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過庭《書譜》十大謎團,竟被日本人揭開真相!
與《書譜》有關之謎及其真相
文/谷村雋堂(日本) ?譯/梁少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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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過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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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過庭其人
説起來,孫過庭這一人物可是一個謎。儘管他給後世留下了不朽的《書譜》;但作為官員的孫過庭地位不高,在新舊兩《唐書》中似乎也沒有傳記。也只有孫過庭同時代的文學家陳子昂所撰的《孫君墓誌銘》和《祭孫錄事文》中有關於他的約略記載。另外,唐天寶年間成書的《述書賦》“竇蒙注”和張懷瓘《書斷》中,亦存孫過庭相關的載錄。但是,這些記錄和後世北宋《宣和書譜》裏所書事蹟不盡相同,間存異處。
關於名字,《書譜》稱撰者孫過庭,陳子昂《孫君墓誌銘》稱孫虔禮,論者認為是另有其人。《祭文》曰:“元常既沒,墨妙不傳,君之逸翰,曠代同仙。”能和草聖張芝抗衡的書家,應該就是此人孫過庭吧。
恐怕似“唐人多以字行”,稱謂之不同乃名和字的混雜而引起。再是“吳郡”和自署的地名,在唐代的行政地名中不見,從出生於“吳”地這一地域概念而言,這裏是他的祖籍嗎?而現籍還是不能明。因此,無論是哪一種孫過庭行狀,正確的記錄是沒有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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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過庭的生卒年著論中涉及孫過庭生卒年,但不管是何種記述,皆撲朔迷離。
《書譜》曰:“餘志學之年,留心翰墨,味鍾張之餘烈,挹羲獻之前規,極慮專精,時逾二紀。”文尾又云:“垂拱三年寫記。”於此,“垂拱三年”的“三”字,始為“元”字,“三”為改寫。“志學之年”,按《論語》之説為“十五”歲。“二紀”,若以“十干”為一紀,是“十年”;若以“十二支”為一紀,則是“十二年”。故簡單地推算,孫過庭在垂拱元年(685年),時三十五歲(按“十干”);垂拱三年(687年)的話,就是三十九歲(按“十二支”)了。
又如《宣和書譜》曰:“文皇嘗謂過庭小子,書亂二王。”如果此説值得信賴,那麼其時間當在唐太宗崩御(649年)之前。由孫過庭可亂二王之程度書法之事,可以推測到他的年齡。然而它的可信性又是如何呢?按《祭文》所載“忽中年而顛沛”,“枉大當年,嗣子孤藐”,孫過庭似乎是英年早逝的。《墓誌銘》撰者陳子昂,於公元694年遭牢獄之災,翌年,死在獄中。應該確信,《墓誌銘》是作於其投獄之前的。也就是説,孫過庭死於公元694年以前。總之,孫過庭生卒年確實是無法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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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譜》是孫過庭的真跡嗎??
《書譜》確實屬於孫過庭所書嗎?傳記中很難獲得他寫此書的確鑿證據。
《書譜》文首有“吳郡、孫過庭”字樣,但無“書”字。文末有“垂拱三年記”,但不置名字。儘管文章是孫過庭的,可書者同樣是他嗎?
今天,雖然在《書譜》和其他文獻中留下了孫過庭書法與傳記,與之傳世的諸如《草書千字文》、《景福殿賦》等,認定是與所謂《書譜》同筆,可這兩種鹹被判斷不是唐代的墨跡,而是後世所偽託。只有《書譜》,果真屬唐代之書,而且是孫之真筆嗎?
事實上,清王朝滅亡後,墨跡本《書譜》通過寫真、珂羅版的廣泛流佈而被世人周知是始於1920年。在這當中,似見到由後人所作的多種摹本。主要的理由是:至今所知的《書譜》刻本,享有善本之稱的是所謂“薛氏本”(元祐本),然此本遠與“墨跡本”異趣;那麼,還不如説與之相似的則是“安刻本”(天津本)。?
