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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大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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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美國大選唯一一場副總統候選人辯論,當地時間10月7日晚(北京時間10月8日上午)舉行,由共和黨的現任副總統彭斯,對陣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哈里斯。
哈里斯(左)對陣現任副總統彭斯 圖片:GettyImage
同一周前的首場總統辯論一樣,副總統候選人的辯論地點也選在了大學,這場辯論在猶他州鹽湖城的猶他大學舉行。
事實上,自從1960年開始總統電視辯論以來,大學是舉辦總統候選人辯論最多的地方。到2016年,包括副總統候選人辯論在內的43場辯論中,大學一共舉辦了28場。
總統辯論最初只在電視演播室舉行。1976年10月22日,卡特對福特的這年最後一場辯論在威廉與瑪麗學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舉辦,開創了大學舉辦總統電視辯論的先河。從2000年開始,所有的辯論承辦方都是大學。
大學為什麼熱衷於承辦總統辯論?
01////
學校的算盤
細數舉辦過總統辯論的學校,大部分學校都不是人們熟知的常春藤學校。就拿剛剛過去的2020首場總統辯論來説,承辦方凱斯西儲大學在去年的全美排名中僅位列第42。
凱斯西儲大學所在的俄亥俄州(Ohio),在美國人眼裏是最沒有存在感的一個州。不到40萬人口的城市克利夫蘭(Cleveland),房價全美最低,在美劇中也是備受嘲諷的一個地方。
但是,正是這樣一個地方,才急需擴大知名度。
舉辦一場總統辯論,少不了鋪天蓋地的媒體報道,會給這些沒有常春藤名氣大的學校一次全面曝光的機會,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它的存在。
2012年,總統選舉的第三次電視辯論、也是最後一次電視公開辯論,定在一個鮮為人知的大學——林恩大學(Lynn University)舉行。2012年,位於佛羅里達州的林恩大學建校50週年,擁有大約兩千名在校生、180多名教職員工。在美國的大學中,無論是從規模還是歷史來看,林恩大學都非常不顯眼。
無論是歷史還是規模,林恩大學都只是小弟弟 圖片:官網
林恩大學校長凱文·羅斯(Kevin M. Ross)也説:“大多數人從來沒有聽説過我們的學校,所以也沒有什麼人會想到辯論將在這裏舉行。”
但是根據尼爾森媒體研究(Nielsen Media Research)的數據,當年收看奧巴馬與羅姆尼這場辯論的觀眾達到了5910萬人,林恩大學一舉成名。
但是這個曝光宣傳,並非免費。承辦一場總統辯論,花銷之大也嚇退了很多學校。
總統辯論委員會聯合主席邁克·麥卡里(Mike McCurry)表示,最初,與林恩大學一樣,有幾十所學校表示有興趣,但大部分都被所需的成本嚇跑了。
總統辯論委員會成立於1988年,由共和黨和民主黨高層領導人蔘與,安排電視辯論場地就由他們負責。承辦方通過公開報名參加競爭,最後由總統辯論委員會確定。
主辦場地有嚴格的要求,比如主辦方必須能夠提供至少1500平方米、有空調的辯論大廳;辯論大廳的停車場必須可以停靠至少30輛電視衞星轉播車;辯論大廳樓內必須要有一個1800平方米、有空調的媒體中心。
此外,委員會還要求,在辯論會場30分鐘車程內,至少有三家旅館、至多七家旅館可以提供3000間客房;辯論會場必須方便連接機場及陸地交通網;辯論會場必須提供完整的城市服務、包括公共安全等等。
總統辯論委員會對承辦方的財務承諾要求是至少150萬美元(約人民幣1018萬),林恩大學當年的花銷是500萬美元。2010年,林恩大學花費1500萬美元修建了一座可容納752個座位的藝術中心(World Performing Arts Center)。申辦成功後,學校必須按照精確的要求,把它變成一個電視演播室,在原有的基礎上引入光纖電纜,還需花費幾個月時間進行基礎改造。
