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千年來，俠客都被史官們視作“非主流”的一類人，難登大雅之堂。正史中幾乎不見，唯有在小説、戲曲中，他們才能成為主角。縱觀二十四史，能為俠客立傳的，僅有三家：《史記》、《漢書》和《後漢書》。而其中涉及到的人物，不過十幾人。
自此，俠客便在史料中銷聲匿跡。也許有人會説：沒關係，我們可以讀《水滸傳》、《三俠五義》，其中的故事不是更加精彩嗎？可是，那些都是虛構的人物，讀起來固然痛快，卻始終缺少一點温度。畢竟，真實的故事，才具有感染力。
古人對待俠客的態度，大部分都是曖昧不清、遮遮掩掩，不敢光明正大去談論的。但司馬遷卻不一樣，他在《史記·遊俠列傳》中，不但大膽讚揚俠客，甚至敢為俠客鳴不平。可以説，歷代史家中真正認識到俠客價值的，唯司馬遷一人而已。
01 三個史官的不同態度
司馬遷、班固和范曄，都為俠客作了傳。可在我看來，後兩個人只是在模仿司馬遷。
畢竟，《史記》作為正史的開山之作，影響力太大，它的體裁和內容，都成為了後世的模板。換句話説，倘若沒有《史記·遊俠列傳》，班固和范曄基本不可能關注俠客羣體。
當然，他們也並非一味地模仿。對待俠客，三個人各有各的態度。為了把主角留在後面，我們先從班固開始。
班固：俠客是社會秩序混亂的產物
《漢書·遊俠傳》自開頭，便給俠客定了性。
班固眼中的理想社會，正是孔子口中的“周禮時代”。那時候：
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
可以説上下一體，秩序井然。
班固像
而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就開始亂套了。先是諸侯掌權，無視天子，到後來各國的大夫、強臣紛紛篡政，再無秩序可言。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戰國四君子：
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借王公之勢，競為遊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
——《漢書·遊俠傳》
他們手下的門客，便是最初的遊俠。這些人重私情、講義氣，眼中只有主人的利益，卻毫不顧忌天下大義和基本的君臣之道。於是，社會風氣大變。
戰國四君子手下的門客，可以算是“遊俠”的雛形
到了漢初，這種風氣也沒有及時被匡正，以致於豪俠、刺客橫行於世，有的甚至發展成龐大的勢力，形成了古代的黑社會。
班固也承認，這些遊俠在人品上有可取之處，但總的來説，他們私行殺生大權，無視法度，是罪不容誅的。而他們的結局，基本上都是滅門、抄家，可以説是咎由自取。
班固對於俠客基本上是持否定態度的，甚至將他們視作社會混亂的代名詞。
范曄：俠客是一羣偏執的人
與其他兩位不同，范曄給俠客立的傳，取名為《獨行列傳》。所謂“獨行”，用通俗的話説，就是“偏執”。
范曄像
關於如何做人，范曄也有一個理想的標準，那就是儒家所説的“中庸之道”。倘若一個人做不到中庸，便會產生兩種結果：一種叫“狂”，一種叫“狷”。
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無論是“狂”還是“狷”，總之，他們都與世俗不合。又因為這類人的性格差異很大，無法詳細分類，因此范曄索性將其歸為一類，稱為“獨行篇”。
對於范曄來説，為這些人作傳，沒有別的目的，只是因為他們的確存在，所以要客觀記錄罷了。用他的話説：
措之則事或有遺，載之則貫序無統。
（不記錄，會覺得有遺漏；記錄吧，又覺得不入正統）聽起來，頗有點不情願的味道。
我想范曄本人，雖然對俠客不持否定態度，但也談不上讚揚。
司馬遷：俠客是一羣值得稱道的人
為俠客作傳，可以説是司馬遷的一大心願。《史記·遊俠列傳》，有着很強的目的性和傾向性。
他在序言中這樣説道：曾經的戰國四君子，縱然聲名顯赫，也只不過是憑藉着尊貴的身份和財富而已；而那些民間的俠客靠着自身的品德和事蹟，也能夠揚名立萬，要比他們更加難得。
懷着遺憾和敬仰之情，司馬遷特地為同時代的俠客作了《遊俠列傳》
然而，這些俠客卻遭到儒家、墨家的排斥，各類典籍均不予記載：
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沒不見，餘甚恨之。
“
餘甚恨之
”這四個字，足見司馬遷對待俠客的態度。也正因如此，司馬遷的《遊俠列傳》，只能夠記錄秦漢之際的朱家、田仲、王公、劇孟和郭解等人。這不得不説，是一個遺憾。
與班固和范曄不同，在司馬遷生活的時代，儒家的地位並不高。不過，這也許對司馬遷來説是一件幸事。只有這樣，他才能接觸到各種思想，形成自己獨立的思維。
相比班固、范曄動輒“子曰詩云”，司馬遷要客觀得多。
韓非子提出“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貶低儒生和俠客
當時社會上流行着一句話：
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
儒生和俠客，都是被世人譏笑的羣體。
而司馬遷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同時肯定了儒和俠兩種人。
並且他認為，既然儒生能夠憑藉學問和道德獲得尊重，俠客同樣可以。甚至在某些方面，俠客還要強於那些迂腐的儒生。
