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我像許許多多的旁觀者一樣喜歡面對比賽評頭論足，小到電子競技，大到體育競技，一邊觀看，一邊像解説員似得講着戰術安排和團隊配合，並給出自己的預測。許多年以後我才認識到了這樣做的不成熟，因為隨着預測的失敗，我會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傻瓜。這種情況發生後，我會坐在牆角默默地流淚，燈光映襯着我吳彥祖般的側影，點燃一隻煙，吞吐着對比賽的不解和對自己的懷疑。
與之相反的是，有些“聰明”的人在整個過程中會一言不發，當比賽結束後，他們才開始評論兩支隊伍的功過得失，讓旁邊的姑娘們和坐在牆角的我不禁默默地豎起了大拇指;還有一些人則更為“聰明”，他們會在過程中做一些無關緊要的分析，主隊可能贏，客隊也可能贏，當比賽結束的時候，他們會説我早就知道會這樣。前者是事後諸葛亮的主要勢力，我們將這種現象叫做“後見之明(Hindsight bias)”;後者是事後諸葛亮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們將這種現象叫做“早就知道效應(Know-it-all along effect)”。
我已經很久沒有坐在牆角流淚了，理解到這種事後諸葛亮式的判斷不會讓自己成長半分，反而容易陷入到胸有成竹的快感和掌控全局的錯覺當中。在科學上，我們檢驗一個理論是否正確，需要進行實驗驗證，理論必須要放在實驗之前，否則，當實驗的結果出來我才提出理論進行解釋，這樣的解釋既正確又沒用，這樣的理論既脆弱又狹隘。雖然很多理論都是在觀察一些現象後才提出的，但一個理論是否真的有價值，還是需要另外的一些現象來檢驗。
理解這一點並不艱難，事後的解釋比起事前的預測實在是容易太多了。德國隊贏得了世界盃，事後諸葛亮會説，是名帥勒夫的歷練;德國隊要是輸掉了比賽，事後諸葛亮還會説，勒夫還是經驗不足;他們分析總是跟隨着結果的變化而變化，這種現象在投資和股票領域更為常見。
再比如，被很多人津津樂道的筆跡心理學，有一種非常強的質疑就説，一般是是先接觸這個人，然後才看到他的字，分析毛澤東的字跡，人們説雄偉有力，堅硬厚實，其實就是犯了事後諸葛亮的錯誤，因為他在認識這個人的過程中，已經感覺到了一些性格特徵，然後把自己的分析對應上去，這樣的分析永遠正確，但是永遠不是科學。
事後諸葛亮的核心在於，事情的結果作為一個信息如果被我們接收，就會改變我們對事情的認識。因為從根本意義上説，我們都是結果論者，一件我們直接參與的事情產生了糟糕(或好)的結果那麼一定是哪個地方做錯了(或做對了)，隱藏在這一信念背後的，則是我們塑造的因果關係。
我們面對考試落榜，事業受挫，家庭矛盾這些已經產生的結果的時候，從後往前開始回顧整個事件。社會心理學告訴我們，有一種認知捷徑叫做“反現實推理”，我們會想到導致我們成績糟糕有哪些原因，我們會猜想一些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來獲得控制感。比如，如果我能抓住重點，考試就不會這麼糟糕。我們就是這樣完成了一個分析，那麼為什麼在當初我為什麼抓不住重點呢，因為只有考過試後才知道哪些是重點。事後諸葛亮在分析比賽時，也是同樣的道理，哪怕那些事前被自己稱道的細節事後同樣也可能因為結果的糟糕而不再燦爛，反而在他們口中會成為埋葬敗者的墳墓。
我不知道《黑天鵝》的作者 Taleb 是否也看過“反現實推理”的相關內容，但是他提出的“敍事謬誤”也同樣令我印象深刻。Taleb 説，我們會不斷根據事情發生之後我們覺得有道理的邏輯來敍述整個事件。Taleb 很強調因果關係的重要性，而他所説的“我們覺得有道理的邏輯”，就是因果關係。因為我們分析整個事件時，無法繞開對因果關係的敍述。這樣的例子方方面面，你車轉向燈壞了想去修理，修理工卻説，這轉向燈沒問題，因為基本因果關係的作用，你會想這個修理工的腦子是不是有問題。而對於一場足球賽，主隊領先時，我們會想到一些原因來支撐這個結果，如果主隊接下來落後了，我們又會想到另一些原因來支撐這個結果。直至比賽結束，我們對這場比賽的敍述一直在改變，而自己卻渾然不覺。
“反現實推理”和“敍事謬誤”看起來殊途同歸，其實，兩者根本就是一回事情，都可以用來解釋的後見之明的成因。而 Know-it-all along effect 這一現象，與 Hindsight bias 非常不一樣，即使從表面來看，後見之明提供的是事後的分析，更符合中國傳統意義上的事後諸葛亮;而早就知道效應則更為強調個體會誇大自己的預測，與回憶機制相關。
有這樣一個著名的實驗，尼克松在 1972 年訪華還未結束，被試要在 15 種可能後果之間做出評估，尼克松訪問結束後，那些猜對了結果的人會誇大自己的預測能力，即我早就知道會這樣;而猜錯了的，則會認為自己其實一直覺得這個錯誤的結果可能性不大;這個實驗能説明的問題並不多，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結果作為一個信息會影響到自己對過去的回憶。
事實上，我們在回憶的過程是一個不斷提取線索的過程。所謂線索就是指自己做出判斷的依據，比如我認為尼克松即使去了中國，中美關係仍然不會緩和，因為歷史，經濟的一系列原因，這些作為線索引導我得出了結論。但是當結論錯誤的時候，我們開始回憶當時的態度，這些支撐你得出結論的線索卻很難被提取出來，所以他們會認為自己一直覺得自己原來所認為的情況可能性不大。與社會認知的原理類似，不符合已知信息的其他信息很難整合在一起形成印象，而在回憶過程中，這些東西也會被忽略掉。
另一個原因在於，有些線索的指向性非常模糊。比如，盲人上街發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比起普通人大還是小，我們可以説因為是盲人，缺乏視覺輸入，發生事故可能性更大;但我們同樣可以説，正因為他是盲人，他一定很小心，所以發生事故可能性更小(需要注意的是，我們衡量的是個體)。那麼，這個線索説明不了什麼問題，因為我們可以完成兩個截然不同的推理，當結果作為信息被我們知道後，我們會完成其中的一個推理，並且理所當然地把這個本來模糊不清的線索當成自己推理的一部分。比如，事故可能性大，他們會説缺乏視覺輸入，我早就知道會是這樣;事故可能性小，他們會説盲人很小心，我早就知道會是這樣。
這兩種事後諸葛亮就是這麼煉成的，卡尼曼教授在他的《思考，快與慢》中把這兩種類型認為是一種，而且沒有給出原因，我經過一番思考，認為這還是兩種不同的心理機制在發揮作用，不僅描述的現象不同，形成的原因也是不同。
理解到事後諸葛亮的所隱藏的這樣一些秘密，我的生活也改變了很多，雖然我還是一如既往地評論比賽，只是聽到事後諸葛亮的評論不再敬佩，不再鼓掌，心裏不會再起波瀾，點燃一支煙，靜靜地看着他們裝逼，不變的還有燈光映襯下吳彥祖般的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