位於肯塔基州丹維爾的中心學院(Centre College),是2012年舉辦副總統辯論的學校,校長約翰·魯什(John Roush)表示,“當你接受了成為辯論場地的提議,隨之而來的是要提供一系列的東西。我們有大約600名觀眾,但要向媒體、委員會和特勤局提供的東西有一大堆。”
儘管花費不菲,還有繁瑣的要求和限制,主辦學校還是被無價的免費廣告所吸引。媒體曝光率的確切價值無法算出,但據估計,價值可超過5000萬美元。
前白宮新聞秘書邁克·麥柯里(Mike McCurry)説,“大多數申請學校都不是像斯坦福、哈佛、普林斯頓和加州大學這樣的大型知名大學,對於那些希望更好地被人熟知的小學校來説,這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2008年,霍夫斯特拉大學(Hofstra University)舉辦總統辯論的當晚,在谷歌搜索的關鍵詞中一躍位列第12名,第二年申請霍夫斯特拉大學的人數也上升了20%。另外,校友的捐贈也大幅激增,中心學院在當年獲得最大校友支持榜上位列第十。
但是舉辦一次總統辯論,也並非就能一勞永逸。
“我認為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品牌不是一錘子買賣。能夠拿到兩次,才能説服人們我們能拿到第一次並非僥倖。”霍夫斯特拉大學的校長斯圖爾特·拉比諾維茨(Stuart Rabinowitz)説。因此,霍夫斯特拉大學在2012年再次承辦了一場總統辯論。
同霍夫斯特拉大學一樣,凱斯西儲大學今年也是第二次承辦總統辯論,第一次是2004年的副總統辯論。
02////
學生的想法
除了媒體曝光之外,學校對將政治引入學校也表現出了強烈的興趣。
“這也是我們的使命之一——你不能讓你的學生對投票或對政治感興趣,但你肯定可以激勵他們。”承辦過兩次總統辯論的霍夫斯特拉大學校長拉比諾維茨説。
密歇根大學原本拿到今年首場總統辯論承辦資格,後因疫情取消,換成了凱斯西儲大學。佈雷特·扎斯拉夫斯基(Brett Zaslavsky)是密歇根大學公共政策專業大三學生,也是WeListen組織的聯合主席,WeListen是密歇根大學的一個政治組織,讓持不同觀點的學生對國家狀況進行激烈討論。
佈雷特一直熱衷於參加學校的政治活動 圖片:Instagram截圖
佈雷特在知道學校拿到承辦資格後,並不驚訝,“我最初的直覺是,這很有意義。”佈雷特一直參與並熱衷於公共事務,他認為這次機會是密大展示其知識多樣性的好機會。
“這是一件非常特別的事情,我認為我們現在正處於一個政治轉折點,”佈雷特説。“對於這所大學和密歇根州來説,能夠在其中扮演一個角色,我認為這很特殊。”
拿到承辦資格後,學生會也開始忙起來。
本(Ben Gerstein)是密歇根大學學生會主席,他表示,學生會已經被分配了不同的任務,他的任務是規劃學生參與部分。
“我們的任務是專注學生參與,將圍繞辯論促進選民登記,”本説。“我的主要事情之一是確保辯論的氣氛,以及在選舉週期,所有學生都得到舒適的服務,同時創造一個可討論的空間,讓想參與辯論或脱離辯論的人都感到舒適,也確保校園不會因為候選人的觀點不同而遭遇衝突。”
康拉特(Konrat Pekkip)是一名大四學生,他表示,雖然他對辯論在校園內舉行感到興奮,但參加辯論的候選人將為校園內的少數羣體創造一個分裂的潛在危險氣氛。
“我擔心學校管理部門沒有考慮到在校園裏迎接特朗普的危險,特別是他可能會帶來的人,”康拉特説。“到時候,校園裏會有很多白人至上主義者,還有歧視同性戀者,以及各種可能對邊緣學生造成威脅的人。”
但是大四學生瑪利亞(Maria Muzaurieta)不這麼認為,她表示,她“期待着有意義和公平的問題,讓兩位候選人有機會説明他們的理由。也希望校園社區能夠致力於促進整個政治光譜的公開對話。”
03////
政治與課堂
總統辯論喜歡在大學舉行還有一個原因,大選也需要大學生的投票。
2016年,共和黨拿下了搖擺州密歇根州,但是在2018年的州長選舉中,民主黨擊敗了共和黨。總結主要的原因,就是民主黨動員了當地的大學生。
民意調查專家斯蒂芬•漢金(Stefan Hankin),曾為許多政治競選活動提供研究,包括奧巴馬等人的競選活動。他認為,雖然“敲門”策略和社交媒體宣傳,有助於幫助輻射到更多大學生,但是高等教育應該做的更多。
“加利福尼亞州的一些活動家,正在倡導舉行線上集會來鼓勵投票,教授們也可以以無黨派的方式將投票課程納入他們的課程中。”斯蒂芬説,“還有一些方法,比如可以將選民登記納入迎新會和課程等,以覆蓋所有學生。”
將總統辯論帶入校園,也是其中一項措施。但是效果究竟有多大?
