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場的吃喝風尤盛，一些貪官在吃喝上，可謂窮奢極欲。在當時的權力社會中，權貴們總想比富豪更富有、比富豪更享受。
1.以宴席爭奇鬥富，甚至動用軍隊
説起清代的吃喝風，清人袁枚《續新齊諧》錄有一則譏謔的文字：“康熙間，河道總督趙世顯，與裏河同知張灝鬥富。”
一次，張灝請河台趙世顯飲酒。在酒宴的四周，“樹林上，張燈六千盞，高高下下，銀河錯落”。而且，動用兵役三百人，專門點燃燈燭，剪除燭煤。“呼叫嘈雜，人以為豪”，場面蔚為壯觀。
半個月後，趙世顯回請張灝。宴席四周，加燈一萬盞之多，“而點燭剪煤者，不過十餘人”。當時，內外人等都擔心人手應付不來。但等到吩咐亮燈時，“則颯然有聲，萬盞齊明，並不剪煤，而通宵光焰”。目睹恁般場景，張灝不覺大慚，但又弄不明白其中魔術般的謎團。
張灝用重金買通趙府的使役，總算摸清當晚酒宴上萬燈齊明的“謎底”。原來，趙世顯使人用火藥線，穿連燈燭心的首端;每條線穿一百盞，點燃一條線則霎時間百盞齊明。所用燈燭，皆為金屬特製。並用輕羅為燭心，每燭半寸，暗藏微弱的爆炸，爆聲“畢卜”，燭煤盡落，根本不用剪煤。為着一頓酒宴，在燈燭上爭奇鬥巧，可謂煞費心思。
而袁枚的此則文字，沒有正面描摹酒宴的豐餚佳饌，卻盡力鋪陳燈燭的奇巧奢靡，由此，可窺見清朝官吏侈汰的吃喝風。況且，僅憑官吏的俸銀，是無法應付這種狂吃胡喝的。
於是，《續新齊諧》還記下一樁納賄醜聞。“鹽商安麓村請趙世顯飲酒，十里之外，燈綵如雲”。安家裏珍奇古玩，羅列無數，趙世顯卻“顧之如無有”，壓根看不上眼。
直到酒酣席撤，安麓村延請趙入內室小坐。“美女二人捧雙錦盒呈上，號‘小頑意’”。當面無表情的趙世顯打開錦盒，盒內兩隻關東貂鼠，活脱脱地躍然而出，齊齊向趙拱手揖拜。這時候，趙世顯才啞然一笑，輕道：“今日費你心了。”
趙世顯，自康熙四十七年(1708)十一月，從山東巡撫任上調河道總督。至康熙六十年(1721)十二月，被免去河道總督一職，在任十三年。對於正二品大員的趙世顯來説，雖然年俸銀僅有一百五十兩，可揮霍吃喝已算作“小菜一碟”，珍奇古玩入眼的亦無幾何。而敢於鬥富的同知張灝，則區區正五品而已。
2.貪污河防經費，窮奢極欲地吃喝
道光二十年(1840)鴉片戰爭之後，清王朝逐漸走下坡路。道光末，“國用大絀”。然而，每年的河防工程費用有增無減。
史載，“道光年，東河、南河於年例歲修外，另案工程，東河率撥一百五十餘萬兩，南河率撥二百七十餘萬兩。逾十年則四千餘萬。六年，撥南河王營開埧及堰、盱大堤銀，合為五百一十七萬兩。二十二年，南河揚工撥六百萬兩。二十三年，東河牟工撥五百十八萬兩，後又加”。
光緒重臣李嶽瑞在《春冰室野乘》中説：“南河歲修經費，每年五六百萬金，然實用之工程者，不及十分之一，其餘悉以供官吏之揮霍。一時飲食衣服，車馬玩好，莫不鬥奇逞巧，其奢汰有帝王所不及者。”書中還詳細輯錄了道光年間南河河道總督的數款菜式。其選料、烹飪和吃法，無不令人瞠目結舌。
菜一，豬背肉。“其法閉豕於室，屠者數人，各持一竿，追而抶之。豕負痛，必叫號奔走，走愈亟，撻愈甚”。待豬力竭仆地，不能動彈，才割取其背肉一塊。大約五十餘頭豬，才夠一席之用。豬因背受鞭打，以全力護痛，全部精華皆萃於背脊處，餘下的肉則腥惡失味，只能丟棄不用。有賓客知道後，不覺慘然，屠夫咧嘴一笑説：窮措大眼光，怎麼小氣到這樣?我掌勺才兩個月，已經親手割了幾千頭豬了，真是少見多怪!
