禍福之爭,從古迄今,可謂眾説紛紜,莫衷一是。有人認為位高權重是福,有人認為財富多是福,也有人認為無為保命、全身遠禍是福。總之,不同的人從不同的立場出發,對禍福的理解自然大相徑庭。
苟子在《勸學篇》中的著名論述,也許有助於開啓我們的思維: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意思是説，精神修養沒有比融化於聖賢的道德更高的了，幸福沒有比無災無難更大的了。
古往今來,確有許多人因為不能正確認識和處理禍福關係,而導致了榮辱沉浮,為後世人留下了説不盡的話題。話題還是從“漢之三傑”的張良、蕭何、韓信説起吧。
《史記·留侯世家》中張良的第一個亮相就十分驚人。他心懷仇恨,收買刺客,博浪鐵椎,名震全國。扮演的是一個使氣鬥狠、報仇雪恥的刺客形象。但後經黃石公下邳授書,及時點化,張良逐漸褪去少年遊俠的色彩,一變而成為一個知進退、善隱忍,“以陰謀權變、縱橫捭闔為能事的才略超人而又帶有某些神道氣的人了。”
又如黃震所言:“利啖秦將,旋破嶢關,漢以是先入關;勸還霸上,固要項伯,以是脱鴻門;燒絕棧道,激項攻齊,漢以是還定三秦;敗於彭城,則勸連布、越; 將立六國,則借箸銷印;韓信自王,則躡足就封,此漢所以足取天下。勸封雍齒,銷變未形;勸都關中,垂安後世;勸迎四皓,卒定太子,又所以維持漢室於天下既得之後。凡良一謀一劃,無不繫漢得失安危,良又三傑之冠也哉!”
這話説得好極了!它既可以看作是張良生平功業的濃縮,更為我們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張良這個“不倒翁”形象的底藴。大漢建立之後,武將文臣們一個個求封邀賞,比功爭寵,張良卻躲在幕後,靜觀時變,韜光養晦。
“他恬靜少言,深居簡出,不掌兵權,不管政事。”當別人一窩蜂地向前衝,要名要利時,他卻拼命地往後退以求安求全。
《留侯世家》説:“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鬥功,高帝曰:‘運籌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户。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户。”
話説得多麼巧妙動聽,事又做得何等得體適度。在感恩戴德的同時,張良恭謹謙讓,以不要不爭為自存之道,這是多麼聰明的做法啊!
想想吧,這個與劉幫珠連璧合,為劉邦包打天下的人物,竟然能面對榮利,絲毫不為所動,世道人心他是瞭解得多麼透徹啊!劉邦晚年,猜忌日甚,諸侯功臣,稀有全者。在這種情況下,不知有多少人因矜功耀績而自毀,張良卻更加包藏細密,激流勇退。他不僅不觸文網,不犯武禁,而且“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對一個連飯都不吃了連現實人事都淡忘了,而欲一心求仙成神的“超人”,劉邦又能如之何呢?不問事功,不威脅皇權,這是劉邦求之不得的,焉能不放他一條生路?於是張良雖功高蓋世,譽稱一時,卻明哲保身,得以善終。
在張良看來,那些追名逐利之人,他們哪裏知道,名顯位貴、得意享福之日,正是身裂禍隨、權失命喪之時!
“因此劉邦能夠殺韓信、囚蕭何,而對他卻始終沒有任何懷疑,這是多麼高明的手段啊!”韓兆琦先生的這番比較之論,真是高屋建瓴,切中關節。
與張良相比,那位“於漢家勳可比周、召、太公之徒”的韓信,後來卻被劉邦、呂后羅織罪名,斬於長樂鍾室,而且被夷滅三族。除掉劉邦的殘忍之外,韓信不也自有取死之道嗎?別看這個早年能受胯下之辱,貌似懦弱的韓信,一旦時移勢轉,就變得野心膨脹,不可一世。這個被稱作“兵仙”的人物,從登台拜相的那刻起,就開始驕橫跋扈。
天下未定之時,每當攻城略地稍有戰功時,他就跟劉邦討價還價,他一會兒要自立為齊王,一會兒又要自立為楚王。裂土分封、割地稱王的慾望一刻也沒有消減。
最能反映韓信這種心理的莫過於他那番誇誇其談的與劉邦的對答了。劉邦問他“如我能將幾何”時,韓信輕描淡寫地説:“陛下不過能將十萬。”又問:“於君何如?”韓信口出狂言道:“臣多多而益善耳!”
