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教堂，牧師的話讓我回想起《聖經》裏那些被召喚以不尋常方式成為領導者的故事。今天，我相信自己被召喚來淨化這場競爭，讓保守立場的正面信號得以彰顯。此念在心，我將即刻暫停競選活動。”
9 月 21 日，此前志在必得的共和黨總統參選人斯科特·沃克出人意料地宣佈退選。諷刺的是，這位曾無理要求白宮取消對中國領導人國事訪問邀請的威斯康星州州長，還沒等到習近平抵達美國就草草結束了短暫的問鼎白宮之旅。根據歷史數據顯示，沃克僅 71 天的參選歷程成為了美國總統政治史上第三短命的初選競選。
算上 10 天前宣佈退出的得克薩斯州前州長裏克·佩裏，原本擁擠不堪的共和黨初選陣營瞬間縮水到了 15 人的規模。隨着未來數月兩黨多輪激烈辯論的接踵到來，參選人的紛紛退選或許能幫助 2016 年的美國總統選舉撥雲見日、早些明朗化起來。
沃克的退選説明什麼?
如今人才濟濟或者説人滿為患的初選格局，緣起於 1970 年代兩黨對逐個州公開決定提名這種“還政於民”方式的相繼接受。不同於以往政黨精英內定總統提名人、多數參選人集體“陪天子讀書”的黑幕重重，兩黨政治人物在公開競選的陽光下變得躍躍欲試，嘗試參選的人數持續激增。在 1972 年的總統初選中，就有 17 位民主黨人爭奪挑戰共和黨在任總統尼克松的唯一機會;類似的火爆場面延續到克林頓執政 8 年後的 2000 年，其時有 14 位共和黨人擠入了共和黨初選。作為總統因任期限制而無法再謀求連任、副總統並未踏入選戰的全然開放式選舉，2016 年的兩黨初選規模已追平了 2008 年創造的歷史數字。而在這場容納了 23 位兩黨參選人的初選混戰中，眾多參選人做出退選決定的節奏，直接塑造着唯一提名人的最終勝算。
比較而言，佩裏的退選決定似乎更易被理解。手握執掌孤星州十四載、號稱為美國復興提供了與“加州模式”並立的“得州模式”、四年之前一度引領 2012 年初選民調等政治資本，卻在本次民調遭遇數週幾近墊底、兩度無緣躋身 10 人或 11 人主辯論名單的慘淡開局，佩裏因此陷入極度挫敗乃至絕望的深淵並不難理解。但對年輕佩裏 17 歲、還在州長任上的沃克而言，一切還都遠未那麼糟糕。
從民調錶現看，雖然自八月初以來唐納德·特朗普終結了沃克在艾奧瓦保持了將近半年的絕對優勢，但無論是在全美還是多個關鍵州，沃克基本上還可以與傑布·布什、馬爾科·盧比奧等人並駕齊驅、穩居中游;從意識形態站位看，沃克依然被評價為最保守的參選人之一，絲毫不遜色於蘭德·保羅、泰德·克魯茲或者本·卡森等人;從競選經費看，即便目前略顯捉襟見肘，但考慮到沃克在第三季度才投入選戰，空間和時間也都完全允許從長計議。這些現實似乎與關於沃克因資金緊張、民望與前景不佳而慘淡退選的解讀存在距離。
從個人層面講，導致沃克退選的癥結可能是相對而非絕對的，即個人期待與現實境遇之間的驚人落差。作為在四年中連續贏得包括一次彈劾選舉在內的三場州長選舉的“茶黨領袖”，沃克原本對 2016 信心滿滿，但兩個月來的參選試水卻並不順風順水。在個人從政史中，沃克並不是一個怯懦的落跑者：十年前他曾與黨內對手苦戰 14 個月才甘心放棄謀求共和黨的州長候選人提名。而如今的倉促退選背後可能是在謀劃一盤更大的棋局。
