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哈莉達·波帕爾在阿富汗喀布爾多次被襲擊，死亡威脅也持續不斷。
當時，她是阿富汗國家女子足球隊隊長，最終她下定決心離開了自己的祖國；10年後，在她的幫助下，阿富汗女足隊在上個星期也離開了阿富汗。
為了掩人耳目，10年前，波帕爾在阿富汗與巴基斯坦邊界的多個地下室之間輾轉，度過了兩個月不見光的日子；而上週，阿富汗女足隊員也躲藏起來，勉強躲過了槍火，蹚過污水溝，終於逃離了阿富汗。
這些不堪且狼狽的逃離，僅僅因為她們想要踢足球。
近日，新京報記者連線阿富汗國家女足隊前隊長——哈莉達·波帕爾。她説，逃離的阿富汗女足隊將以難民身份在世界某個角落繼續踢球。她呼籲，為在阿富汗承受災難的人發聲、為所有沒有聲音的人發聲。
阿富汗女足隊員的未來
“她們將以難民身份在世界某個角落繼續踢球”
當地時間8月24日，阿富汗女子足球隊的成員們和其家人終於在國際職業足球運動員聯合會（FIFPro）的幫助下離開了阿富汗。當天，波帕爾説，“過去這幾天我們承受了極大壓力，但是今天，我們取得了重要勝利。”
新京報：阿富汗女足隊已成功離開了阿富汗，她們現狀如何？你在此過程中具體是如何幫助她們離開阿富汗的？
哈莉達·波帕爾：她們已經離開了阿富汗，正在前往澳大利亞的路上。她們現在挺好的，也很開心。她們一有網絡就聯繫了我，告訴我她們現在怎麼樣，以及她們對現狀有多麼感激。她們感謝了我在苦難的時期給予了她們希望，也很感謝現在有了重新擁有第二次生命的機會。這也讓我很開心。
那時候我聯繫了很多機構，包括國際奧委會和國際足聯，最終，國際職業足球運動員聯合會（FIFPro）的一個分支球員協會（Players’ union）向我們拋出了橄欖枝。為了幫助這些女孩，我和另外幾個人走到了一起，齊心協力，最後成功讓86個人離開了阿富汗，裏面包括阿富汗國家女足運動員和她們的家人。
新京報：去澳大利亞之後，她們未來會如何？
哈莉達·波帕爾：她們現在已經是難民了，一個難民很難為自己的國家繼續踢球。塔利班永遠都不會認可我們，我們也不會在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的旗幟下踢球。
球員們會繼續踢球，但她們將以難民的身份在世界某個角落繼續踢球。無論如何，她們可以繼續踢足球，繼續擁有踢足球的權利最為重要。
8月30日，新京報記者連線哈莉達·波帕爾，談論她如何幫助阿富汗國家女足隊員離開阿富汗。
塔利班進入喀布爾之時
“保護好自己，刪除社交媒體賬號，燒掉足球運動衫”
在得知塔利班進入喀布爾之後，波帕爾為女足運動員們感到擔憂。波帕爾告訴她們，保護好自己，讓自己在互聯網消失，清理掉家裏與足球相關的物件，同時也告訴她們一定要堅強，她會盡全力幫助她們離開阿富汗。
新京報：作為一個一直為阿富汗女性權益鬥爭的人，你聽到塔利班進入喀布爾的消息時，第一反應是什麼？
哈莉達·波帕爾：我見證着我的祖國在一夜之間如此快速地潰敗，這對於那些在機場盡全力離開的阿富汗年輕人、對於我來説，都是一個悲劇。
同時，看着我的童年在我眼前重演，我也感到很害怕。因為小時候塔利班第一次掌權時，他們掠奪了我們受教育的權利，女性在阿富汗不再被包容。2021年，看到這一切重演，看着這麼多女生或將失去工作、學習和自由的權利，這是非常可悲的。
新京報：你和女足隊員們長期保持聯繫，她們那時候心情如何？
哈莉達·波帕爾：儘管我人在丹麥，我仍然幫助她們尋找贊助商，尋找阿富汗以外的可供使用的訓練營，組織其他活動。我設法在阿富汗不同的農村地區開始了草根階層的足球運動。我擔任了阿富汗國家女足球隊的項目主任。
塔利班進城之後，她們非常傷心，驚慌失措。我一直嘗試聯繫她們，試圖給她們提供慰藉，給予她們精神支持。跟她們接通電話後，我首先聽到的是她們讓人心碎的哭聲。
新京報：阿富汗女足一開始就想離開阿富汗嗎？為什麼？
哈莉達·波帕爾：是的，一開始她們就在盡全力尋求保護。因為我們大部分球員一直以來都在為阿富汗女性足球運動員發聲，她們既是足球運動員，也是阿富汗女性的聲音，一直以來在以足球的方式為阿富汗女性爭取權益，這跟塔利班、跟“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的意識形態背道而馳。