昭和四年(1929年),松本芳翠在其主辦的《書海》雜誌發表了著名的《節筆論》。《書譜》即現存的墨跡本是所有刻本的底本,並證明了墨跡本不是“雙鈎填墨”的摹寫本的事實。其論據為:《書譜》大概是在摺疊為八分(2.7cm)為間隔的紙張上書寫的。筆鋒經過折線而產生衝突的部分,線條出現類似“竹節”般的不自然筆致,即“節筆”。
這種“節筆”,無論是哪種刻本皆與墨跡本相同,存在這一情形。墨跡本的用筆線條中留下了折行的痕跡,從寫真等,若仔細觀察“節筆”部分,筆勢自然,決非類似“雙鈎填墨”等技術摹寫,從而確定了《書譜》乃是真跡。《書譜》筆致清晰,節奏明快,能佔唐代名筆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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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去”和“改寫”
《書譜》雲:“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王羲之雲: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為絕倫,其餘不足觀。可謂鍾張信·為·絕·倫·其·餘·不·足·觀·雲沒·”始寫僅數十字,就和前行文字重複,用旁點加以訂正(“點去”),可謂是淺陋的目誤。
▲《書譜》中的“點去”
這裏應該是書“鍾張雲沒……”的,極靠近前行的“鍾張信為……”因眼花繚亂而誤寫。這誤寫極相似於抄寫他人文章。書寫自己的文章,從開頭就犯這樣的目誤是頗為粗忽的。不禁對撰者孫過庭《書譜》為他自己所書產生了疑問。
《書譜》中,像這樣的“衍文”,用旁點的方法消除,即“點去”的部分,在整篇中竟有十數處,其中有幾處所犯的都是同樣的單純的目誤。例如第83~84行中的“然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剛柔以合體或蒙”十七字實為後文第266~267行的文字(“或”後文書以“忽”),這決不是簡單的目誤所能説明的。
還有如第69行點去的“輕重之”,旋即又改為“揮運之”再續寫的情況。這就無意中流露出是一邊在推敲一邊在改寫的形跡。確實如此,《書譜》末行“垂拱三年寫記”,開始寫作“元年”,之所以改為“三年”,恐怕是孫過庭在垂拱元年寫的是草稿,三年中邊推敲邊修正改寫。
即使是相距甚遠的文字,也會因目誤而被“點去”。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這也不是他未曾研究周邊的文章所致。例如第164~165行中的“其有顯聞當代,遺蹟見存,無俟抑揚,自標先後”。在第152~153行曾一度書寫而被“點去”,第183行再次書寫而又“點去”。何故出現如此反覆“點去”?其中之謎卻是難以揭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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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還是“全文”?
現存《書譜》文章之前,有宋徽宗的瘦金體題簽:“唐孫過庭書譜序。”北宋內府的藏品目錄《宣和書譜》中有“書譜序上下二”之記載。但是,《書譜》文章中,自始至終,不見“序”文。而且卷末的十行是“跋語”文體,最後以“垂拱三年寫記”完篇。那麼,《書譜》果真是“序文”,抑或“全文”?
類似“跋語”的十行中,有“……今撰為六篇,分成兩卷”之語,若以《書譜》全篇觀之,應該是有六篇之分的。清代朱履貞在《書學捷要》中對《書譜》試作六篇的分段,而現存《書譜》的是前兩段,後四段佚散,也即是失去了下卷。
近年,有關對《書譜》的文章相繼發表了六篇分段説。有中國的朱建新,日本的西川寧、松井如流、西林昭一等。各人的分段之説稍有出入,不完全一致。大致上寧可把《書譜》看作序文的文體,而且從“譜”的意思而言之,《書譜》當是列敍書家之優劣和品第。
啓功先生認為,唐張懷瓘的《書斷》又稱《書譜》為《運筆論》,殆以既無譜式而稱之為譜,義有未合,故就序文所論,為立此名,俾符其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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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下”之謎
“序文”還是“全文”?二者都成了問題,而“卷下”存在嗎?亦是個謎。
《書譜》卷首有“書譜、捲上”字樣,其後則不見“卷下”二字。但是,最後處相當於跋語部分又有“今撰為六篇,分成兩卷”之記。那麼,何處尚存“卷下”?又如上見,《宣和書譜》有“書譜序上下二”之記,“下卷”又是以如何的狀況而被收藏的呢?