在退選演講中，沃克煞有介事地對同場競技者們發出了忠告：“我呼籲共和黨的其他總統參選人們也考慮做出同樣的決定，以便讓選民能夠聚焦到有限的幾位參選人身上，讓他們能夠傳遞出正面的保守派信號，以取代如今的領跑者”。這種“唯一看透真相”的架勢並非全無根基。沃剋期待被取代的“領跑者”當然就是自 7 月 20 日以來戲劇性地持續佔據民調峯頂的特朗普，其支持率甚至一度超越第二位的傑布和第三位的沃克兩人的累加之和。9 月 16 日共和黨初選第二場辯論後，特朗普、卡森、菲奧莉娜等人組團領跑、形成了所謂“反建制派”的“第一梯隊”。
在隱形初選階段，公眾通常會宣泄對政治僵局的怨氣，也不免出現某些極度情緒化的表達;在金融危機之後，公眾對政治回應性頗為不滿，隨着茶黨等社會運動的湧現，民意也呈現出擁護非傳統參選人來懲罰建制派圈內人的偏好。前次大選的共和黨初選中，就上演了從 2011 年 9 月到 2012 年 2 月間佩裏、赫曼·凱恩、紐特·金裏奇以及裏克·桑托勒姆等四位參選人輪番上陣，各自領先米特·羅姆尼一個多月的肥皂劇情節。不過，從統計趨勢上看，羅姆尼的民調支持在半年間“你方唱罷我登場”的紛擾中卻堅韌地穩步上揚，不斷消減乃至吸納着反建制派的喧囂，最終成功登頂。
有了 2012 年的經驗鋪墊，特朗普最初的上位並不在意料之外，甚至讓他“再飛一會兒”也未必就會成為共和黨的劫難。當下最大的危機在於，共和黨黨內已無羅姆尼，即沒有任何一位參選人能如四年前的羅姆尼那般堅挺。傑布、沃克等“第二梯隊”參選人的民調數字在特朗普的阻擊下一路狂瀉，再難築成終結民意宣泄的堤壩。這才是沃克呼籲該退的參選人及早退出，實現整合資源、把特朗普等人拉下馬的初衷所在。從沃克退選後兩週的民調走向看，“第二梯隊”似乎有所激活，盧比奧因將沃克的基本盤與競選團隊攬入麾下而士氣大振，開啓了與傑布交互領跑的“二人轉”模式。
不過，力促整合、同仇敵愾的“大公無私”顯然不是沃克退選的全部計算。正所謂，不想當總統的參選人不是好州長。對沃克而言，他只是將實現目標的時間節點放遠了一些。至少從 1970 年代以來，受到競爭性初選制度的催化，民主共和兩黨在總統提名上流露出“求新”與“懷舊”的迥異品味。1972 年到 2012 年的 11 場選戰中，如不計入在任總統衞冕時的無爭議提名，民主共和兩黨分別產生過 8 位和 6 位總統候選人，其中曾參與過往屆初選者分別為 2 位和 5 位。換言之，最終代表共和黨角逐白宮的人選大都具有退選經歷，唯一沒有退選過的小布什其實也依靠着家族政治的廕庇。在共和黨“人不如故”的大趨勢下，尚且握有代際優勢的沃克有理由退而求其次：一方面，防止讓自己在第二場辯論中的“夢遊”表現損害短暫競選所提升的知名度與號召力;另一方面，全心履職好未來三年多的州長任期，積累黨內外口碑和人氣，為可能的 2020 完美佈局。
值得玩味的是，説服沃克潛伏下來的政黨傳統極可能會在 2016 年遭遇逆轉。民主黨中如今獨大的希拉里反倒是曾經參與了 2008 年初選的老將，而共和黨的最終人選也應該會在餘下 15 位參選人中的 11 位“新人”裏產生。反轉的政黨習性對選戰動員的實際運作、選民陣營的合縱連橫以及 2016 選舉的花落誰家意味着什麼，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退選的怪圈
佩裏和沃克相繼退選之後，輿論也紛紛開始猜測誰將是下一個共和黨的退選者，是無人問津的過氣州長喬治·帕特基，是無法擺脱父親光環的參議員保羅，還是始終難以引人關注的印度裔州長鮑比·金達爾，甚至是“高開低走”的傑布?