菜二，烹鵝掌。將鵝趕進大鐵籠，籠底放置熾熱的炭火，籠旁盛有調製好的醬汁。不一會，鐵籠底灼紅，鵝在籠內環走，不勝掌痛，不時需飲用醬汁自救。直到鵝死，“則全身脂膏，萃於兩掌，厚可數寸，而餘肉悉不甚食矣”。
菜三，食駝峯。選取壯健駱駝，縛在立柱，然後，以滾燙的熱湯澆在駱駝的背上。“立死，菁華皆在一峯，而全駝可棄”。一席所需，往往要殺死三四頭駱駝。
菜四，吸猴腦。挑選俊俏的猴，給它穿上錦衣。在方桌上挖一圓孔，恰好容下猴頭，再用木柱固定，使它不能進退脱逸。剃去猴頭頂毛，颳去顱皮，“猴不勝痛楚，叫號聲極哀。然後以沸湯灌其項，用鐵椎擊破顱骨，諸客各以銀勺入猴首中，探其腦吸之，每客所吸，不過二三勺而已”。甚至，製作豆腐也有數十種之多。“且須於數月前，購集材料，選派工人，統計所需非數百金不能餐來其一箸”。
一席酒宴，常吃上三天三夜，“故河工宴客，往往酒闌人倦，各自引去，從未有終席者”。而且，十天半個月則來一次宴客，貪污公款吃喝之風恣肆橫行。連李嶽瑞也不禁哀嘆：“河如是，普通吏治，益可想見，宜乎大亂之成，痡毒遂遍於海內也。”
古代官場公務接待中讓人捧腹的奇葩事
説起來，官場公務接待和請客送禮古代早已有之。據有關史料記載，在歷朝歷代中，魏晉設政府接待辦的檔次最高，而明清的公務接待的排場最大。
秦始皇建郡縣制以後，官場就出現了接風餞別等宴會。據《漢書》記載：“西漢後期，政局屢變，地方官調動頻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
魏晉南北朝時期，各州郡甚至設置了“送故主簿”這樣專門負責接待的官員。宋朝時，政府曾明文規定“凡點檢或商議公事、出郊勸農等，皆準公筵”，可見，古代官場是允許“公款接待”的。但是，歷朝歷代也大都按照節儉原則，規定了不同級別官員的接待標準。
其實，按規定的標準做好接待工作，是公務活動的保障，本應無可厚非，問題是古代官場也和當今一樣，不按標準接待，而是競相攀比，排場越搞越大，於是惹得怨聲載道。下面擷取幾個古代官場公務接待中讓人捧腹的奇葩事情，以饗廣大網友。
一、明朝兵部尚書奉旨勞軍，回程時財禮塞滿1000輛大車。
從明清官場情況上來看，接待排場之風達到頂峯。明朝巡撫駕到的時候，府官、州官和縣官，一律要跪在道路兩旁歡迎。如果運氣不好遇上颳風下雨的天氣，即使是知府，也避免不了“陷膝污泥”的命運。在清代，如果遇到欽差大臣經過，“數十里外設馬為長探，二十里內設馬為短探，無不竭力趨蹌”，都想爭取給朝廷要員留個好印象。
明代嘉靖十八年，兵部尚書翟鑾奉旨到塞上犒勞軍隊，邊區文臣武將都全身披掛到郊外恭迎，而且競相送禮。等到翟部長完成使命返回的時候，收受的財禮竟然塞滿了1000輛大車。官至南京兵部主事的管志道回憶説：“我在鄉里做生員時，曾經親眼看見一位縣長向前來視察的巡按百般獻媚，拍馬屁一直拍到馬桶上，甚至到了用貂皮來裝飾尿壺、將緞褥鋪在廁所裏的程度。”
二、廣西官員因上級領導斥責招待不周，竟然羞忿自殺。
清代乾隆三十四年春天，廣西學政梅立本到陸川縣主持科試，陸川縣的楊縣長承辦接待工作。楊縣長不僅包辦了梅大人和他一大幫隨從近一個月的飲食起居和各項供應，還僱人來代買物品，額外又花了很多錢送禮。儘管如此，梅立本及其手下人的需求仍未得到滿足，繼續多次刁難，並幾度杖責楊縣長派在學政身邊聽候差使的王升、陳忠等人。
迫於情勢，楊縣長去求情，梅立本又當面恐嚇他説：“我與你雖然是同年，但是你辦事不妥，我照樣要參劾你!”楊縣長非常害怕，不自覺間居然雙膝下跪，説道：“卑職剛剛到任，很多情況不熟，還求您多多指教。”梅學政説：“你不懂就去問鄰縣的官員吧。”説完轉入後堂，不再理會楊縣長。
楊縣長與梅學政本來是同榜出身，只因官運不濟，地位懸隔，便一再受辱，以至於羞忿難堪，竟於靴筒中拔出小刀，在轎內自刎殞命。
三、公務接待中送禮名目繁多，領導最看重下級送“紅包”。