▲有“捲上”,那麼“卷下”呢?
啓功先生認為,孫過庭的“卷下”,尚未書寫人已卒亡。徽宗內府時,現存《書譜》分為一半,裝訂上下二軸。證據是瘦金體的題簽“唐孫過庭書譜序”之下稍微有“下”字殘留,也許後人在把二軸合裝之時,上軸的題簽已散失,而移裝了下軸的題簽。?
啓功之説中,孫過庭所言“分成兩卷”之上下和《宣和書譜》記載的“書譜序上下二”尚須作另番考察。?
西川寧認為,觀卷《書譜》的全文是在垂拱元年的草稿上加以修改的,在部分的改寫當中,孫過庭就去世了。“卷下”不見於記錄,推測是由於改寫尚未完成。而且當初,他已把《書譜》分為“兩卷”,《宣和書譜》的“上下”沿襲於此,後來才合裝成一卷的形式。?
《書譜》是本文還是序文,這個問題更顯突出。現卷在宋代確實是分裝成上、下兩卷,啓功、西川寧先生鹹把第十三紙的從首行“約理”開始至200行為下卷。其理由是:前後處紙的殘損的痕跡全然不同(第185~199行亡佚),更是第13紙的右邊,西川先生以為稍微有印痕殘留,此或為“宣和”之印。又如在明代,只有收藏下卷的文徵明在《停雲館帖》刻入《書譜》,上卷部從別的刻本刻入。這樣一分析,文徵明所藏的下卷也是“約理”以下作為分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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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斷”和“亡佚”、“錯簡”?
現裝的《書譜》全三十三紙,合為一卷。然而,其中第十二紙中的185~199行中的十五行和第十五紙中的232~234行中的三行亡佚。另有第九紙部分的前三行(133~135)誤裝在十三行(136~148)之後。何故出現這樣的“亡佚”和“錯簡”,仍是一個謎。?
啓功先生指出,第十二紙的十五行是“宣和”時的上卷之末尾,可後來的某一收藏者把全部369行作了均等的分卷,上卷的末尾處從第186行中割取十五行插入下卷,其後散佚。然而,關於第十五紙的三行的亡佚和第九紙的錯簡沒有説明。?
西川寧提出,“書譜嘗幾度分割”,分割之處引人注目。並説:“上卷中每處有一處,下卷稍為複雜些。”而上卷,由於對自己言辭的部分改寫,孫過庭利用分割的地方“嘗試,終形成了冊頁的形式”。測量尺寸,每頁的寬度極為參差不齊。“第十二紙中失掉的十五行特長(推測37.3cm)……形式上就按原狀作為一紙流傳下來。最後的十五行散失,是因為形成冊頁形式之際,分割了最後的一頁”。但是,“卷下的隔斷處空隙極大,這説明彼此的連接兼備了冊頁的形式”。同樣是謎。
且説“下卷”,同為冊頁形式之論的谷村熹齋發表了自己的設想,他提出分割的方法,基準是單一的“三紙四分”。雜復的“下卷”,從分割處尋求,稍微留有印痕,特定上卷同樣每紙存有一處的分割處。“下卷”亦推測為“三紙四分”。?