在繁複而弔詭的選戰迷宮中，驅動參選人做出退選決定的因素可謂五花八門，其中最關鍵的即如何定位自身的競選或參選的真正意圖：到底是一場以謀求選任公職為唯一明確目標的生死搏鬥，還是旨在落實某些其他政治獲益的戰略性佯攻。
佩裏或者沃克，本質上都屬於第一類。這類參選人一旦充分確定無望獲勝，極可能旋即放手，轉而推進黨內整合、為更具可能性的參選人背書。1980 年的里根、1988 年的杜卡基斯、1992 年的克林頓、1996 年的多爾甚至是 2008 年的奧巴馬都是熬到最後一位黨內對手主動退選後才得以鎖定提名的。但這類參選人如果認定自己仍有勝算的話，也絕不會輕言放棄：1976 年的共和黨初選、1980 年和 1984 年的民主黨初選都出現了兩位參選人拉鋸僵持到全國代表大會提名階段的膠着情形。
順着這個邏輯，下一個退選者的確極可能從目前處於共和黨第二梯隊的建制派們中跳出來，但這個羣體中也最有可能貢獻出一站到底的意志堅定者。前者或可關注保羅、克魯茲或者克里斯·克里斯蒂的抉擇，後者應該就是傑布和盧比奧了【注：今日保守派就有人號召布什退選，有錢有人並非萬無一失】。而就民主黨陣營而言，前馬里蘭州州長馬丁·奧馬利作為期待頗高的較真競選者，倘若在 10 月 13 日辯論之後仍無民意起色，也就只剩下全身而退一條道路了。
對比之下，佯攻或假選的情形更加複雜，包含了希冀憑藉總統競選舞台推進某些政策議題的“議題候選人”，或者希冀以亮相來提升政治知名度或謀求更高職位的投機者。議題參選人往往會以很小的成本努力盡可能地留在競選當中，以確保自己推進的政策議題獲得最大化的關注與接納。政治投機者在競選中堅持的目的則是為了讓更多選民熟悉、甚至獲得最終提名人的重視進而獲得副總統提名或是未來內閣部長的提名。這就意味着，他們會等到關鍵時刻才會宣佈退選，從而為提名人奉上更多的人情與面子。力推平民主義色彩政策議題的民主黨人伯尼·桑德斯，宣揚國防鷹派論調的民主黨人吉姆·韋伯和共和黨人林賽·格萊厄姆，放棄參議員連任的退路、至少要拿下共和黨副總統提名的盧比奧，十分適合出任未來共和黨政府衞生部或教育部部長的金達爾都不會捨得匆匆謝幕。
事實上，認真參選者和議題候選人之間的界限很多時候也並不太分明。比如如今的加州在任州長傑裏·布朗在 1980 年時肯定是“走心”地與卡特和泰德·肯尼迪廝殺，而到了 1992 年面對克林頓時，他卻演繹了一場只為呼籲競選制度革新的輕鬆動員。同時，議題候選人時常也不會拘泥於某一個單一議題，如今天的桑德斯，或者是在 1964、1968、1972、1976 四度“染指”民主黨初選的亞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他們的堅守不能排除獲勝的企圖心，但絕大部分還是為了讓華府精英們能夠聽到不同的聲音、看見替代性的政策解決方案。
除了個人企圖心的變化莫測外，經研究證明，退選的決定與其他外界因素也不無關聯。參選人如果與本黨精英關係甚密，就很容易知趣地退出競爭，以避免長期初選競爭傷及唯一候選人的大選選情。比如，2008 年 6 月 7 日即提前全國代表大會將近 3 個月宣佈退選的希拉里。當留在競選中反而會招致潛在的負面成本時，參選人也自然會酌情退選。試想，克里斯蒂在新澤西州遭遇颶風季時就要直面關於其因競選而怠政的抨擊;11 月債務上限或 12 月財政危機時保羅、克魯茲、盧比奧等參議員也會跌入國家利益與個人選情的撕扯之中。
更有趣的是，參選人募集的競選經費多寡並不一定是退選與否的指標性動因。使用極小的財力投入、甚至並不需要僱傭民調公司，議題參選人依然可以保持在初選中的有效存在，比如 1984 年的傑西·傑克遜或者 1992 年的帕特·布坎南。這樣看來，更看重《公民平等法案》而非橢圓辦公室的哈佛教授勞倫斯·萊斯格(Lawrence Lessig)應該還有很多時間給選民上課。而鑑於史蒂夫·福布斯這種動用個人資源甚至金錢競選的圈外人在提名無望時會很快退選止損的個案，特朗普、菲奧莉娜等在民意失寵後的凌亂或也可期了。
參選人的退選確實發揮着清場以推進選情明朗化的正面效果，但也在事實上導致了民意表達的漂流。有研究統計，近年來的參選人竟然不會有耐心等到領先者拿到 50%的代表支持就會退出競爭。如果説政治原本就是一樁冒險的生意，那麼競選中的進退也就完全失去了理性。以 2008 年的共和黨初選為例，羅姆尼 2 月 7 日的退選事實上鎖定了麥凱恩的提名，但當時還有 27 個州、特區或屬地沒有舉行初選，出席全國代表大會的 2380 位代表中的 1017 位尚未確定。即便小眾參選人羅恩·保羅還要象徵性地撐到 6 月，但實際上一旦將近一半的州和選民表達了意願，就已經毫無選擇的餘地可言了。
退選的隨意性，就像把選票丟在水裏，讓選民眼睜睜地看着自己心儀的參選人的名字被浸泡得漸漸模糊、最終無法辨認。於是，他們也就只好別無選擇地把初選政治遊戲的最終贏家選進白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