新京報：在塔利班進城後，你提醒她們把社交媒體賬號的內容刪掉，把與足球相關的物件都燒掉，你覺得這些給她們帶來的風險有多大？你還叮囑她們做了什麼？
哈莉達·波帕爾：這些女足運動員一直以來接受各種採訪，發出自己的聲音。但現在如果她們獨自待在阿富汗，得不到任何保護的話非常危險。所以我告訴她們要保護好自己，刪除自己的社交媒體賬號，燒掉足球運動衫，做所有一切可以做的。這樣如果有一天塔利班搜上門，他們不會找到證據。
那時候我非常擔心，但是一開始我不知道怎麼幫助她們，很難向她們保證任何事情，因為阿富汗處於被封鎖的狀態。我告訴她們我會盡全力替她們找到離開的辦法，但是我不知道這個方法會是什麼。我不斷地告訴她們，一定要堅強，撐下去，不要跟我失去聯繫，在我聯繫的時候請一定要回復我。我會盡全力幫助你們。
新京報：塔利班發言人多次強調他們現在已經不一樣了，你相信他們嗎？
哈莉達·波帕爾：塔利班目前的成分比較混雜，他們只有少數人懂得怎麼在媒體前維護塔利班的形象。但是還有很多他們的同盟和軍人，他們是在喀布爾街頭的大多數，他們並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女人的接觸也不多。他們或將阻止女性去工作。
塔利班承諾將允許女性上學、工作，但是這些什麼時候會開始呢？怎麼開始呢？這才是問題的關鍵。那些沒有接受過教育的塔利班人員仍然會長期存在，他們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學會怎麼和女性相處。令人傷心的是，這些被留下的女性或將就此失去很多工作、學習、參與到社會中的機會，再次被困在家中。
波帕爾的足球生涯
“2007年，我們成立了第一個阿富汗國家女子足球隊”
波帕爾開始踢足球時，在阿富汗女性仍然不被允許踢足球，但是她對足球的熱情並沒有因此而磨滅。隨着球隊不斷成長，2007年她和隊員們共同建立了第一個阿富汗國家女子足球隊，與此同時，她們也受到了一些男性的攻擊。波帕爾為足球隊發聲，受到了多次公然襲擊和死亡威脅，最後在2011年，她下定決心離開了阿富汗。
新京報：2004年你開始足球生涯時，女性仍不被允許踢足球，你是怎麼追求夢想的？
哈莉達·波帕爾：小時候，足球是我唯一會的運動，而且那時候我踢的更多是街頭足球。其實，在2002年年末、2003年年初的時候我開始踢足球。2004年，我們開始了一項活動，試圖讓更多的阿富汗女性參與到足球運動中。
我們這一代人從小受到的教育便是“女生不可以踢足球”，那時候我們也被一羣仍然擁有之前塔利班思維模式的男人攻擊。
新京報：2007年，你團結了想踢足球的阿富汗女性，建立阿富汗第一個女足國家隊，這個過程有何感受？
哈莉達·波帕爾：我開始踢足球的那段日子一直被攻擊，還挺苦的，但是我們知道必須改變那種狀況。當我看到我們的足球被刀劃破，我不想坐在那哭泣，我想站起來維護我的權利。我告訴我的隊員，如果你們願意的話可以加入我，一起為我們發聲，為所有的阿富汗女性發聲，我們會為所有無法説話的人發聲。足球將為我們賦權，讓我們為自己的權利鬥爭。
我的母親那時候也加入了我們，她是我們的教練。我們團隊也需要一個成年的女性與隊員們的父母溝通，他們更加尊重我母親的意見。所以我們開始了這項運動，讓更多的女性參與踢足球。
從這個活動開始，我們這個女足隊就開始了不同學校間的足球錦標賽，2007年，我們成立了第一個阿富汗國家女子足球隊。
8月30日，新京報記者連線哈莉達·波帕爾，談論她如何參與建立第一個阿富汗國家女子足球隊。
新京報：反對女性踢足球的人大部分是塔利班成員嗎？
哈莉達·波帕爾：因為我們這一代人就是被這麼教育的，特別是男性。之前在塔利班的統治下，女性只能待在家裏，洗碗、洗衣服、等待最終跟男人結婚，我們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長大，這種思維模式是很難被改變的。
塔利班之前的統治是一段非常黑暗的日子，當年的塔利班毆打女人、殺害女人、殺害其他平民對很多人來説都已經司空見慣。同時，音樂是被禁止的，看電視也是被禁止的，家裏的一台電視可能會給你惹來殺身之禍。那時很多人接觸到的，只有塔利班毆打和殘忍殺害別人，除此以外他們並不知道世界是另一番怎樣的場景。
