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0月21日，特朗普總統提名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艾米·康尼·巴雷特在回答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提問時，拒絕回答了有關美國是否存在“系統性種族歧視”的問題。她説：“我無可否認種族歧視的存在，但至於是否存在‘系統性種族歧視’，這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公共政策問題。我作為現任法官，不應在此問題上提供意見。”
巴雷特的回答引起了極大關注和熱議。可以説，她的態度體現了“系統性種族歧視”這一話題在美國公共話語領域中的重要性和敏感性。
不少評論認為，儘管“平等”是美國一直以來尊崇的核心價值之一，但如今的美國依然是一個由白人支配的社會，白人對少數族裔在各方面的支配都進一步深化着種族不平等。特別是今年新冠疫情期間，系統性種族歧視對少數族裔的危害越來越嚴重，不僅加劇了經濟上的分化，同時也加劇了教育上的分化與不平等，學校、職場等環境都面臨着“系統性種族歧視”帶來的潛在隱患，“平等”口號背後的“隱形歧視”無處不在，白人與少數族裔間的鴻溝正在越來越深。
△CNN報道，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巴雷特拒絕回答系統性歧視的相關問題
疫情深化系統性歧視，少數族裔受不平等待遇
《世界經濟論壇》的一項近期研究顯示，新冠疫情大大加劇了美國“系統性歧視”帶來的種族不平等。少數族裔不僅成為遭受疫情衝擊最大的羣體，同時也是面對重創恢復最慢的羣體。研究指出，疫情期間，高達41%的非裔企業遭遇了困境或失敗，而受此打擊的白人企業僅為17%。這是因為，疫情高發區往往集中在較為貧窮的社區，那裏的有色人種比例相對較高。
△《世界經濟論壇》指出，疫情加劇了美國的種族不平等
此外，相比白人企業，非裔企業在資金鍊運轉、儲備金籌備等方面也通常不夠完備。疫情期間，由於非裔企業與政府、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聯繫相對薄弱，因此，他們比白人更難拿到政府的緊急援助資金，因而也更難以擺脱現有經濟困境。譬如，布朗克斯郡是紐約州一個非裔居民較多的郡，這裏拿到企業援助資金的公司僅有7%，而在其他相對富裕地區，這一數據是12%。
同樣，據《今日美國》報道，由於缺乏政府支持和疫情防控相關信息，舊金山市的亞裔美國人在疫情間的死亡率高達38%，創下了所有族裔中死亡率最高的紀錄。報道稱，亞裔在美國社會給人以“資金充裕、身體健康、且活躍於上層社會”的印象，因此，美國政府向來忽略對亞裔羣體在住房、就業、醫療衞生等諸多福利上的考量，疫情期間，更是未能在檢測、防控、救護等方面提供充分支持與幫助。此外，亞裔羣體還不得不面對美國日益增長的“反亞裔”的惡意言論和仇恨犯罪。
舊金山非營利組織“東南亞開發中心”執行總監朱迪·揚説，疫情期間，他們80%的客户都失去了工作，但是，“亞裔往往面臨着語言障礙，再加上社區很小，所以當面臨困境的時候，整座城市壓根注意不到這一點”。
△《今日美國》報道，由於缺乏政府支持，舊金山市亞裔美國人在疫情間的死亡率創下了所有族裔中最高的紀錄
學生債務深化種族不平等，貧富差距阻礙受教育資源
少數族裔在經濟上的困窘，也延伸到了教育領域並暴露無遺。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副教授菲納波·阿多分析指出，由於要承擔高額學費，美國黑人學生與白人學生間的債務差距，正在以平均每年6.8%的增長速度拉大。學生債務問題使得年輕非裔擁有的平均財富要比年輕白人少10.4%。
△《市場觀察》報道，學生債務加劇了美國黑人和白人學生間的財富差距，上大學已被“種族化”