總而言之，在司馬遷的眼中，俠客是一羣閃爍着人性光輝的人，他們值得被歷史銘記。
02 俠客的特點
俠客不等於違法亂紀的暴徒，儘管二者有很多相似之處。但在司馬遷看來，俠客至少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重視承諾，言必信，行必果。
西漢遊俠郭解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郭解替人辦事，一定竭盡全力辦成，如果實在辦不成，他也會負責到底，力求使各方都滿意。否則，郭解不會要一點報酬，甚至羞於去吃人家的酒飯。
可以説，遊俠都是實幹家。他們不在意辦事的方式、過程，只看重結果。説到做到，絕不找藉口。
第二，專門救急。
用司馬遷的話説，叫
“赴士之困厄”
。秦漢之際的遊俠朱家，就是這樣一個人。
與漢高祖同時代的遊俠朱家，救濟過無數有名人士，但自己卻很低調
朱家與漢高祖劉邦是同時代的人。那時，國家動盪，戰爭頻繁。朱家則專門收留、救濟那些流離失所的人，受過他幫助的有名有姓的豪傑，就有幾百個。《史記》載，朱家：
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qú）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
第三，不求回報，也不誇耀自己。
司馬遷稱他們
“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説白了，就是做好事不留名。如果他們聽到有人吹噓自己，甚至會感到羞恥。
遊俠朱家，就曾經救濟過落魄的季布。後來，季布先後在楚、漢擔任要治，地位顯赫。朱家卻從沒想過得到回報，他終身不見季布，更不讓季布找到自己。
郭解無疑是《史記·遊俠列傳》的頭號主角，司馬遷為他記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郭解同樣如此。史書記載他
“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
救了別人的性命，卻從不誇耀自己的功勞。《史記》中記載了一件事，生動地表現出郭解的這種性格：
據説，洛陽有兩家人相互結仇，鬧得不可開交，城中數十個有名望的豪傑居中調解，都沒能平息事態。後來，郭解親自出面，一番勸解之下，雙方決定和好。但這時，郭解卻讓他們暫時不要和好。為什麼呢？因為郭解不想讓洛陽的豪傑丟面子，更不想顯擺自己的功勞。
於是他説：
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
就這樣，郭解把功勞讓給了洛陽豪傑，自己偷偷“溜走”，不帶走一片雲彩。正如李白《俠客行》所説：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
03 社會需要俠客
事實上，每個人心中都有英雄主義的情結。而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説，俠客就是他們心目中的英雄。
因此，不管歷代封建統治者如何貶斥、鎮壓，都無法徹底消滅俠客。歸根結底，還是因為俠客有他們存在的價值。
在司馬遷看來，俠客的價值主要有兩點：
第一，每個人都會遭遇困境，俠客便是解決困難的那個人。
所謂，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即使是像虞舜、姜子牙、孔子這樣的偉人，也會面臨朝不保夕、性命垂憂的局面，何況普通人呢？
孔子周遊列國期間，曾被圍困於陳、蔡，險些餓死
人一旦遭遇這種困境，求神拜佛是沒用的，指望正規合法的援助，往往也來不及，這時候，唯一能站出來提供幫助的，只有俠客。
而今，我們的社會同樣有這樣的俠客。拾金不昧者、毀家紓難者、見義勇為者，還有那些參與防疫工作的醫護人員、社工、志願者，正因為有了他們，我們的社會才變得更好。
真心希望，會有人專門記錄他們的故事，令他們能夠被歷史銘記。這樣，後來者就不會發出司馬遷那樣的遺憾和感慨了。
第二，仁義道德，建立在物質和慾望的基礎之上。
司馬遷用了一句民間俗語，來説明這個道理：
何知仁義？已享其利者為有德。
武王伐紂成功之後，伯夷、叔齊認為周人是反賊，於是雙雙餓死首陽山。但人們依然歌頌周朝，並不認為伯夷、叔齊有多偉大；同樣，歷史上著名的暴徒盜蹠、莊躋，固然危害社會、殘暴不仁，但他們的黨徒卻依然稱頌、崇拜着他們。
伯夷、叔齊懷着對商王朝的忠誠，餓死在首陽山，但絲毫不影響世人對周王朝的歌頌
由此可以看出，只有在物質需求和慾望得到滿足之後，才可以談仁義道德。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所以，司馬遷對那些滿口大道理，卻不做實事的儒生，是十分看不起的；而對那些幫助人們解決各種困難的俠客，則讚不絕口。
司馬遷
放在今天的時代，我們不妨將司馬遷口中的俠客，稱為“偉大的小人物”。他們沒有改變社會的巨大能量，卻憑藉自身的努力，儘可能地幫助和影響身邊的人，最終贏得了整個社會的尊重。
正如司馬遷所説，俠客不該被遺忘，偉大的小人物也不該湮沒在歷史中。社會需要俠客，而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俠客。
司馬遷 范曄 班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