古代公務接待：取之於民，用之於官。 在中國曆朝歷代，公務接待都是地方官們心中永遠的痛。地方官們不辦企業不炒股票，衙門公賬上也沒有公務接待的預算，哪來這麼多錢開銷分攤呢?講實了，不外乎是向民眾加徵加税、爭取“自籌經費”或説預算外資金。説白了，就是“取之於民，用之於官”。
明代萬曆二十三年，剛當上吳縣知縣才幾個月的袁宏道寫信給朋友説：現在已經知道人生作吏甚苦，作縣令尤苦，作吳縣知縣更是苦上萬萬倍，比牛馬還不如!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上官如雲，過客如雨”，來來往往都要縣令早晚接待。
那麼，古代公務接待中，上級最看重的是什麼?答曰“現金紅包”。而這個“紅包”一般有3個名目組成：一是“程儀”，即車馬費;二是“折席”，即宴飲費;三是“跟隨”，即送給僕從的辛苦費。
四、蘇軾經常召“小姐”應付公務接待，以便自己休養精神。
據《萍州可談》記載：杭州城極為繁華，因此北宋中央派赴該路的監司，大多在城內設立辦事處，這個去了那個又來，以至杭州政府得專門安排一員副職陪他們吃喝玩樂。蘇軾任杭州通判時，就扮演過這個角色，因為不勝酒力，疲於應付，發牢騷説杭州通判這個差事是“酒食地獄”。
由此可見，基層官員應付公務接待、疲於奔命時是非常痛苦的。為了減輕這種痛苦，官員們各出奇招。還是這個蘇軾，據説在他任地方官時，一旦遇到公務接待的宴飲，都要召“小姐”來，讓赴宴的領導的注意力都轉移到“女伎絲竹之聲終日不輟”上，自己趁機休養精神。
五、縣長親自著書立説，諄諄告誡一定應酬好上司身邊的人。
官場內權力分配的基本原則，永遠是上級掌握對下級的監察和考核，於是順從乃至逢迎上級，變成了做下級的本分。再就是無論上級下級，往往都把能否做好公務接待看作是恪守本分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衡量標準。為此，曾做過縣官的清朝學者汪輝祖還撰寫一本如何當好縣長的“縣長教科書”，名為”《學治續説》。
汪輝祖在《學治續説》中，多次講論了接待上司的重要性，特別是上司身邊的人，一定要應酬好。並舉例説：過去我們浙江有個好縣長，省領導對他的印象一向很好。有一次省領導出行視察，經過他這個縣，這位縣長沒能滿足領導身邊人的需求，那些人便使壞，暗中把他接待領導的一應供給全部撤走，領導還當這個縣長故意怠慢，大為生氣，後來以一個藉口便將他參劾撤職了。
六、公務接待的吃喝標配：燕窩燒烤、魚翅海蔘。
最有意思的是，因為朝廷一再強調要革除屬員給上司送車馬費的陋規，所以到後來欽差們都不肯現場收錢了，要改為等他們回京後，再通過錢莊把這筆錢匯到大人的家裏去。宴飲娛樂什麼的，張集馨也有記述，“每次皆戲兩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窩燒烤，中席亦魚翅海蔘”。
當時無論冬夏，戲宴總得到下半夜一點鐘後才散，“羣主”，即請客陪歡的地方官紳先把諸貴賓一個個送出、上車，“然後逐次揖送”。等客人都回到下榻的館舍，還要“着人持羣主名帖，到客公館道乏”，就是您辛苦了、請早點休息、晚安的意思。“每次宴會，連戲價、備賞、酒席雜支，總在二百餘金”。
古代官場性賄賂效率比較高：淫色風氣所向披靡
“文官不愛錢，武將不怕死”是古代對官員的起碼要求。有的官員也許能做到“不愛錢”，但未必能做到不好色。俗話説，“英雄難過美人關”，在色賄、美人計面前，前仆後繼倒下的官員，真是數不勝數。操守堅正，潔身自好，能不為女色所動，是難能可貴的。
女色誘惑對古代官員來説，是比金錢誘惑更大的考驗。抵禦這種誘惑，需要有很高的道德素養和很強的自制能力。可惜很多官員道德素養低下，自制能力缺乏，所以，被色賄這種“糖衣炮彈”一轟就倒。
程縣令施色賄一再得手
色賄這種行賄伎倆，在古代很常見，能收到金錢賄賂所達不到的效果。對付有些官員，幾乎“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一些心術不正的跑官者及謀求青雲直上的人，均樂於採用這種成本低、收效高的手段。