不僅如此，在美國較為年長的、持有大學及以上學歷的千禧一代中，白人淨資產的中位數已達到60030美元，而非裔淨資產的中位數卻僅有6422美元。即使對高收入的非裔羣體來説，他們財富的平均數和中位數也都“遠遠低於”高收入的白人羣體。
阿多表示，之所以有如此差異，是因為長達幾個世紀的“系統性種族歧視”，各種歷史原因以及偏向白人的政策，使得非裔家庭難以獲得白人所擁有的、積累財富的各種資源。譬如，在沒有房產和繼承遺產的情況下，非裔家庭往往無法支付昂貴的大學學費或償還學生債務。這些世代積累的問題進一步深化了貧富差距，進而加劇了種族不平等的嚴峻態勢。
阿多表示：“由於大學學費越來越貴，扶持學生的重擔漸漸從聯邦救濟金轉移到了州補助金，現在又落在了學生和家庭身上。因此，這導致擁有更多財富和資源的人才能付得起高昂學費，才上得起學。”也就是説，高昂的大學學費給非裔羣體帶來了嚴重的經濟負擔，使他們比白人更難考取學位、步入上層社會、並最終實現階級跨越。
美國已有研究結果充分顯示，完成大學學業已經成為了一件被“種族化”了的事情。“讀完大學”所帶來的債務問題對黑人和白人學生來説，有着截然不同的影響和含義。“美國世世代代的貧富差距來源於政策上的問題。這些政策使非裔美國人無法積攢財富，且一直持續到了今天。”
△《大西洋月刊》報道，美國著名高校普林斯頓大學的300餘名教職員工聯名上書，批評校長克里斯托弗·艾斯格魯伯“冷漠無視了校內種族歧視的惡劣影響”
高校、職場紛紛被指“系統性種族歧視”，美國平權運動道阻且長
此外，即使是在被稱為“自由派大本營”的美國高校內，系統性種族歧視也未根除。
最為典型的是，今年9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300餘名教職員工聯名上書，批評校長克里斯托弗·艾斯格魯伯“冷漠無視了校內種族歧視的惡劣影響”。他們呼籲校長“儘快制止普林斯頓大學在管理和運營上可能帶來的‘系統性種族歧視’的機制”。
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也紛紛響應教師呼聲。不少學生表示，學校在教職員工的聘用上默默縱容“反黑人的種族歧視”和“白人至上主義”，“學校清一色白人教職員工的狀況，創造了一種‘種族歧視’的氛圍，課堂上許多諸如此類的歧視案例都沒有得到合理解決。”普林斯頓大學校友、現哈佛大學種族和法律學者蘭德爾·肯尼迪也表示：“普林斯頓大學對非裔美國人的榨取和排斥，深深刻在了學校歷史中。”
△《哈佛商業報告》指出，公司應當越過“多樣性訓練”，在促進平權上再進一步
高校之外，職場也是“系統性種族歧視”的重災區。無論非裔、亞裔還是西班牙裔，都反映在職場發展中存在着看不見的天花板，在職業升遷過程中，膚色成為了他們相較於白人職員的一大劣勢。
對此，《哈佛商業評論》報道稱，美國職場存在着不容忽視的系統性種族歧視問題。雖然多年來各方持續呼籲，但職場內“反偏見、反歧視”的培訓收效甚微，“隱形歧視”仍有強大存在，而且有的宣講還往往會深化員工們對少數族裔的偏見和誤解。報道指出，要想徹底肅清“系統性種族歧視”，就要大刀闊斧、勇於革新。譬如，公司招工時，就要不僅走進白人為主的學校，還要走進黑人較多的學校；此外，還應為新員工配備導師，而非任由導師自願選擇學生，否則很可能會導致少數族裔員工受到忽視和冷落；此外，公司還應邀請每位員工參與技能及管理培訓，而不是讓上司欽點他們最喜歡的員工。
顯然，關於“系統性種族歧視”問題，目前美國仍有許多理念和做法有待進步和解決，這不僅關係到美國急劇加速的社會分化是否能夠得到遏制和解決，更關係到美國始終倡導的“自由、民主、平等”理念，是否能繼續保持其帶給普通人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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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央視新聞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