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毓堃：衞冕冠軍退出？中國足球露出“反市場”的皇帝新裝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胡毓堃】

2月28日，中超遭遇“黑色星期六”。

這一天，江蘇足球俱樂部宣佈，停止所屬各球隊的運營。

此時，距離江蘇奪得第一個頂級聯賽冠軍，僅僅過去三個月。

就在同一天，天津津門虎（原名天津泰達）也確定無緣本賽季中超聯賽，“解散”的疑雲也籠罩其上。

江蘇和天津的告別，為今年的中國職業足球投下一顆震撼彈 圖源：新華網、記者李思明微博

如果説去年16支球隊解散（包括中超的天津天海和中甲的遼寧）讓廣大球迷感受到了中國職業足球的新一波寒潮，那麼今年這兩支老牌球隊告別歷史舞台的傳聞，則進一步震撼了中國足壇：

天津長期參加中國足球頂級聯賽，是中超聯賽的創始成員之一；江蘇自2009年重返頂級聯賽以來成績穩步提升，不僅是不可小覷的勁旅，自2015年蘇寧集團接手以來更是成為冠軍的有力爭奪者，最終在上賽季特殊的賽會制之年，贏得隊史首座頂級聯賽冠軍獎盃。不過，僅107天后解散的“噩耗”就傳來了，而這也創下了世界男足主流聯賽衞冕冠軍解散的最短紀錄。

此外，中甲聯賽的幾支球隊也因未能在最後時刻提交工資確認表而確定無緣新賽季。據《周到上海》統計，過去十年間，至少有45支球隊從中國足球版圖消失，而去年的退場球隊數量和今年的退場球隊知名度，尤其引起了社會各界對中國職業足球環境的關注和問診：為何在中國足球進入“金元時代”、一度被稱為“世界第六大聯賽”的十年間，越來越多的球隊從職業足球版圖消亡，甚至連老牌球隊也不能倖免？

冠軍退場，誰之過？

眾多球迷認為，去年開始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其重要原因。不可否認，疫情影響下，各俱樂部投資方的主營業務不可避免受到重創，普遍存在資金緊張的問題，在優先保障自己主營業務的目標下，足球版塊自然成為率先犧牲甚至捨棄的對象。

去年中超聯賽開賽前夕，就連被普遍視為資金雄厚的球隊，也存在拖欠或推遲發放工資與獎金的現象。過去一段時間，除了確定告別中超的江蘇和天津，重慶、河南、河北等中超俱樂部和眾多中甲、中乙俱樂部也在苦苦掙扎、艱難求生，莫不與投資方的經營困境導致融資困難、投資意願動搖相關。

除了投資方，作為中國體壇最具商業價值賽事的中超聯賽本身的營收也大受影響。2020賽季，中超公司整體營收暴跌9億元，縮減到7億元，而實際到賬更是隻有4億元，堪稱斷崖式下滑，各傢俱樂部自然無法享受到2019年那般高達平均6500萬元的分紅。

而被迫空場進行的“賽會制”中超聯賽導致票房損失最為慘重：2020年中超聯賽16支球隊平均票房損失達到3000萬元以上，而廣州隊、上海海港和北京國安等頭部球隊損失最為慘重，每傢俱樂部整體營收至少縮水2億元。聯賽和俱樂部自身難以創收，只會更加堅定投資方退場的決心。

疫情期間，因各項改革和“新政”備受爭議的中國足協，也成為眾矢之的，被相當一部分球迷視為俱樂部解散潮的“直接責任人”。一方面，去年中超職業聯盟的籌備停滯不前，一度引發職業聯盟牽頭人、廣州城俱樂部（原廣州富力）投資人的不滿，後者曾直指中國足協“不願意放權”、“不想失去中超這個蛋糕”，自然打擊了那些本希望自主管理聯賽事務的俱樂部投資人的熱情。