宋代《慶元黨禁》一書載：南宋寧宗時執掌政柄，位在左相、右相之上，被封為平原郡王的韓侂冑，其愛姬偶犯過失被送出王府。錢塘縣令程松壽以為機會來到，立即以800貫將她買來，並將其安排在自己家的正廳居住，以示恭敬有加。他與妻子一日三餐親自將飯菜端到韓侂冑愛姬面前，對她服侍特別周到，搞得她莫名其妙，惶恐不安。過了幾天，韓侂冑思念愛姬，派人召她回府。得知已為錢塘縣令買去，他大為惱怒。
程松壽聽到這個消息，急忙親自將韓侂冑的愛姬送回王府，並且對韓侂冑説：“前幾天有一個地方官要離開京城，準備帶她去外地，我作為京都所治之縣的縣令，特地為大王將她藏匿於我家。”韓侂冑仍未消氣，總疑心自己的愛姬被這個小縣令揩了油。愛姬回到王府後，對韓侂冑詳細敍述了她在程松壽家的幾天裏，程氏夫婦對她怎樣恭謹，怎樣有禮貌，韓侂冑這才轉怒為喜。當天便任命程松壽為太府寺丞，一年後升為諫議大夫。
哪知程松壽慾壑難填，登上諫院的長官諫議大夫的高位之後，心仍怏怏。於是心生一計，買來一位美人，獻給了韓侂冑，還為美人起名曰松壽。韓侂冑不解地問他：“美人怎麼與你同名?”程答稱：“我想讓大王經常聽到我的賤名。”韓侂冑不覺得此人奸滑，反覺得此人可愛;沒有看出此人是要利用自己，反而以為此人對自己忠心耿耿，當即任命他為同知樞密院事，即全國最高軍事機關樞密院的副長官。程松壽本是一個品級很低的官員，靠了色賄，居然連連高升，兩三年內躋身朝廷重臣行列。
為何錢塘縣令程松壽施色賄屢試不爽呢?是因為他摸清了韓侂冑的脾性及弱點。韓侂冑當時權傾朝野，勢焰赫然，他視朝廷官職為私有，只要他高興，可以隨便送人。他寵信愛姬，聽信枕邊風。他對於美女，是多多益善，有了愛姬，還垂涎別的美女。程松壽正是利用了韓侂冑的這些特性，“對症下藥”，故次次成功就不足為怪了。
提刑官未查別人先倒下
宋代羅大經《鶴林玉露》一書記載了這樣一個事件：南宋紹興年間，王鈇任番禺軍政長官，在當地胡作非為，搞得民怨沸騰，聲名狼藉。鑑於地方上要求王鈇下台的呼聲很高，朝廷決定調原任諫院司諫的韓璜為廣東提點刑獄公事(簡稱提刑)。廣東提刑負責廣東所屬各州的刑獄、司法、監察，權力很大。朝廷讓韓璜去廣東先對王鈇立案審查。韓璜才到廣東，尚未觸動王鈇，自己便先倒下了。這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韓璜還沒有來得及審查別人，自己先授人以柄。
韓璜按朝廷命令前往廣東，將提刑衙門設在韶陽，並立即赴番禺，擬對王鈇展開調查。王鈇自知大禍臨頭，如驚弓之鳥，寢食不安。他的妾本是“錢塘倡”(錢塘的歌舞藝人)，見王鈇心事重重，便問：“主公擔憂什麼?”王鈇告訴她，朝廷已派韓璜來廣東查處他。妾説：“用不着憂慮。韓璜啊，我認識，他不就是韓老九嗎。從前他常到我家，玩得挺歡的。主公無論如何要請他飲酒，只要他端起酒杯，我自有辦法敗壞他的操守。”
很快韓璜乘船來到番禺，一副欽差大臣的架勢。王鈇到郊外迎接，韓璜避而不見，入城迎接方才見面。在堂上，對着王鈇，韓璜不發一言，弄得王鈇很是尷尬。次日韓璜按官場規矩回訪王鈇。喝過茶後，王鈇邀請韓璜遊覽庭園，韓璜不允，王鈇一再邀請，韓璜才勉強同意。至一處房屋，水中、陸上所產食物一應俱全，擺了一桌，而且有歌舞藝人的表演。韓顯得侷促不安。王鈇命歌舞藝人下去，私下吩咐她們淡妝，假扮成侍女。然後將韓璜迎入後堂飲酒。喝着喝着，就聽到王鈇的妾在簾後唱當年韓璜贈她的一首詞，韓聞之不禁心動，以致狂不自制，説道：“想不到你原來在此地啊!”當場就要跟舊相好見面。