我們這一代的男性就是這麼長大的，這對他們的影響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改變。而我們嘗試的就是去改變這種思維模式，我們想告訴大家，世界不僅僅限於那時候的塔利班。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遇到這麼多挑戰的原因，我們這一代人很多都沒有接觸過另一個世界。
新京報：你曾經提到，之前在阿富汗有人向你扔垃圾，你也收到過死亡威脅。
哈莉達·波帕爾：2011年離開阿富汗前的那段時間，我收到了很多嚴重的死亡威脅，而且我被襲擊了很多次，繼續待在我的國家對我來説已經不再安全，所以我最終決定離開阿富汗。
這是一個很艱難的決定，我不得不離開我的家庭、我的球隊，獨自離開。
波帕爾逃離阿富汗
“我必須不斷逃離”
波帕爾在下定決心離開阿富汗之後，沒有告訴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只能躲藏着離開阿富汗，為此她不得不在巴基斯坦的地下室輾轉居住兩個月。此後，在丹麥的庇護所裏，她也因為這段經歷長期忍受抑鬱症的折磨，但是她一直以來都沒有放棄。
新京報：你在2011年離開了阿富汗，當時整個過程是怎樣的？
哈莉達·波帕爾：我不得不在地下室躲藏了兩個月，因為所有的地方都不安全。在這兩個月間，我不停地換地方。我難以留在任何一個地方繼續生活，必須在保持低調的前提下，不斷地前進，不斷地逃離。最後我成功離開了阿富汗，在丹麥尋求到了庇護所，那時候已經接近2012年了。
新京報：離開阿富汗之後，你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抑鬱，10年過去了，現在回憶起那段經歷是什麼感受？
哈莉達·波帕爾：這個經歷讓我更加堅定了要為阿富汗女性爭取正當權利的決心，我為此奉獻了我的時間、精力和我所有的熱情。我見證了4個女生開始的小足球隊，成長到最後有三四千人蔘與的大團體，但也見證了這一切是如何在一夜之間付之一炬。
之前那段時間我經歷了非常嚴重的抑鬱症，心理創傷很嚴重。我度過了生命中最黑暗的時期，那時候我遠離家人和朋友，在異國他鄉承受着這一切，有一段時間我覺得我的生命就到此為止了。但幸運的是，我得到了專業的治療。我沒有放棄，我繼續努力學習、工作和生活，時刻告訴自己一定要堅強。
這些心理創傷現在也沒有完全治癒，因為我從來沒有時間去好好治癒自己，我們這一代人都是如此。現在塔利班再次進入了喀布爾，我們的心又再次懸了起來，但是，這就是我們的生活。
新京報：你覺得這些年阿富汗在保護婦女權益方面有哪些進步？
哈莉達·波帕爾：女性可以踢足球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這些年，有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踢足球，也有女性參與政治、教育和社會的其他方方面面，我們有了女歌手、女藝人、女領導人，從女性只能待在家中到在社會上如此活躍，這些都是令人驚歎的進步，但是現在我們可能又將回到原點。
新京報：離開阿富汗後，你為何建立Girl Power組織？
哈莉達·波帕爾：我在丹麥建立了這個組織，我們想通過足球將中東和歐洲的女性團結起來。我們想要鼓勵更多的女性，特別是被邊緣化的女性參與進來，其中也包括一些難民。我們的活動範圍包括德國、希臘和其他歐洲國家，在中東還有阿富汗、土耳其和約旦等。
8月30日，新京報記者連線哈莉達·波帕爾，她呼籲為在阿富汗承受災難的女性發聲。
新京報：你有什麼想對讀者説的嗎？
哈莉達·波帕爾：我想對每一個讀者説，我們應該為所有人類的生命權益站出來。無論是什麼宗教或國籍，人永遠是排在第一位的。我們應該為彼此發聲，為所有被邊緣化的少數羣體發聲，為婦女發聲，為在阿富汗承受災難的女性發聲，為所有沒有聲音的人發聲。
新京報見習記者 侯吳婷 記者 劉婧瑜
編輯 張磊 編輯 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