恐怕從南宋至元代,民間收藏的《書譜》為上、下兩卷,或者大致在這時期,各紙用“三紙四分”改裝成上、下兩冊的冊頁形式,成為當時分割的原因。後來在改裝之際一部分佚亡,就出現了“錯簡”現象。再説,上卷的亡佚15行未必是一頁,也許末尾的數行,其後有“宣和”、“政和”的印記,共為第17頁。
其後不知從何時,《書譜》上、下兩冊(又稱卷)輾轉收藏,上卷保存的環境尚好,而下卷的命運殘酷,尤其是形成這種寬度狹小的冊頁形式,經過了反覆的改裝,許多地方屢有切割,結果必定導致了嚴重破損這一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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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字、逆S字形的蟲損
卷下(下冊)經歷了殘酷的命運,其破損以及顏色變化上,和上卷相比,可謂有目共睹。可是破損部分,和古時的“太清樓本”、“薛氏本”或者“停雲館本”、“天津本”等刻本一比較,對於這種破損程度和問題,饒有餘趣,現僅舉兩例。?
(1)235行的下部書有“雲”字的紙片,可原來此處是221行下部“繪”字的一部分。“天津本”中沿襲原狀,而“停雲館本”按原來的位置刻入。?
(2)256行的上部“通”字,其一部分筆畫割入左邊之字,致使字形脱落。“天津本”中,旁邊全部筆畫靠近左邊,這一模刻不大正常,“停雲館本”則模刻位置端正。
類似這種現象有多處出現,第十九紙中不可理解的是,發覺有“蟲損”跡象。304行和313行的下部有“逆S字形”的蟲損,而316行的下部存“S字形”的蟲損。“S字”的破損,從多處出現的同種形狀上看,絕非單純的“破損”,而一定是“蟲損”。無論是卷子本,還是冊頁,我們不能按正常的排布狀況去作考慮。
第十九紙304行和310行由於左右分別切割,細小的分割後是否雜亂的堆積一起,然後就按原狀放置了?其實,跳過第二十二紙355行之下,能夠確認細小“逆S字形”的蟲損。像這樣毫無秩序,混亂的情形無疑愈發加深了《書譜》文字排布之謎。或者“卷子”和“冊頁”以外,最早還有所謂“龍鱗裝”(旋風裝)的裝訂形式?更待進一步地研究。
9
“節筆”和“摺痕”
《書譜》中最見重要之處就是所謂的“節筆”了。前述,根據松本芳翠的“節筆”研究,《書譜》作為書法史上的古典名跡,確立了較高的地位。然而,“節筆”説從發表迄今已經過了七十餘年,當時的珂羅本,盡是些單色的寫真,這是對真跡的想象的一種研究。可如今,不僅有鑑賞真跡的機會,而且容易見到類似真跡般的複製、精印的彩色印刷本。在這樣一個發達的時代,更期待有新的研究進展。
成為《書譜》的“節筆”原因即是所謂的“摺痕”。因為摺紙的緣故,致使在大約八分(2.4cm)為間隔的紙面上出現呈凸狀的稜線,這種紙張的加工方法,在很早的時候業已形成諸論。於大的方面,可分為(1)紙的摺疊方法;(2)刮刀的按壓方法。
《書譜》中的用紙明顯有“摺痕”的跡象。今日,如觀複製本還是原跡,得出的幾乎是同樣的結論。我的調查是:A、折的間隔的距離不相一致,不管是何種用紙,左邊的間隔狹小,漸向右方徐徐寬大。B、所折界線的痕跡,不管何種用紙,左邊明顯,漸向右方悄悄減弱以至消失。
▲《書譜》中大量出現的“節筆”
由此,我們對《書譜》的“摺痕”的方法有了瞭解,首先是把紙張細細地捲起,然後壓扁。不管孫過庭所用的屬何種紙,其正面上都因“摺痕”而出現稜角,折幅寬廣,折行徐松,向右退去。