王鈇之妾隔着簾子有意請韓滿上，韓璜接連喝了幾杯，那女子仍然不肯出來。韓急不可耐，王鈇之妾便説：“司諫當年在我家舞跳得最好，今日如能為我舞一曲，我馬上就出來相見。”此時的韓璜，已經醉酒，控制不了自己，以為自己還在當年那個“錢塘倡”的家中，不知自己眼下正在審查對象的府上，更是把朝廷賦予他的使命忘得乾乾淨淨。他立即要了一件舞衣穿上，還塗抹粉墨，踉踉蹌蹌地跳了起來。才跳了幾下，忽然跌倒於地。王鈇急命人抬來轎子，歌舞藝人們七手八腳地將韓璜扶上了轎，送他上了船。
酒後失性、酒後失態、酒後失德，韓璜便是如此。
韓在船上昏然酣睡，五更酒醒後，覺得身上穿的衣服不對頭，讓跟從的人點亮蠟燭，一看身上還穿着舞衣。再拿鏡子一照，臉上粉墨還在，羞愧得無地自容。他立即下令開船，回韶陽提刑衙門。對王鈇的案子，他再也不敢過問。從此他臭名遠播，並很快遭到彈劾。
這位提刑官為何這麼經不起“糖衣炮彈”的攻擊?因為王鈇之妾一位老於世故、工於心計的女人，對這位高官再熟悉不過了，深知其發達之前就好色又貪杯，並且深知，他這種德性，發達之後不但不會改，還會變本加厲。王鈇及妾抓住了韓璜的軟肋，才一個回合，就輕易將他擊倒。
令狐丞相拒色賄
唐代裴庭裕《東觀奏記》一書記錄了一則拒色賄故事：有個叫畢諴的人，在翰林院任職，才思敏捷，文筆優美，得到了唐宣宗的賞識。宣宗曾許諾提拔他為宰相。畢諴也知道，丞相令狐綯不喜歡他。令狐丞相把他調邠寧，又從邠寧先後調鳳翔、昭義、北門三鎮，畢諴以為這是令狐綯阻撓其入相玩的手腕。他想以色賄結好於令狐綯，於是在其任職的北門鎮物色了一位十分豔麗的女子，堪稱天下絕色。讓人將美女妝扮起來，戴上珠寶，派專人獻給令狐綯。令狐丞相一見之下，驚為天仙，為之心動。
不過，他的腦子還是清楚的。他對兒子説：“尤物必害人。”“尤物”即特美的女子，“尤物必害人”即絕色美女是“禍水”。中國古代有所謂“紅顏禍水”的説法，典型的是《左傳》上説的：“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
”實際上不是美女害人，而是操縱美女者害人。令狐丞相又説：畢“原於吾無分，今以是餌吾，將傾吾家族也!”意思是畢諴跟他沒有情分，現今送美女給他，定是拋香餌，下釣鈎，想搞倒他整個家族。他喜好美女，但不敢接納這位美女，怕後果嚴重。
令狐丞相只見了畢諴獻的美女一面，就派專人把她送回去。那人不敢直接將美女還給畢諴，在一個驛站停留下來，等候畢諴的消息。畢諴為表示誠意和忠心，剌破皮膚滴血寫信給令狐綯，懇求其收下美女，令狐丞相終不接納。畢諴只得命驛站的吏人將美女賣掉。御醫李玄伯用70萬錢買回家，孝敬她就像孝敬祖宗一樣。過了一段時間，將她獻給了唐宣宗。宣宗一見就迷上了這位美女，很快她成了後宮最受寵愛的人。李玄伯又進“仙丹”給宣宗，以邀恩寵，以致宣宗滿身生瘡，不久死去。
令狐丞相跟韓璜截然不同，他不會因女色而失性。面對女色的誘惑，他能在滿足私慾和保全名譽、身家之間作出理性抉擇。他不會因小失大。
王安石不好女色
宋朝宰相司馬光和王安石都不好女色，宋人的筆記記下了兩人的這種美德。這裏單説王安石。
宋代趙令畤《侯鯖錄》一書説：王安石由京官外放，一次自金陵(今江蘇南京)過蘇州，蘇州知府劉邠請他吃飯，有營妓表演歌舞。見有營妓在場，王安石面露不悦之色，不肯就坐。劉知府讓營妓下去，王安石這才坐下。
宋代官府送往迎來，用營妓表演音樂、歌舞是很普遍、很平常的事情，因宋代盛行營妓也即官妓制度。官府用錢買來相貌端正的年輕女子，派專人教她們音樂、歌舞，以供官員們宴會時陪酒，表演音樂歌舞助興。她們的名字登記在冊，叫做“在籍”;要改變官妓身份，即“出籍”，須交納一筆錢。
官員使用官妓，有一條底線，即只能用她們陪酒及表演音樂、歌舞，不能與她們發生性關係;違反者不論官員還是官妓，都要受到司法追究。對違規官妓的處罰就是打板子，甚至有官妓被打死的。官員在宴會上看官妓表演，既不違法、違紀，也不違反當時的道德規範。但王安石對自己要求很嚴，連見都不願見官妓。
王安石對夫人吳氏的感情很專一，除了夫人吳氏，他對別的女子是不會動心的。