用韓兆琦先生的話説:“莫説是面對皇帝,即使是和同僚,這種態度能叫人容忍嗎?”儘管當時頭腦清醒的蒯通反覆告誡韓信:“勇略震主者自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野獸已盡而獵狗烹。”但韓信卻一意孤行,最後走上了謀反被誅的道路。韓信的自不量力,使他被自己的功勞衝昏了頭腦。他以權大名揚為福,最後卻死於貪名弄權的災禍,是多麼可悲又復可笑啊!
宋代黃震就此評道:“不知功之多者,忌之尤甚,今日破楚,明日奪齊王。信方為漢取天下;漢之心已未嘗一日不在取信也。”
連司馬遷也説:“天下已集,乃謀叛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那意思不等於在説:韓信你這是咎由自取,死有餘辜嗎?再看明代的陳霆,説得就更具有警策意義了—“保初節易,保晚節難,觀之淮陰可見矣。”
韓信卓越的軍事才能和傑出的貢獻,自不待言,但他求福得禍,引火燒身的教訓,不是也很值得後人記取嗎?
被司馬遷稱作“於秦時為刀筆吏,碌碌未有奇節”的蕭何,又是怎樣一個人物呢?這是一個會見風使舵的和事佬,是個忠心耿耿的“影子”。劉邦起事時,蕭何及其宗族就是追隨者;劉邦常失軍亡眾,逃身遁者數矣”。補給劉邦兵源,讓他重振旗鼓的是蕭何;劉邦與項羽在滎陽打持久戰,源源不斷地從關中運送給養的是蕭何;為劉邦舉薦韓信,廓清天下的也是蕭何;替劉邦制定律令,管理國家的還是蕭何。清代方苞説:“《蕭相國世家》所敍實跡僅四事,其定漢家律令,及受遺命輔惠帝皆略焉。蓋收秦律令圖書、舉韓信、鎮撫關中三者,乃鄂君所謂萬世之功也。其終也,舉曹參以自代而無少芥蒂,則至忠體國可見矣。”
在劉邦統一天下的全過程中,蕭何顯然是足可信賴的堅強後盾。漢興之後,蕭何也確實獲得了最高的殊榮—他既封侯又拜相,位極人臣,英名蓋世。
難道劉邦對別人狡詐猜忌,唯獨對蕭何另眼相看,信任不疑嗎?當然不是。當蕭何為民請田時,不也最終激怒了劉邦,被抓進了監獄嗎?但明眼人都清楚:蕭何的遭囚禁,為民請上林苑之田不過是事情的導火線而已。如果往前追溯,劉邦不是曾“數使使問相國何為”嗎?劉邦在使用蕭何的同時,又何嘗不是在時時監視着他呢?作為丞相,他整天想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怎樣始終獲得皇帝的信任,否則,一朝失手,則滿盤皆輸,前功盡棄,真可謂是伴君如伴虎。
但我們也必須承認,蕭何確實是玩平衡木、走鋼絲繩的一流高手。他既愛名好權,又能收縱自如;既死心塌地,又會做表面文章。凡此種種,自有其保全之道。他知道功名背後潛滋暗長着禍殃,信任之後湧動翻滾的是猜忌,因此他得不斷地用各種對策去避開功高震主可能帶來的厄運。對策是什麼呢?一是聽從鮑生勸告,“遣子弟悉詣軍所”—即把子弟都送到軍隊中;二是接受召平建議,“以傢俬財佐軍”—即把個人的錢財拿去資助軍隊;三是採納説客計謀,“多買田地自污”—即用求田間舍的腐敗行為故意搞臭自己的名聲。看看吧,一個身為一國宰輔的人,每天不是為國計民生操勞,而是為個人禍福籌算。如果你去問他從政的目的是什麼,回答你的準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因為無過可以免禍,無過也可以得享天年。誰説尸位素餐不是一種人生的高明策略呢?於是,蕭何雖一度被押大牢,但很快又化險為夷。“月下追韓信”的是他,後來設計捕殺韓信的也是他,真是“成也蕭何敗也何”!
名利本是身外之物,它既可以造福,也可以釀禍。綜觀“漢之三傑”各各不同的遭遇,留給人們思索的東西真是不少。
張良裝瘋賣傻躲名避利得以善終、蕭何欺上瞞下名棄實取得以全身、韓信則好大喜功,求福不成,反禍及性命。如此觸目驚心的事實,如利劍懸頂般地永遠昭示人類:要時刻警惕那些正面的背後隱藏着的反面危機,福祿雖可喜,禍敗在其中!
也讓我們永遠銘記老子的告誡:“福兮,禍之所伏;禍兮,之所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