我們的任務是幫助運動員出發，迎接他們歸來，無論在賽場還是人生，無論是敗北還是凱旋。
東京殘奧會是我參加的第八屆殘奧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這次我國派出的游泳運動員只有32人，僅有上一屆的一半，但我們的成績最終定格在19金19銀18銅，繼倫敦、里約兩屆殘奧會之後，繼續位居游泳項目獎牌榜榜首。
可放到上世紀90年代，我國的殘疾人體育整體處於較弱的水平。1992年巴塞羅那殘奧會，整個代表團才二十幾人，參加四五個大項，最終取得11枚金牌，其中，便有中國殘奧會游泳金牌零的突破。2008年北京殘奧會，我們在競技場上迎來巔峯，自那之後，我國提出了“兩個奧運，同樣精彩”的口號，殘疾人運動由此有了長足發展。
我從1988年開始執教，當時殘疾人體育運動算業餘訓練，得到的重視程度不高。此後，殘疾人體育的組織管理由原先歸屬國家體育總局轉到了中國殘聯，體育中心甚至訓練基地在各省（區、市）相繼建立，政策、資金和後勤保障逐步完善，專業化道路日漸清晰。
讓我印象最深的是選材問題，剛開始，沒有這方面經費，也缺乏國家普查信息的支撐，我們只能拿着殘聯的登記表，坐公共汽車去各州市選隊員，找到人後還要跟人家商量，因為那時每天的生活費很少，困難時一天所有費用就10元。尤其在我的老家雲南，待選拔的孩子“藏”在山裏，道路崎嶇得往往得從拖拉機換馬車，最後改步行。
但正是一次次艱難的選材，才讓我體會到貧困地區殘疾人羣體的難。以前我們常説：“去招生，包包回來肯定空。”有一次到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縣選材，當地幹部費了很大勁兒才把各村的孩子集中送到縣城來，他們從早上走到晚上，來了誰都沒吃飯。我和同事只能自掏腰包幫着解決，沒別的，就是不忍心。
我們很明白，這絕對不是長久之計，我們要做的必須是幫助他們能自強、自立，擁有靠自己能從困境中走出來的能力，這聽上去很難，但我們相信，體育可以做到。
在東京殘奧會獲得4塊金牌並4次打破紀錄的鄭濤就是個例子。1990年，他出生在雲南的一個貧困家庭，10歲時因為電擊而失去雙臂，隨之失去的是上學的機會和無憂無慮的生活。我去他們村選苗子，發現這孩子身體條件適合游泳，且有股不服輸的勁頭，關鍵他説了一句話令我至今印象深刻，他説自己“不想做廢人”。
鄭濤進隊後，別人在水裏待5個小時，他在水裏一待就是八九個小時。一開始練仰泳，他需要口咬毛巾才能出發，用頭撞池壁才能完成撞線。訓練中，我們的教練看他一次次頭撞池壁，很是心疼，就建議訓練時不要用頭去觸壁，但鄭濤認為，訓練必須和比賽保持一致，才能讓教練更準確地瞭解自己的遊速。
這麼多年，我遇到過各種殘障程度的運動員，他們都在賽場上找回了自信。2007年，我遇到了錢紅豔，錢紅豔出生於雲省曲靖的一個農民家庭，4歲那年，她在村外公路上玩耍掉了只鞋，為了撿鞋，她被一輛大貨車撞倒後捲入車底，導致盆骨以下完全截肢。
為了讓她繼續上學，她的爺爺把舊籃球從中間切開，裏面墊上棉花，半個籃球套在她的身下，還特製了一對可以拄着的“木手墊”幫助她“行走”。被籃球託着身體的錢紅豔因此被稱作“籃球女孩”。
2007年，在當地殘聯的支持下，錢紅豔來昆明觀看了第七屆全國殘運會，她看到許多和自己有着相同遭遇的人正努力拼搏，從而萌生了想當運動員的想法，我成了她的教練。
最初的訓練非常困難。錢紅豔殘疾等級高，她的高位截肢，在國外都很少見，最令人擔心的是沒有腿，這好比一艘船沒有舵，在水中沒有方向感，容易橫向擺動，影響速度。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專門為她制定了一套訓練方案，加強技術的連貫性和保持雙肩的平衡。
穿着游泳服，套着教練給她新剪的籃球，認真地做體能訓練，小紅豔哼都沒有哼一下。但開始水上訓練，她還是很緊張，我們教練就下水幫着打輔助，慢慢地，她終於找到了在水裏前行的方法。一天訓練下來，她差不多要遊2000米左右。
最終，錢紅豔也站上了賽場，在雲南省第九屆殘運會、全國殘疾人游泳錦標賽、2016年裏約殘奧會，還有這次全國第十一屆殘運會，獎牌和榮譽都讓她早已對生活燃起希望。
運動員是單純的羣體，殘疾人運動員更是如此，不説苦、不叫累，因為他們經歷過比訓練、傷病更難一百倍的事，但凡還能靠自己的力量發光發亮，他們會竭盡所能去抓住一線機會，體育已成他們的精神支持。
從教練角度講，獎牌數量和輸贏並沒那麼重要，重要的是，讓殘疾人孩子通過體育訓練建立自尊和自信、融入社會、平等地參與社會事務。看着他們從游泳池出來後找到自信和快樂，甚至建立家庭、找到工作，才是我最大的安慰。
來源：中國青年報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