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十八年（1661年），清朝入關後第一位皇帝——順治皇帝駕崩。在其去世之後，年僅八歲的順治皇帝第三子玄燁成功登上皇位，這便是中國封建王朝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康熙皇帝。
其實透過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康熙的“上位”是極具偶然性的，因為按照中國古代“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皇位傳承製度，非嫡非長的康熙並非最具“傳統合法性”的皇位繼承人。相比之下，他的兄長，也是順治皇帝第二子的福全更應該登上皇位。
然而，從歷史的發展進程來看，沒有讓福全繼承皇位，無疑是順治皇帝與他的生母孝莊太后所做出的的一個非常正確的決定，因為福全用他一生的表現證明了他只能成為一代“賢王”，終究無法取得康熙這樣的有着宏圖偉業的一代帝王。
而選擇康熙，沒有選擇福全，也就此成為了大清王朝發展歷史上的一次無比正確且極為“幸運”的決定。
福全最終“輸”給了康熙，上演現實版的“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在許多史料中，一提到福全，便會説到在他幼年時期的一個故事。
順治皇帝在詢問福全畢生志向的時候，他只淡淡的説了一句：
“願為賢王。”
這句話除了體現出福全對於皇位的無慾無求外，也體現出了其寬和平淡的性格特點。單從這一點來説，福全也確實缺少了能夠成為一代帝王的氣魄，這比起康熙來説確實是遜色不少。
不過歷史上福全是否真的説過這樣的話，確實是值得商榷的，畢竟順治皇帝去世時他才只有九歲，以如此小的年齡就有這樣的“政治覺悟”，實在是讓人難以想象。
所以，這樣的記載似乎更像是為了反襯福全的性格與康熙繼承皇位的“合法性”，真實的情況是否如此那就不得而知了。
實際上從無論是順治皇帝，還是孝莊太后，福全與後來繼位的康熙皇帝，都不是他們心中真正心儀的接班人。
對於順治皇帝而言，自然是希望由其非常寵愛的董鄂妃所生的皇子來繼承皇位。
順治十四年（1657年），董鄂妃為順治皇帝生下了皇四子，順治皇帝是興奮異常，不僅祭告天地，接受羣臣朝賀，更是舉行了隆重的慶典，當眾頒佈“皇第一子”誕生的詔書，可以説順治是將董鄂妃所生的皇四子視作了是自己嫡出的長子。
只不過天命不假，這位皇子不到百天便去世了，順治皇帝對此是非常傷心，他下令追封其為“和碩榮親王”，還以極其隆重的禮儀治喪，並且為其修建了遠超規制的陵寢，以示恩寵。
在此之後，順治皇帝對於董鄂妃的寵愛是隻增不減，也足可見董鄂妃在其心中的地位，是其他后妃遠不能比。
至於孝莊太后，他更希望是的具有科爾沁蒙古血統的順治皇子來繼承皇位。
為此，在孝莊太后的安排下，順治皇帝先後迎娶了兩位出身於科爾沁部落，並且與孝莊太后有着親緣關係的蒙古皇后。不僅如此，順治後宮中，被正式冊封，享有尊號的后妃，無一例外，也皆出自蒙古部落。
孝莊太后這樣做，無疑就是為了讓具有蒙古血統的順治皇子來繼承皇位，這樣不僅可以繼續鞏固滿蒙關係，同時也能進一步提升蒙古諸部，特別是她所在的科爾沁部的地位。
只不過，由於這一時期順治與孝莊之間緊張而又不和的母子關係，這些蒙古后妃不約而同的遭到了順治皇帝的牴觸，始終誕育皇子。
在這樣的情況下，福全、康熙以及其他健在的順治皇帝的皇子，無論誰繼位，都不是順治以及孝莊最想要的結果，如此一來，順治的皇位傳承，也就成為了一種頗為“無奈”而又必須做出的選擇。
其實，順治皇帝最終選擇康熙來繼承皇位，也是經歷了一番周折的。
由於他的幾個兒子年齡非常的小，他害怕他的兒子們也如同他一樣，經歷多爾袞一般的宗室王公擅權專政，於是他想把皇位傳給自己的堂兄安親王嶽樂。
這個想法孝莊太后極力反對，深得順治皇帝信任與仰仗的外國傳教士湯若望也持有同樣的意見，他認為：
“幼主臨朝固然會影響政局，但帝系轉移也會引發新的危機。”
於是在湯若望的建議下，順治皇帝放棄了讓自己的堂兄嶽樂繼承皇位的想法，轉而要立福全為接班人，而這個時候孝莊卻堅持要立康熙。
在這樣的情況下，順治皇帝又去徵求湯若望的意見。這一次，湯若望再次與孝莊的意見一致，他認為康熙出過天花並且痊癒，進而對於這種疾病有了終身的免疫力。
而順治皇帝自己本身就是因為身染天花而命不久矣，在此之前，他最愛的董鄂妃也是因為得了天花去世，於是順治皇帝就此下定了決心，冊立康熙為自己的接班人。
就這樣，康熙可以説是“因病得福”，非常“幸運”的登上了皇位，而福全卻是因為沒有“生病”，而最終被順治皇帝所放棄。
只不過，如此的結果不僅是康熙皇帝的“幸運”，同時也是整個大清王朝莫大的“幸運”。
