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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陳偉
引言
7月20日下午，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陳偉，以“明代長城的戍邊者——鹽池楊氏家族墓及其相關問題”為題，為大家介紹本次“絲路歲月——大時代下的小故事”特展中“邊城孤衞”的故事。
1999年7月18日，寧夏鹽池馮記圈這個乾燥少雨的地方下起了一場大暴雨，兩座明代磚室墓的墓口被衝開，引起許多村民圍觀。考古學者趕赴現場進行搶救性發掘，在其後的8天時間裏共發掘了三座墓葬，墓主是守衞明長城的楊氏家族。
由於鹽池特殊的地理環境，使楊氏家族墓大批的織物與墓葬品保存良好，有助於後人瞭解墓主人的人生故事與當時的明代社會風尚。
鹽池概述
1. 地理背景
鹽池位於寧夏回族自治區的最東部，地處鄂爾多斯台地向黃土高原的過渡地帶，東北與內蒙古鄂爾多斯市接壤，東南比鄰陝西榆林市，南邊和甘肅省慶陽地區相交界，四省相鄰，地勢南高北低，全縣境內無高山大河，最大的河流為水量稀少的苦水河，往西北注入黃河，屬於典型的內陸乾旱地區。
唐代詩人李益在《鹽洲過飲馬泉》詩中寫道：“綠楊著水草如煙，舊時鹽池飲馬泉”，明代時形容此處：“幅員數百里，又皆可沃壤可耕之地”，可見歷史上的鹽池曾經是塊水草豐美的地方，但是經過幾次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土地過分放牧與樵採，以及戰事頻繁，早已逐漸荒漠化，流沙遍佈。境內野生動植物、礦產資源豐富，盛產毛皮、甘草與食鹽，俗稱鹽池三寶。
大約一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鹽池地區就有人類活動，這裏處於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過渡地帶，因此發現了大量的舊石器和新石器時代遺址。
在古代，食鹽是人體必需的礦物質來源，但是產鹽的地區很少，鹽池就既是食鹽的主要產地，又與其他地區相鄰，自古就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2. 鹽池考古
秦統一六國後，鹽池屬於北地郡的轄地，在《漢書·地理志》中記載：“秦至北地郡領縣19”，19縣裏麪包括馬嶺、富平、朐衍，鹽池就位於朐衍縣，而朐衍縣舊址，現在稱為“張家場古城”，地處毛烏素沙漠的南緣，東西長約1200米，南北寬約800米，城牆以夯土砌築，城內散佈大量的繩紋板瓦，捲雲紋瓦當、回紋空心磚、陶器殘片和“大富貴，子宜孫，樂未央”銘文的方磚，還有一些銅璇璣、帶鈎、封泥、銅印章、貨幣等文物。張家場古城是寧夏境內保存比較好的漢代古城之一。
張家場古城出土器物
公元407年，匈奴“鐵弗部”首領“赫連勃勃”在銀川建立夏國，稱作“赫連夏”或是“大夏”，首都在陝西省靖邊縣（今統萬城），鹽池屬於赫連夏的屬地。
而從魏晉南北朝到唐代，政權更迭頻繁，地方勢力割據以及絲綢之路貿易興盛，大量的北方少數民族和西域胡人湧入鹽池，此地成為少數民族胡人和漢族的雜居之地，交匯了各方文化，考古學者也在此地發現了許多墓葬。
唐代在鹽池設立“六胡州”，負責安置歸降的突厥人和粟特人。在鹽池縣花馬池鎮硝池子村的“窨子梁唐墓”，共有六座石室墓葬，墓主人姓何，為昭武九姓之一。
從M3墓出土的墓誌銘顯示，墓主下葬於唐代公元700年，地點位於六胡州之一的魯州，為明代長城沿線地區。 窨子梁唐墓是帶有石柱的石室墓，最著名的文物是兩扇“胡旋舞石刻墓門”，門高88釐米、寬42.5釐米，正面琢磨光滑，中間雕刻有一對男性胡旋舞舞伎，兩人生得髭鬚捲髮、深目高鼻、胸寬腰細，體魄健壯，頭髮上束着髮帶，身着圓領緊身窄袖衫，下着緊貼腿部的裙子，腳穿長筒皮靴。左側男伎踩在一小塊圓毯上，右腿後屈，左手正微微上舉，右臂屈至頭頂，右側男伎，腳立於毯上，左腿前伸，雙臂上屈，至頭頂上方合攏，兩人都是手持長巾，熟練迴旋，飄逸瀟灑。門板四周以剔地淺雕捲雲紋裝飾，形成舞伎騰躍於雲氣的畫面，具有流動如飛的效果。