另一方面，中國足協在去年12月提出的壓縮俱樂部總支出、球員限薪、俱樂部名稱非企業化等新政，更是在廣大球迷中引發爭議，不少球迷抨擊這些新政不僅進一步打擊了俱樂部投資方的投資動力，更會大大降低聯賽本身的觀賞性和市場關注度，令好不容易火爆起來的中超聯賽“一夜回到解放前”。

“金元足球”？走向“反市場”的“偽職業化”

但這些解讀，似乎並不能從根本上診斷這一波退場大潮。

從經濟大環境來説，儘管近年來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大，疫情更是直接影響了經濟環境，但全球均處於經濟低潮期，各國足球聯賽、尤其是歐洲五大聯賽受到經濟環境和疫情的衝擊並不比中國職業足球少，諸如去年好不容易複賽的英超聯賽至今仍在空場進行，但也並未出現所謂的“退場潮”和“解散潮”。

從足協新政來説，如果新政是一劑起反效果的“猛藥”，又如何解釋新政正式實施之前的2020年16隊消失，還有之前更多球隊的難以為繼、成為歷史？

事實上，正如不少中國足球關注者早已隱隱感知到的那樣：疫情和足協新政不過是提早擊破了早已不正常的市場泡沫，相伴而生的俱樂部解散潮，也不過是潮水提前褪去後暴露的“裸泳者”。換言之，疫情也好、足球改革也好、經濟環境也罷，與其説是問題的締造者，倒不如説成為提早曝光問題的催化劑。

真正的問題，則在於職業足球聯賽27年來越發走向“反市場化”的運作方式，而“金元足球”在市場繁榮的外衣下，進一步催化了這一不健康的運營模式。

稍有常識的朋友都知曉，市場經濟環境下，小到一家足球俱樂部，大到一個職業足球聯賽，健康的運營模式是自給自足、自我造血、持續發展。然而中國足球職業化以來，眾多俱樂部自身甚至難以實現收支平衡，遑論盈利，其生存完全依賴投資方持續不計回報的“輸血”：

1994年至1998年，甲A聯賽霸主大連萬達投入總額達3.5億元，累計淨虧損達2.5億元；2010年至2020年，許家印為恆大足球投入130億，虧損73億。與歐洲俱樂部同期的2018-2019賽季，中超各俱樂部平均虧損更是高達4.4億元。

無論是“金元足球”時代，還是此前的低投入時代，都如同王健林所感慨的那樣：（中國）足球是滾動的黃金，是燒錢的遊戲，投資足球不會賺錢，説賺錢的必定是騙子。

對於中超、中甲甚至中乙俱樂部來説，相比於鉅額的俱樂部投入，球隊門票收入、商業贊助、周邊產品銷售和中超公司分紅等營收來源（對於非頂級聯賽球隊幾乎可忽略不計）只不過是杯水車薪。當俱樂部本身成為虧損的“黑洞”時，投資方的投資動機主要源自足球帶來的企業品牌和廣告效應、俱樂部所在地政府可能的“政策紅利”。

然而，無論是品牌和廣告效應，還是潛在的政策扶持，都無法與可預期的市場收益劃等號，尤其是這種不確定的效應和紅利可持續性並不長、也未必能彌補水漲船高的俱樂部成本。

2017年年初重慶力帆正式轉讓，原投資人尹明善（左）表示自己“真的撐不住了” 圖源：澎湃新聞

相比於英超曼聯俱樂部10年吸金13億英鎊替老闆還債，阿森納俱樂部10年間自給自足、無需投資人投入分文，中國不少俱樂部的運營模式顯然難言符合“市場的邏輯”，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換做其它任何行業，恐怕沒有企業會一年淨投入超過4億元的“廣告費”和“公關費”。

如此畸形的市場環境之所以能持續20餘年，主要在於足球作為世界第一運動擁有的球迷基礎和社會關注度，這也是眾多投資方對品牌廣告效應和政策紅利抱有期待的基礎。例如，王健林的企業名號隨着甲A聯賽霸主大連萬達隊逐漸打響，1997年萬達房產從年利潤僅1000萬的舊城改造企業，變成了銷售額近30億的知名企業。