據邵伯温《邵氏聞見錄》一書，吳氏曾瞞着王安石為其買過一個妾，直到此女進了門，吳氏都沒有對丈夫説明，家中新來了一個女子，更沒有説明此女是買來作丈夫的小妾的。一天，王安石見身邊出現了一個陌生女子，便問：“你是誰?”女子答：“夫人命我在老爺身邊服侍。”王安石問：“你是誰家的?”答：“我的丈夫原是大將，負責運軍糧翻了船，朝廷要他賠償損失，家裏財產全部充抵還不夠，就將我賣掉。”
王安石再問：“我家夫人買你花了多少錢?”答：“90萬。”王安石聽了，不禁產生悲憫之心，馬上派人找來該女子的丈夫，讓他把妻子帶走。王安石還説，吳夫人付的90萬錢就不用退還了。
當時90萬錢(900貫)是一個多大的數目呢?看了下面一條資料就大致清楚了。王安石同時代人、蘇軾的弟弟蘇轍被貶官，從筠州遷雷州，又從雷州遷循州，兩年之間，水陸行程幾萬裏，一大家人的衣食都靠自己以往的積蓄。到了循州，囊中只剩5萬錢。當時規定，寺院、道觀都不許貶官借住，只得用這筆錢買10間民房。循州那地方，10間民房的價格是5萬錢(50貫)。
對王安石這樣操守堅正、廉潔的官員，要想賄之以黃金白銀，或賄之以絕色美女，都是不能得逞的。這種官員，真可謂“刀槍不入”。古代多的是貪財又貪色的官員，但也不乏王安石這樣清廉、正派的官員。
這樣的清正官員多了，貪鄙官員少了，吏治就有望變得清明一些。
古代官場：嚴嵩之死背後隱藏的官僚政治黑幕
對於嚴嵩我們無意於從傳統儒家道德方面來進行評價，因為這種評價對於我們來説是無益的，從嘉靖二十七年他擔任首輔起，他在這個位置上一直呆了十四年，這並不是他有多大的能耐，而是他懂得如何跟皇帝保持合作。前任的教訓已經表明，若想生存下去，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或者治國抱負，只有跟這位乖鷙的皇帝合作。皇帝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教這些臣僚們怎樣做人，如何成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
嚴嵩第二次擔任內閣首輔後他變得乖巧起來，雖然鬥倒了夏言，但是他沒有感到任何輕鬆，反而是如履薄冰、戰戰兢兢。他吸取了前面幾任首輔的教訓，大事情從不拿主意，都交給皇帝聖裁，他也從不做僭越之事，而且更加努力、積極的寫青詞。
嘉靖是個專制的皇帝，內閣的票擬必須按照他的意思來，如果不符合他的心意，他便打回去讓重新擬票，他是個深藏不露的人，他喜歡讓別人猜他的心思，而不是將自己的心思清晰的表達出來。嚴嵩猜不透嘉靖的心思，所以擬的票通常不符合嘉靖的心意，但是他的兒子嚴世蕃善於揣摩嘉靖的心思，這樣一來嚴嵩經常將奏章拿回家擬票。這樣一來這個障礙也解決了，嚴嵩與皇帝之間似乎再也無障礙。
嘉靖將一切政事都委託嚴嵩，自己在西苑一意玄修，羣臣與皇帝之間的交流必須通過嚴嵩，嚴嵩開始獨攬朝政，政以賄成，朝臣們紛紛起來攻擊嚴嵩。皇帝知道，羣臣們彈劾嚴嵩就是彈劾自己，正所謂打嚴嵩就是打自己，因為嚴嵩是自己的擋劍牌。過去言官們總是對着自己來的，現在自己退居幕後，讓嚴嵩在前面衝，御史、給事中有事情去找嚴嵩吧，不要來煩朕了，朕可以專門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即使出了事，也由嚴嵩抗着，而不會出現令人尷尬和下不了台的局面。
現在羣臣糾住嚴嵩不放，且聲勢越來越大，這明顯就是對着朕來的，嚴嵩一旦頂不住了，朕將要獨自面對這滔滔而來的洪水，朕一定要讓嚴嵩頂住。這是嘉靖的真實想法，為此他開始命令嚴嵩處理這些官員，其中處死楊繼盛、沈鏈是這場鬥爭中的典型事例。
楊繼盛出身貧寒，憑藉自身努力中了進士，在他任兵部員外郎的時候上書反對跟蒙古開馬市議和，因此被貶，後來在任兵部武選司郎中的時候上奏《請誅賊臣疏》，盡數嚴嵩“五奸十大罪”，並將矛頭直指嘉靖。誰都知道嚴嵩做的一切都是皇帝授意的，現如今楊繼盛上這樣的奏書，皇帝會怎麼想?