1971年,學生活動家爭取將投票年齡降低到18歲之後,幾乎有一半的合格選民參加了1972年的選舉,但這之後,學生的投票率穩步下降。即使大學從1976年開始就承辦總統辯論,這對提升學生的投票率幫助似乎不大。
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含了學生面臨的混亂的選民身份法、居住要求、校園內投票站的匱乏等客觀因素。
自特朗普獲勝之後,學生的投票率曾有所回升。根據美國全國學習、投票和參與研究(National Study of Learning, Voting and Engagement)的數據,有近40%的合格學生選民,參加了2018年中期選舉,高於2014年的19%。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2018年,年輕一代的投票率創了紀錄,但是40%的投票率與65歲以上的66%的投票率相比,依舊相差懸殊。
投票率的提升,離不開類似於“校園投票”(Campus Vote Project)、“美國下一代”(NextGen America)等這種幫助年輕人投票的項目在全美的推動。專注於學生調查的機構“學院跳動”(College Pulse)今年8月做了一項調查,調查數據顯示,年輕人對投票的熱情度很高,超過70%的學生表示他們 “絕對肯定”會在11月投票。
“美國下一代”致力於鼓勵學生進行投票 圖片:官網截圖
熱情的背後,離不開學校的教育。但是在政治面前,大學的作用究竟是什麼?
在“The Political Classroom: Evidence and Ethics in Democratic Education”一書中,作者戴安娜·海斯(Diana E. Hess)和寶拉·麥卡沃伊(Paula McAvoy)從2005年到2009年進行了一項研究,涉及35所學校的21名教師和1001名學生。他們得出結論,學校是而且應該是政治場所,但不是黨派場所;推崇黨派政治是一種巨大的、過度的權力濫用,不能屬於課堂;學校需要以非黨派的方式培養學生參與政治,即使政治的“真實世界”越來越黨派化和兩極化。
另外,所謂的“政治”,與作為一個參與性公民在民主中的作用有關。當就如何共同生活做出民主決定時,就會出現“政治”。因此,麥卡沃伊認為,如果要讓學生參與真實的政治,就需要在課堂上確保問題有多種觀點和競爭性的觀點,而不是給學生一個印象,即只有一種政治觀點,他們應該為之努力。
因此,這本書認為,最重要的是教師要在課堂上創造一種公平的文化。這意味着要公平合理地對待所有在課堂上和在公眾中代表的競爭性觀點。
但是在研究中,作者們發現一個令人不安的做法,也就是書中所説的政治滲漏(political seepage):教師會發表諷刺性的評論,使用黨派幽默。這些不經意的評論、對政治氣候的尖酸刻薄,才是最有問題的。因為它沒有創造出公平的討論氛圍,而是造成一種內行和外行的感覺。舉個例子,如果教師問:“你同意我説那個政客是個大白痴嗎?” 那就會把黨派氣氛中最有分歧的部分請進了課堂。
正確的做法是,權衡事實證據、多角度考慮、回應持不同意見的人,這樣就可以將黨派言論保持在對話之外了。
雖然總統辯論對學生投票率的提升有多大幫助,並不清楚,但毫無疑問,它可以將政治討論氣氛帶入校園,這對提升大學生對政治的參與性是有幫助的。
密歇根大學歷史教授馬修·拉西特(Matthew Lassiter)認為,總統辯論可能會暫時吸引人們對大學的關注,但歷史上,學生們為將政治活動帶入校園所做的努力,比僅僅舉辦一場辯論更有影響力。
參考:
https://www.debates.org/debate-history/
https://www.thedailybeast.com/why-most-colleges-dont-want-to-host-a-presidential-debate?ref=scroll
https://www.michigandaily.com/section/government/students-react-university-hosting-presidential-debate
Diana E. Hess&Paula McAvoy:The Political Classroom: Evidence and Ethics in Democrat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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