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戰國時期一個小國─衞國國君的庶出之子，姓公孫氏，名鞅，他的祖先本來也是姬姓的後裔。秦孝公二十二年的時候，為了表彰他主持變法大計，對秦國頓臻富強所做出的卓越貢獻，封其為列侯，號為商君。所以他又稱為商鞅或是衞鞅。
商鞅變法前在魏國的仕途以及死裏逃生
商鞅年輕的時候，就精研刑名法術之學，亟思為世所用。他的仕途從魏國展開，最初是屈身於魏國丞相公叔痤的府中擔任中庶子〈卿大夫家的執事人員，地位在舍人之上。〉的官職。
公叔痤深知其才能超越羣倫，但是還來不及重用商鞅，就遇到自己身染重症，命在旦夕，當時的國君魏惠王親往探望他，並且徵詢丞相後續的因應之道。
公叔痤臨死之前仍然善盡為人臣子的職分，他建議惠王將國政完全囑託給其中庶子公孫鞅來主持。如果不然，就要立刻殺掉他，絕對不能讓他離開魏國，以免縱虎歸山，釀成日後魏國的大患！
可惜魏惠王徒有進取之心，卻無識人之明與進取之才！俗話説：''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何況是一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賢臣良相呢？
惠王不能聽老臣最後的忠言，甚至認為公叔痤已經病入膏肓了，所以才會胡言亂語。魏王的平庸愚昧竟然一至於斯，難怪其日後會有痛悔之言！且遭致徙都避難的難堪。一切的榮辱、禍福，可以説都是其自作自受，怨不得別人！
反觀商鞅卻能臨危不亂，在接到公叔痤的警示之後，馬上能夠處變不驚地説出：''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信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
初試啼聲就是不同凡響，也顯出其膽識與洞燭機先的非凡能力，還在公叔痤之上。其日後能在秦國掀起一波波驚天動地的改革浪潮，進而在中國政治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其對後世的影響力，絕不是與其同時期的那些僅憑矯舌詭辯，就能四處奔走遊説各地諸侯的權謀之徒所能比擬。
再者，商鞅之熟習刑名法術之學，恐與其年輕時處身之大環境脱離不了關係？
從其年輕時，就在魏相公叔痤府中任職一事，即可推知其活動範圍大概不出三晉舊地，尤其是魏國境內。而魏國正是戰國前期，法家思想萌芽與法家人物活躍的最主要場所。
我們知道，在戰國七雄當中，除了燕國之外，其他六國都是源自於春秋五霸之舊國，只不過晉國是被韓、趙、魏三卿所分；而太公望傳下的齊國，是被大夫田氏所篡罷了。
因此當舊有的宗法制度被徹底破壞之後，新興的強權國家當道，周天子的地位更加不堪，成了聊備一格的虛位君主。
在這種世衰道微的混亂世代下，不管是新篡或是舊襲的各大國國君，莫不以變法自強為務。在此情形之下，講究功利與實效的法家思想，就成為當時國君的最佳選擇。
所以，我們在研究商鞅變法的內容與影響之前，應該先論述當時之時代背景與各國變法自強的情形，以下依照各國變法的時間先後，論述如次：
一、最早變法的魏國與強國失之交臂
當魏文侯時（公元前424年至前387年），他曾隨孔子的學生子夏，學習孔門經典及六藝；又禮遇守道不肯出仕的賢者段幹木等人，四方賢士多願歸附之。在政治上，他任用李悝為相，吳起為將，進行各項政治的改革，魏國因此一度稱強於中原，飲譽於諸侯之間。
可惜這種首開風氣之先的變法運動，隨着吳起的受讒離開魏國，和老成的逐漸凋零，至武侯之世的末年即無法再持續下去。
等到魏惠王在位時，國勢日漸衰落，他雖然汲汲於尋求強國之方法，卻與真正的強國之才失之交臂，終至將其父祖二代，好不容易建立的基業拱手讓人，也讓魏國的改革大業，如曇花一現般地嘎然而止。不過，魏文侯所播下的變法種籽，已遍灑在各國的土地上了。
二、趙武靈王改革軍事，成為軍事強國
與魏、韓同為晉所分出之諸侯，號曰''三晉''。韓、趙、魏被立為正式諸侯，是在趙烈侯六年的時候。烈侯身為開國之君，與魏文侯一樣，在他當政的時候（公元前408年至400年），也做過一些政治上的改革工作，《史記》説他''選練舉賢，任官使能''，又説他''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