楊繼盛其人的確比較偏激，一不能提出針對時事具備可行性的建議，二沒有洞悉政局的能力，只是在那裏一味喊一些不切實際的口號，不排除朝中有一些人專門找這樣的人當槍使。嚴嵩一直認為諸如此類的事情一定是徐階在背後操縱，但他找不到證據，儘管受盡酷刑，楊繼盛也不願意把事情往徐階身上扯，後來跟張經等人一起被處死。
嘉靖主政期間，一些被處死的人在南北問題上基本上都是主戰派，比如夏言、張經、王忬、楊繼盛，從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看出圍繞着對外的政策問題實際上已經形成了天然的兩派。
除了楊繼盛，還有錦衣衞沈鏈。沈鏈是個嫉惡如仇的人，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人兵臨北京城下要求議和的時候，沈鏈跳出來表示反對，後來沈鏈上了一道劾嚴嵩十大罪狀的奏書而被關進詔獄，之後被髮配邊疆，沈鏈在發配地每日罵嚴嵩不絕，後來嚴嵩指使當地的官員將沈鏈處死。
這兩件事情嘉靖都是幕後黑手，因為在整個國家他暫時找不到可以替代嚴嵩的官僚，他要保下嚴嵩，所以他要對反對嚴嵩的官員處以極刑。沈鏈、楊繼盛只是帝國的官僚跟嚴嵩鬥爭的兩個事例而已，像這樣的例子在嚴嵩主政的十四年中絡繹不絕。
後來的官員也漸漸成熟了，他們知道倒嚴的關鍵在皇帝，皇帝不願意讓嚴嵩倒，嚴嵩無論如何也倒不了，另外，倒嚴就不能牽扯皇帝，劾嚴嵩罪狀的時候不能把與皇帝有牽連的罪狀寫進去，做不到這一點，不僅倒不了嚴，還會自取其禍。在條件還不成熟的情況下，人們所要做的只有等待，等待皇帝對嚴嵩厭煩，等待嚴嵩失去了利用價值，而在整個官僚體系中深諳此道的就是那個真正隱藏在幕後的人——徐階。
對於夏言來説，嚴嵩是水，對於嚴嵩來説，徐階才是真正的水。這是一個以柔克剛的年代，衝在前面的人大都早早的廢掉，徐階吸取了這麼多人血淋淋的教訓，他知道對付嚴嵩只有一個字——“等”，等待嚴嵩自己把自己廢掉。
即使夏言死後，徐階也能夠獨立的生長，因為那個帝國最厲害的人看中了他，他順利的當上了禮部尚書，獲得進出西苑的資格，躋身帝國核心官僚序列。
功成名就的徐階頭腦清醒地很，他仍舊埋頭苦幹，認真撰寫青詞，這些嘉靖都看在眼裏。徐階並不是毫無作為，他以他的軟實力掣肘嚴嵩，使嚴嵩並不是那麼的隨心所欲，保護了一些反對嚴嵩的人。嚴嵩能夠打敗夏言，因為皇帝對夏言已經厭煩了，嚴嵩卻無法打倒徐階，因為他是皇帝保護的人，徐階也自然明白這一點。
幾乎在夏言被處死的時候，徐階就上位了，從此嚴嵩就有了個如影隨形的人。徐階不斷的在觀察，觀察皇帝對這位首輔的態度，尋找着那個臨界點。在這個過程中唯一的選擇就是以不變應萬變，任何的貿然出擊或矯情掩飾都可能功虧一簣，甚至會讓自己跌進萬丈深淵。
雖然一波波的倒嚴者都倒在了嚴嵩面前，但這並不意味着嚴嵩仍然是穩如泰山，詔獄裏的拷打、西市上的斬首，這些都使得官憤、民憤越來越大，而這所有的憤怒都會射向嚴嵩，身為皇帝的嘉靖也不能不考慮官情民意。