但在2002年世界盃之後，國家隊成績陷入低谷，出現了人才斷層，“假賭黑”現象愈演愈烈。本來因國足首次進入世界盃燃起更大期望的球迷反而失望越大，對職業聯賽的熱情與日俱減，不斷下降的比賽上座率也令各俱樂部投資方順勢縮減投入和球員薪水，2006年初中國足協更是發文限定球員最高年薪不得超過100萬元。中國職業足球第一次感受到了“反市場化”生態中的低潮期。

然而面對越發火爆的五大聯賽，逐漸與中國拉開差距的日韓聯賽，中國球迷內心深處始終希望中國足球能憑藉聯賽的復興而真正崛起。

2010年，恆大集團抓住了廣大球迷的這一心態，入主剛剛降級的廣州足球俱樂部，一次次以刷新紀錄的轉會費和年薪引進國際頂級外教、外援和本土國腳，僅三年內便累計投入超過20億元。隨後更是創下10年8奪中超冠軍和兩奪亞洲冠軍的紀錄，迅速由“土豪”變為中超聯賽第一豪門和亞洲最成功的的球隊之一。

這不僅徹底改變了中國足球格局，也令其它傳統豪強和老牌俱樂部無法安於現狀，紛紛效仿，集體將中國足球帶入“金元時代”。2017年，中超聯賽冬季轉會支出超過4億歐元，球員平均工資更是躋身“世界第六大聯賽”水準。

2006-2021賽季中超聯賽冬季轉會支出變化 來源：德轉中國區管理員朱藝

一如當年的大連萬達，恆大集團藉助廣州恆大的足球招牌，實現了主體業務和品牌知名度的迅速攀升，但“金元足球”時代也為中國職業足球新一輪寒冬埋下了隱患：廣州恆大異軍突起之後，各地球迷對職業聯賽和其支持球隊觀賞水平的品味和期待越來越高，各傢俱樂部不得不持續加強版的燒錢模式，砸重金競相購買頂級外援和本就稀缺的優秀本土球員，以維持其現有競爭力並滿足本地球迷和社會各界的期望（畢竟這才是俱樂部真正的“市場價值”所在）。結果，球員的身價和薪酬水平持續攀升，大幅度增加了俱樂部的運營成本。

除了身處中超聯賽頭部地位的少數俱樂部之外，多數中小俱樂部和中甲、中乙俱樂部就此陷入兩難境地：不燒錢，球隊競爭力勢必下滑，甚至有降級危險，而平台滑落不僅意味着本已有限的營收大幅縮水，更無法面對球迷的失望與指責，失去球迷的投資方勢必難以實現其投資足球預期的效果；燒錢，意味着投入越來越高，投入和產出嚴重失衡，投資方面臨前所未有的資金鍊壓力。

在2016年中超保級球隊都需要平均投入5.7億的情況下，不少俱樂部早已騎虎難下，而硬着頭皮繼續參與這場狂熱的“惡性競爭”，終究會有撐不住的那一天。

更可怕的是，在這種高度依賴投資方輸血的生存模式下，一旦俱樂部投資方主營業務出現問題，對俱樂部的投入無法持續，而又無法為俱樂部找到新的投資方，那麼俱樂部所面臨的只有滅頂之災：遠到2012年的老牌班霸大連實德，近到今年的新晉冠軍江蘇蘇寧，都無法倖免；那些不具備如此底藴和投資實力的中小俱樂部更加脆弱，隨時都有曝出“消亡”驚聞的可能。

當兩個賽季前英超、西甲和德甲聯賽年度總利潤值分別達到7億元、4億元和3.5億元人民幣，英超球隊最低分成也已經逼近1億英鎊時，中超各球隊給球員支付的薪水卻是日本J聯賽的5.8倍、韓國K聯賽的11.67倍。如此景觀，也難怪中國職業足球總是無法摘掉“不職業”、“偽職業化”的帽子。