趙烈侯想必是一位有為有守的明君。可惜他的改革，並未能在趙國蔚為風氣。
一直到趙武靈王在位時（公元前325年至前299年），感嘆：趙外有強敵環伺，內復有心腹之患，而趙國卻沒有強大的兵力自立自救，如果自己再戀棧世俗的聲名和拘泥於世俗之成見，不作大刀闊斧的改革，那麼趙國社稷將危如累卵！因此他不顧守舊派大臣的反對，毅然決然地變服騎射，發展騎兵部隊，一時之間，軍威大盛！
在戰國後期，趙國足以和秦國互相抗衡。而其諸多變古異俗的言論，所謂''隨時製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
我們將這些言論和當年商鞅在秦孝公面前，痛斥甘龍、杜摯等守舊大臣的話互相印證，發現他們的説法幾乎是如出一轍的，殊堪玩味再三！
三、吳起變法楚國變強，可惜好景不長
楚本春秋舊國，楚莊王（公元前613年至前591年）在位時，國勢一度極盛，為春秋五霸之一。楚為春秋時極少數僭號稱王，又不受周天子節制的國家，莊王時，甚至於陳兵於周王朝所在地的雒邑附近，還向前來勞軍的王孫滿追問周鼎之輕重大小，其挑戰周王朝權威的意圖不言可喻。
莊王之後以迄春秋末年，國勢逐漸衰微，這種狀況一直到楚悼王即位（公元前401年至前381年）後才獲得改善。他任命逃離魏國的吳起為令尹，以強兵為第一要務；吳起則以大魄力的變法改制來回報悼王的知遇之恩，所謂''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鬥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説之言從橫者。''
吳起變法的結果是''南平百越，北並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讓楚國盛極一時。可惜也是好景不常，悼王一死，那些蓄怨積禍已久的宗室大臣，遂羣起而攻吳起，終至讓他落得肢解亡身的下場！而變法之事也隨着吳起的慘死，最後無疾而終。
太史公悲其''以刻暴少恩亡其軀''，再對照行事與性格和吳起十分相似的商鞅，還有其後無數的歷代改革者前仆後繼於這條不歸路上，他們大都下場淒涼！這難道就是改革者的宿命？還是真如韓非所説的，是因為''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
四、齊威王通過改革，最彊於諸侯
齊本為春秋舊國，為太公望之封邑。在諸侯中與魯同為公爵，班輩最尊。春秋時，齊桓公為諸侯盟主，稱霸一時。可惜好景不常，繼立之齊君大都乏善可陳，國政逐漸落入權臣之手，終於造成田常弒齊簡公的慘禍發生，其自為封邑，且大於齊君的舉動，與篡國者又有什麼差別？
因此，太公望傳下之齊國，最後還是被田常之曾孫田和所篡奪，並且沿用''齊國''這塊招牌。
而諷刺的是田和竟然也諡號為太公，田氏這樣的行為，恐怕難逃後世史家的口誅筆伐！因此我們必須瞭解，戰國時代之齊國，與三晉的韓、趙、魏一樣，都是權臣篡位之後所建立的全新國家，與春秋時代齊桓公所代表的齊國，並無直接的傳承關係。
而田齊之強，始於齊威王在位之時（公元前378年至前343年），他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霹靂手段，烹殺只知賄賂自己左右親信以求譽，卻讓老百姓過苦不堪言日子的阿城大夫；封賞腳踏實地、戮力從公的即墨大夫以萬家食邑，''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
同時他也破格任用鼓琴自薦的騶忌為相，在騶忌主政之下，用人則''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施政則''謹脩法律而督奸吏''，做了許多政治上的改革。終威王之世，''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威王卒後，子宣王繼立，好文學遊説之士，騶衍、淳于髡等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