嚴嵩在他60歲入閣的時候精神煥發、神采奕奕，能連續在內閣工作幾天幾夜而不回家，但在嚴嵩進入80歲以後，他也漸漸的力不從心，在一些大的事情上他已經無法進行正確的思考和判斷，皇帝説的話他也漸漸的不知所云，嚴嵩對皇帝來説他的作用已經失去，是時候讓徐階替代他了，此時的皇帝已經有了換人的想法。
御史鄒應龍是徐階一黨，他們經常在一起合計對付嚴嵩的計謀，大約在很久以前鄒應龍就已經開始醖釀彈劾嚴嵩，只是難以猜測皇帝的心思，一天鄒應龍避雨來到一個太監的家中，閒談中這名小太監透露了皇帝想棄用嚴嵩的心思，鄒應龍得知這個消息後連忙回去告知了徐階，在得到徐階首肯之後，鄒應龍上了一道彈劾嚴嵩的奏書。
這是令嘉靖朝幾乎所有文官興奮的大事件，在歷經十四年他們認為的黑暗日子後，這位帝國的首輔終於倒台了，終於可以告慰夏言、曾銑、王忬、楊繼盛、沈鏈的在天之靈了。皇帝勒令嚴嵩致仕，其子、其孫，以及門客羅龍文發配邊疆。
嘉靖一方面對嚴嵩已經不滿意，另一方面也是順應官情民意順水推舟。雖然皇帝將嚴嵩免職，將嚴世蕃發配，但皇帝卻又隱隱有些失悔，我們這位皇帝做事情總是優柔寡斷。身在江西分宜的嚴嵩敏鋭捕捉到了這點，他開始上書問候嘉靖，希望能將嚴世蕃放回，雖然皇帝還留戀嚴嵩，但80多歲的人的確再也做不了什麼了，皇帝拒絕了他的請求。
不久嚴世蕃和羅龍文從戍地私自跑了回來，嘉靖讓三法司對二人擬罪，三法司還是想將事情往楊繼盛、沈鏈身上扯，深諳人事的徐階指出倒嚴世蕃就不能牽扯皇上，嘉靖三十四年楊繼盛、沈鏈被殺正是出自嘉靖的旨意，跟帝國處死胡惟庸一樣，徐階想了一個跟任何人沒有瓜葛，而又順理成章的罪名——通倭，嘉靖四十四年，嚴世蕃和羅龍文以通倭罪被斬。過不久，嚴嵩也病死了。
話説回來了，所有官僚都是皇帝的棋子，這些官僚有必要跟嚴嵩較勁嗎?有嚴嵩在前面做擋箭牌承擔責任不好嗎?
嚴嵩不僅是嘉靖朝有名的首輔，他也是整個大明朝有名的首輔，但他只是行使皇帝代理權的一個工具。在那個官僚政治日益成熟，宦官、武將、勳貴日益沒落的年代，皇帝需要找一個人來秉承自己的意志，來代替自己對文官行使管理權，張璁、夏言都不符合自己的要求，他最後找到了嚴嵩。
在嚴首輔主政的十四年裏，他能夠使帝國的政治保持一種平穩，而沒有嘉靖前期的那種波瀾起伏。嚴嵩看起來只是皇帝的一個迎合者，但一些大的事情在他的安排下正在悄悄推進，例如江南的抑制土地兼併和一條鞭法。
在一些對外的大事情上嚴嵩跟嘉靖有着根本分歧，嘉靖主張對蒙古和倭寇採取強硬態度，而嚴嵩主張以和談的方式解決，但嚴嵩並不敢將他的想法流露出來，只是在遵循世宗意見的前提上再小心應對，所以，相對於其他的內閣元輔來説，嚴嵩的日子更艱難，究是如此，倭寇問題在嚴嵩的主持下也得到了解決，而且為隆慶朝南北同時和議、同時開關打下了基礎。
無論嚴嵩如何風光、如何擅權，我們要知道的是他只是皇帝的代理人而已，他殺了多少人也好，納了多少賄也好，其實並不關我們這個帝國的痛癢，它只是文官專制與皇帝的牴觸在我們這種官僚政治中的一種反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