當去年12月中國足協一紙限薪令引發社會各界不同聲音時，至少多數中小俱樂部私下還是能鬆一口氣：隨着經濟下行壓力嚴重影響投資方主業營收，誰又不希望在不被球迷遷怒於己的前提下停止“燒錢”足球、走出兩難困境呢？

2018/2019賽季英超聯賽20支球隊分成豐厚，最低的哈德斯菲爾德城也獲得了近1億英鎊分成 來源：Premier League

真市場化仍需多重努力

所以，俱樂部解散潮並非全是壞事。

至少這預示着盲目投資、無限輸血的狂歡泡沫正在大規模破滅，與之相伴的則是意識到“皇帝新裝”的中國足球正朝着走向正軌而努力。

除了限制非理性的高成本支出（今年中超冬季轉會窗口引援不足2500萬歐元，已經迴歸2011賽季的水平），職業聯盟籌備組已經介入今年聯賽的正式工作，成為職業聯賽邁向“職業化運營”、改善聯賽運營環境和水平的重要信號，其提出的中超聯賽年收入100億的目標，也表明了真正實現市場化運營的決心。

此外，如江蘇這樣大俱樂部的困境也為各職業俱樂部敲響了警鐘：避免引領或盲目跟風燒錢競賽，努力實現俱樂部股權結構多元化，制定更為科學的俱樂部財務管理制度，提高俱樂部造血能力，鼓勵投入梯隊建設，方為持續發展、長期立足職業足壇、打造“百年俱樂部”的應有之義。職業聯賽也並非只有少數地產、國資和能源企業控股的頭部球隊，中小球隊的持續生存、健康發展，才是聯賽立足的根基。

當盲目高價引進高水平外援以吸引聯賽觀賞性的投入與回報不成比例、難以推廣持久之時，當本土球員的水平並未隨着薪水上漲而提升時，尊重足球規律、堅持深耕青訓、切實培養高水平本土球員和教練員的重要性再次凸顯。

青訓從來都是難以在短期內收穫競技和經濟回報的漫長工程，但優秀的本土球員和精彩的競技表現，才是維持職業聯賽市場吸引力、提升聯賽品牌價值和俱樂部招牌的基礎和長久之計。

回顧2002年之前甲A聯賽的火爆場景，各隊球迷耳熟能詳、街頭巷尾熱議的當家球星和本土旗幟球員，如今鑑賞水平和品味更高的球迷迫切需要能奉獻更加精彩比賽的球隊和球員，否則他們為市場消費買單的動力又在哪裏？

這方面，“兄弟單位”中職籃或許可以提供參考。

自2017年姚明出任中國籃協主席以來，中職籃擴大了贊助商來源渠道、進入10億元時代，品牌維護和經營收效明顯，聯賽營收創造歷史新高，各球隊不斷湧現的本土新星成為籃球愛好者們熱議的話題和關注的亮點。職業球員與《這就是灌籃》等綜藝節目的跨界合作成為擴大籃球市場受眾的新探索，歷經2019年世界盃失意的中國男籃國家隊如今也獲得了球迷們更高的期待......

儘管中職籃尚未完全實現市場化和商業化運營的目標，但在“專業的人辦專業的事”的原則之下，中職籃的轉型發展之路已經初有成效。

與娛樂綜藝的跨界合作，增加了中職籃球員和中職籃聯賽的市場關注度 圖源：搜狐網

目前的寒冬不僅讓中國足球和廣大關注者進一步認清了過去高速野蠻生長時代的致命硬傷與不可持續性，更應激發所有人思考足球規律和市場規律的應有之義。當“皇帝新衣”的幻象被戳破，一夜回到原點，所有中國足球參與者應當更加清醒地認識到多重努力、久久為功方可真正迎來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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