一場“烏蘭布通之戰”，將福全性格上的缺陷徹底顯露。
康熙皇帝登基之後，對於他的這位兄長可以説是非常信任與器重，早在康熙六年（1667年）的時候，福全就被封為裕親王，並奉命參與議政。在此後的平定“三藩之亂”的過程中，他又立下大功，於是福全與其堂兄弟，即禮親王代善之後、康親王傑書，共同成為了康熙最為信賴的皇室宗親而被委以重用。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決定大清與蒙古準噶爾部落之間命運的“烏蘭布通之戰”打響，福全也就此迎來了人生的一個“由盛而衰”的轉折。
面對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的不斷逼近，康熙皇帝親封福全為撫遠大將軍，統領的三萬大軍，出古北口，並封恭親王常寧安北大將軍，統領的兩萬大軍，出喜峯口，兩路大軍齊頭並進，企圖對噶爾丹形成夾擊之勢。同時，康熙又調盛京與吉林將軍麾下一萬主力部隊，從東向西，協同兩路大軍戰鬥。而康熙皇帝在兩路主力出發後，殿後隨行，然而行軍途中，康熙皇帝得了風寒，遂“從諸臣之請”回朝養病，重新任命福全為主帥，提轄一切軍務。
就這樣，福全北上三萬主力部隊與噶爾丹的兩萬精鋭在烏蘭布通地區相遇，大戰一觸即發，福全成為了這場戰鬥中清軍的實際指揮者。
整場戰鬥異常殘酷，雙方都為此付出了巨大傷亡，尤其是清軍這面，隨軍出征的領侍衞內大臣，同時也是康熙皇帝親大舅的佟國綱壯烈犧牲，身死殉國。最終清軍的慘勝而收場，也順勢完成了對噶爾丹的合圍之勢。
而就在此時，噶爾丹派遣五世達賴喇嘛的弟子濟隆作為使者，前往福全的大營進行求和。明眼人都知道這是緩兵之計，可福全卻不顧眾人的反對，非常“厚道”答應了噶爾丹的請求，下令“暫止不擊”。於是乎，噶爾丹趁着夜色，率領着殘兵敗將逃之夭夭了。
不僅如此，噶爾丹在逃跑的過程中，也遭遇到了清軍的堵截，可他們卻依舊靠着福全“暫止不擊”的命令，堂而皇之的在清軍的眼皮底下離開。待清軍這面緩過神來的時候，噶爾丹又縱火燎原，截斷了清軍追擊的路線。
就這樣，康熙精心設計的全殲噶爾丹的計劃，就此徹底破產，隨後康熙不得不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兩度親征，最終將噶爾丹徹底打敗。
康熙在得知福全犯下如此“幼稚”的錯誤，將噶爾丹放虎歸山後，是痛哭不止，可福全畢竟是他的親哥哥，於是在戰後也只得下令對福全處以罰俸三年的處罰。至於常寧，也因為行軍不利，沒有及時參與到征戰以及後來追剿噶爾丹的過程中，被康熙同樣處以罰俸三年的懲罰。
可以説，福全是一口氣，將他的兩位弟弟都給“坑慘”了。
其實從當時的情況的來看，福全的“厚道”，或許有他的理由。
一方面，經過血戰之後，清軍傷亡慘重，也需要進行休整，同時等待常寧大軍的支援。
另一方面，佟國綱的陣亡已經是滿朝震驚，而此時福全的軍中，宗室親貴、朝中重臣不在少數，例如福全自己就是康熙皇帝的二哥，康熙的皇長子胤褆，康熙的國舅兼老丈人佟國維，還有權臣索額圖，都在福全軍中效力。所以福全此舉更多的還是以“穩”為主，生怕再出什麼意外，而無法向康熙皇帝交代。
然而，這無疑也從側面反映出了福全性格上的致命缺陷，那就是缺乏當仁不讓的果敢與堅決，遇事優柔寡斷，甚至存有婦人之仁。
也正是因為如此，“烏蘭布通之戰”清軍付出了慘痛代價，並且犧牲掉了大國舅佟國綱，也沒有換取康熙皇帝想要的結果，甚至可以説在勝利的果實即將唾手可得的時候，卻因為福全的“厚道”而徹底葬送，可謂是得不償失。
而這樣一次戰場指揮與決斷上的“重大失誤”，充分證明了福全終究難堪“領導者”的重任，更不要説成為了一代帝王了。
“擒鰲拜”、“平三藩”、“收台灣”、“抗擊沙俄侵略”、“親征噶爾丹”，這是我們一直以來對於康熙皇帝歷史功績的總結與評述，而達成這樣的輝煌成績，無不需要的是一代帝王的氣魄胸襟，以及堅決、果敢、頑強等等諸多優秀的意志品質。
試想下，如果是換做福全，他能在危機四伏的環境下堅強隱忍，出奇制勝而扳倒鰲拜麼？他能在半壁江山盡失，各地叛亂不斷的情況下，依舊沉着冷靜，淡然指揮，最終贏得平定“三藩之亂”的勝利麼？他又能夠本着一戰到底，勢要“斬草除根”的決心去迎戰噶爾丹麼？至少從他在“烏蘭布通之戰”以及其人生中的經歷表現來看，福全很難做到這些。
所以，正如史料中記載的那樣，那句“願為賢王”，倘若真的是福全所説，説明他從小便有着極強的自知之明，而即便是後人評述，這也是對福全一生非常恰當的評價，他可以是一位非常好的帝王輔佐者，但終究無法成為一代合格的帝王。
由此可見，順治去世後，由康熙而不是福全登上皇位，真的是大清王朝的“幸運”，而這無疑是歷史的一種“最佳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