現在的《書譜》用紙,因摺疊出現的痕跡尚不能確認的,就是每一張的右方。由於折幅漸增,書寫時凸起的部分是“摺痕”的位置。確認這是孫過庭在折幅寬廣的每紙的右邊,在約略有“摺痕”的行間中復原後書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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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譜》書寫狀態之謎
對《書譜》自始至終作一緩緩鑑賞,猶如平靜、翻滾的波濤,反反覆覆,高低起伏,徐徐上揚,達到高潮,然後又歸於終焉。這種自然構成的妙趣是《書譜》的魅力所在。
西川寧在《書譜》的研究中,把平靜、穩實的部分歸於A類;自然奔放的部分歸於B類。全卷由A、B類兩種樣式的分佈、調和構成。卷下的後半十一紙全相當於B類模式,捲上的前十二紙中,A類、B類混雜。但是,其中一紙內一部分是A類,一部分是B類的共有四張。A類、B類兩種樣式的風格迥異,主要是由書寫的時間不同造成的。推測《書譜》在垂拱元年書寫的温和、妍潤、平穩的草稿是A類;垂拱三年改寫部分,趨於筆致奔放的部分是B類。
這是一種大膽的設想。可是,如果《書譜》全卷書寫不是始終一貫,這就成為大問題了。
西川先生在捲上中認為,作為B類的有第九紙與三、六、七、八之分割部分之後。如果注意孫過庭的草稿即部分改寫之處,改寫前後及其部分的文字數量必定相同。假如部分改寫後仍是一紙,而要復原為原來紙面的寬度的話,那字形必須變小,行間也必須要狹隘些。
西川先生所指出的部分沒有這樣的變化。儘管是相同字數的改寫,其接合處是按平穩的字行書寫,還是恢復改前和後面的筆勢自然相連接?書寫時候相隔的改寫部分尚不能理解。
西川説是在單色寫真複製的接點研究上提出來的。在正倉院文書中所常見的“摺痕”,也許是一種“反折”(從背面折)。由於卷折,沒有考慮一紙之內的折行之強弱,這是臆測。
關於《書譜》書寫樣式的真相,我作了如下考證。
垂拱三年,孫過庭改書元年時所寫的《書譜》草稿,他用卷折的方法對紙施以“摺痕”,即把紙捲成直徑為15~16毫米後再經壓扁,成折幅為24毫米左右,外側折幅稍大,折稜趨緩。孫過庭全用折稜的正面,在折幅寬大,折稜趨緩的紙面上自右向左書寫。開始的數行,折幅寬大,折稜緩和,折間書寫的文字平靜、穩和。然而,隨着書寫的進程,體勢變得搖動歪曲,字行慢慢地開始傾斜,摺痕狹隘,折稜也逐漸高凸。因此,筆鋒受到折稜的牽制、阻礙,不經意間筆致開始出現了“節筆”這一特殊現象。
一旦“節筆”出現,筆的跳動振幅就激盪起來,折距越來越狹隘,折稜也漸趨明顯,“節筆”的現象就愈發顯著。但是,在每張紙的靠近左端,因為有與下一紙相接的意思,沿着紙面垂直的左邊的字行又恢復了平穩。
《書譜》的二十三紙全按這樣的模式書寫。然而,開始的時候,孫過庭也頻繁地改變體勢,字行因受折距的牽制,逐漸奔放,於折稜處也就不經意地寫下去了。因此,即使在一紙之內,“節筆”也有在開始處便出現的,增強了筆鋒的折稜和衝突的激盪感。它的構成恰恰似欣賞一曲交響曲,充滿無限魅力。根本原因即是因為書者孫過庭心情的波動。而產生如此效果,則又好似憑藉其舞台的裝置——“摺痕”。
現存的《書譜》是一邊加以推敲,一邊改寫的未定稿,但從起首到最後都是始終一貫之書。由於是3700多字的長文,斷斷續續,寫寫停停,或許是要經過數日的徐筆書寫。不過,孫過庭書寫的筆致搖動,與用紙因“摺痕”而出現的間隔、強弱有密切的關係,平靜和高揚交替,徐徐上升從而達到了令人振奮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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