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兩叛變團長，一病死，弟再起義；一當師長，走投無路又起義！
在抗日戰爭中，1940年底，八路軍第四縱隊6旅發生一起重大的叛變事件——兩個團叛變，史稱“耿、吳、劉事件”。
此事震驚豫皖蘇邊區，成為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
這是怎麼一回事兒？
得先從耿藴齋這個人説起。耿藴齋在抗戰前夕，本是安徽蕭縣國民黨的一個區長，蕭縣淪陷日軍之手後，他拉起一支隊伍，後編入新四軍。他擔任新四軍第六支隊三總隊隊長。1940年8月，被調豫皖蘇邊區任保安司令，領導邊區地方武裝，手下原兩個團編入八路軍第四縱隊特務團，留下400人隨他活動。對此，耿藴齋大為不滿，認為奪了實權，竟跑回老家蕭縣、八路軍第四縱隊6旅副旅長兼18團團長吳信容處。
這個吳信容也是由蕭縣的地方民團武裝改編而來的。不久前，6旅旅長譚友林調往延安，他自以為能當旅長，後來上級決定由老紅軍饒子健任旅長，他大有意見，不服從領導，與耿藴齋相互勾結，狼狽為奸。
對於他們的問題，第四縱隊覺察後，決定派6旅政委兼保安司令部政委吳芝圃去做他們的工作，儘量爭取他們回來，萬一不行，則由6旅17團團長劉子仁以請客為名，把兩人武裝扣留。
為什麼要依靠17團來抓他們？
17團團長劉子仁雖然也是由地方武裝——永城縣保安大隊大隊長改編過來的，但是表現不錯，又入了黨。並且，17團政委蔡永和其他團幹部多是老紅軍，連以上幹部多受過黨的培訓後派去的，政治上比較可靠。
不料，這個劉子仁卻是偽裝革命，早就與新四軍離心離德。
對於4師關於解決耿、吳問題的密令，他表面上表示堅決執行，暗中卻密告了耿、吳。
12月10日，吳芝圃一行抵達17團駐地附近的東曹莊。當晚，主持會議，決定以劉子仁的名義請耿、吳於12日上午12時來劉部駐地吃飯，由吳做他們的工作，再視情況行事。可是，劉子仁在派人給耿、吳送請柬時，暗中給他們寫了一封密信，言稱：屆時將以舉杯為號謀害你們，千萬不能來。
並且，他又與吳、耿共同策劃叛變，於11日夜進行大逮捕，將17團的團政委蔡永、副團長周大燦、政治處主任糜雲輝等40多名幹部關押。
12月12日上午，吳芝圃等人在劉子仁駐地候耿、吳，不見人來，怕有意外，又派地委書記李祖明去催。李去後被耿、吳扣留，到後半夜才脱身逃出，並向吳報告：“耿、吳已把我們的幹部全部扣留，現耿派騎兵帶三挺機槍來武裝請你去。”
與此同時，哨兵報告騎兵部隊已經包圍了駐地。為了挽救他們，吳芝圃親去耿藴齋、吳信容處，面對面地進行説服工作。兩人懾於吳芝圃的威望，不敢對他輕易動手，只是派人把他軟禁。
後來，吳芝圃設法脱離了險處。
當夜，17團被劉子仁扣押的40多名幹部進行突圍，在奪槍激戰中，副團長周大燦、政治處主任糜雲輝、特派員温治平犧牲，只跑出12人。其中，有一個年輕的政治處幹事，叫徐春陽（中共黨員）。
這些突圍成功的12名幹部，在當地羣眾的幫助下，繞過敵人據點，闖過封鎖線，經過三晝夜跋涉，到達6旅旅部。
事件發生後，第四縱隊司令員彭雪楓等人經過研究，提出了“堅決打劉，孤立耿，爭取吳”的策略，經過幾次作戰，給劉子仁以重大打擊。但是，始終沒有把三人爭取過來，或者擒獲。
這個事件震驚了豫皖蘇邊區，對八路軍的敵後抗日行動造成了很大的被動。時為第四縱隊參謀長的張震上將，後來在回憶錄中稱：
“這是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教訓沉重，從此，永城、蕭縣、夏邑地區均為叛軍所盤踞，豫皖蘇邊區形勢迅速惡化，使我們失去了鞏固的後方。”
那麼，這三個叛徒後來的結局如何呢？
耿藴齋叛變後，被國民黨任命為蘇魯豫皖邊區遊擊第一縱隊少將司令，後調任蘇魯豫皖邊區遊擊副總指揮，也是一個閒職，無所事事。有趣的是，在解放戰爭爆發後，他見勢不妙，又逃離國民黨，跑去解放區，進行悔過自新。
1949年全國解放後，在鎮反運動中，他又一次被羈押，之後被釋放，於1962年病逝。
吳信容投敵後，18團編為國民黨蘇魯豫皖邊區遊擊第一縱隊第三支隊，他仍是一個支隊長，於1942年竟然得了一場大病，病死了。他死後，部隊由弟弟吳信元接管。1944年，吳信元懾於新四軍（第四縱隊在皖南事變後，於1941年2月改編為新四軍4師））的威力，加上在國民黨軍中不受信任，再一次率部起義，被改編為新四軍4師獨立旅，總算又回到了革命隊伍。
而劉子仁呢？
他叛變後，被國民黨任命為蘇魯豫皖邊區挺進第一縱隊副司令兼第二支隊支隊長，比吳信容還高了半級。但是，他同樣不受國民黨信任。吳信元起義後，他走投無路，於是投靠日軍，當了偽軍師長。1945年抗戰勝利後，他又被蔣介石收編，擔任新編54師師長。1949年春，他混來混去，成了國民黨第127軍309師少將師長。之後，在解放軍的勝利進軍中，他一路逃竄，跑到了四川，於12月25日在巴中起義。1951年3月，在鎮反運動中，他被人民政府處決。
1960年12月，按照當時對起義將領對其以前罪行一律既往不咎的政策，劉子仁又被河南省高級法院撤銷原判，予以平反。
但是，對於劉子仁的平反，至今仍有許多不同意見。當年被他扣押而逃出的小幹事徐春陽，後來成為了解放軍中將。他在回憶錄中説：
“我認為應該實事求是地評價劉子仁：他開始抗日有功，後來叛變有罪，起義過來應予寬大。但他的微功抵不了他的重大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