於是各國賢士羣集稷下，如楚之環淵、趙之慎到，和稍後之荀卿皆曾遊學於齊。所謂''稷下學士''名噪一時，而齊也在各國中文風最為鼎盛。此後齊即與秦長期對峙東、西兩方，甚至有齊僭稱''東帝''，秦則同時僭稱''西帝''的怪事發生。
五、申不害治理韓國變強，死後國勢日衰
亦為''三晉''之一。韓昭侯（公元前358年至前333年）時任用申不害為相，韓國在申不害執政之下，''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我們知道，申不害為法家學派的思想重鎮，是法家''主術派''的代表人物。
太史公説他是''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幹韓昭侯，……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他對法家理論的最大貢獻，就是''提出了'法'和'術'來否定貴族之禮，又用術來補助法的施行，而為韓非提供了一些理論的根據。''
而韓國在他主政的十四年當中，勵精圖治，一掃過去給人積弱不振的負面印象，並且還促成了韓昭侯和強鄰秦國建立了友善的關係，維護了國家的安全。
但在申不害死了以後，不到二年的時間，秦國就迫不急待地攻陷韓國的宜陽城。而昭侯也不能體恤老百姓的急困，做出一些浪費民脂民膏的奢華舉動，引起了有識之士的批評和人民的反感，終至國勢日衰。
由此，更可顯示出申不害的改革運動，對韓國的國家安全具有絕對的重要性。
六、燕昭王振興燕國，但此後燕君不肖，未能守成
周武王伐滅紂王后，封同姓勳臣召公奭於北燕，其封地約在今之河北省東北部及遼東省一帶。召公之後，世為周王朝之三公，與周公之後，同為國家輔政大臣，同心輔佐周天子。燕雖古國，但僻處北方，春秋以來即國小民弱，難以躋身強國之林。
至戰國中期，當時的燕王噲（公元前320年至前314年）昏瞶無能，妄圖媲美於堯、舜禪讓的聖德，竟然上演了讓位於其相''子之''的荒唐戲碼，結果引來國家大亂，百姓震恐不已；與敵接戰的士卒也無心戀戰，中樞無主的結果，使燕几乎亡於齊國。
其子昭王即位之後（公元前311年至前279年），不但''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而且立志''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他先師事郭隗，然後''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同時他也親自''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這樣辛苦了二十八年，終於將齊兵追亡逐北，長驅直入其國都臨淄，燒其宮室宗廟，佔領了齊國大部分的國土，完成了他一雪前恥的心願。
可惜後之燕君不肖，未能守成。晚期雖有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的壯舉，但是大勢已去，終難挽狂瀾於既倒！太史公評論燕國為''外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彊國之閒，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確為定論。
各國變法中商鞅變法最為徹底，影響深遠
由以上之敍述可知變法革新，並非是秦國或商鞅個人之創舉。不管是在商鞅變法之前或其後，變法圖強幾乎是戰國時代各國君王的普遍運動。只不過大多數的改革運動，有的是雷聲大雨點小，成效甚微；有的則是人亡政息，無法持續其強大的影響力。
唯有商鞅在秦國所推行的兩次變法最為徹底有效而且影響深遠，在戰國七雄的變法運動中對人君的幫助最大，堪稱是獨樹一幟。
商鞅變法的成功除了時代思潮提供了絕佳的改革環境之外，變法背後的真正影武者─國君的充分支持，和變法主持者的個人特質和執法決心，無一不是影響變法成敗的關鍵因素。
而商鞅雖然和大多數的改革者一樣下場悽慘，但是我們不應該因人廢言，其變法的內容和其對後世政治的巨大影響力，仍然不容小覷！
參考文獻：
《新譯商君書》
《史記今注》
《新譯古文觀止》
《中國學術思想史》
《韓非子集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