鹽池窨子梁唐墓胡旋舞墓門拓片
胡旋舞又名“團亂旋”、“團圓旋”，是出於中亞一帶的舞蹈，由西域傳入中原以後，頗受上層階級喜愛，白居易與元稹都曾有詩作，描述胡旋女體態輕盈、旋轉之快的舞姿，在很多文物裏也會看到胡旋舞的形象，例如西安碑林博物館的胡旋舞石碑、甘肅山丹縣文物館的胡旋舞銅俑、太原唐墓出土的胡旋舞長沙窯。 窨子梁唐墓出土的兩扇墓門，是我國首次在唐代墓葬中發現有胡旋舞形象的墓門，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而被認定為國寶級文物。
五代和北宋時期，政府開始在鹽池設置鹽州。北宋鹹平五年，鹽池被西夏佔據，為西夏帶來了大量的青白鹽貿易收入。明代，鹽池成為朝廷和北歸蒙元勢力對峙的北部邊塞重地。明政府為了阻止韃靼入塞，從洪武年間開始在黃河東岸修築長城，並調兵戍守。明正統八年（公元1443年），在鹽池設花馬池營；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又置花馬池守禦千户所；正德元年，改千户所為寧夏後衞，全境分屬花馬池、興武營、林州三個守禦千户所管轄。
現在的鹽池，是品嚐灘羊手抓肉的好地方，還保留了早期草原民族的特色。
鹽池馮記圈明墓概述
1. 墓葬形制
“馮記圈明墓”是寧夏正式發掘的少數明代墓葬之一，它的墓葬形制完備，出土器物精美，堪屬寧夏之首。馮記圈明墓一共發掘了三座墓葬，墓葬的地面建築均已不存，地下的總體形制保存完好。其中M1、M2的墓道上方局部已被破壞，M3保存完好。三座墓葬都是帶有單室券頂斜坡式墓道的長方形磚砌墓室，方向坐南朝北。
M2平剖面圖
M3平剖面圖
明代經濟交通發達，各地商品與文化往來傳承，全國文化面貌的趨同性加強。 從我們已發表的資料來看，明代的墓葬形制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王侯宗室”為代表的多室墓墓葬，墓葬的建築平面佈局，大多仿造地面上的王府宮殿建築形式，此類墓葬大多出現在山東、四川、江西、河南、湖北、安徽等地。
另一類是“一般官僚與平民”的簡單長方形磚石墓，這種墓葬長期流行於南方，尤其常見於藩王、品官、宮城太監的墓葬，馮記圈明墓就屬於此類。
明代墓葬十分注重墓室的密封和牢固性，建造時會特別注重墓室的防腐和防水。
馮記圈明墓也反映了這個特徵，墓室採用平磚錯縫平鋪，逐層壘砌而成，拱券多使用堅固厚實的兩層重頂，讓盜墓者難以從上面打開，而且縫隙之間，用三合土溝縫，表面抹平處理，牢固又防水。
2. 隨葬品及其特色
馮記圈M3夫婦合葬墓保存完整，棺墓等隨葬品均放在原位。
墓室內，封門處並列兩張硃紅色的木桌，從木桌的腐朽程度與棺槨外型的特徵來看，木桌應該是隨棺槨一同下葬，男棺前的木桌較為高大，桌上擺放一個實木架，再用白色的帳幔遮蓋（帳幔出土後已毀壞），架上擺放灶台、銅、扁擔等錫器，還有少量的筷子與木器，男棺前木桌的錫器數量較女棺前多。
棺槨擺放位置為頭內腳外，男棺位在西邊，女棺位在東邊，男棺槨較為高寬，槨外還有六個翣牌，具有鎮墓辟邪的作用，棺槨後方的壁龕上並列九件器物，包含罐、碟、碗等，其中兩件瓷罐分別盛有風乾的食物和水狀液體，壁龕上的器物基本上都是使用器，與木桌上擺放的錫制模型冥器不同。
出土翣牌
整個墓室佈局緊湊有序，層次清楚，主次分明，能突出棺槨的中心位置。
除了木桌上的錫器可能屬於個人使用之外，其餘都是夫妻共享。
從棺槨的大小和隨葬冥器的數量看來，馮記圈明墓帶有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識。
馮記圈明墓的三座墓葬都是合葬墓，其中M1、M2發現了三具人骨，從顱骨特徵分析，可能是一夫二妻的三人合葬，M3是夫妻一男一女合葬。
夫妻合葬的風俗，從西漢開始就有，明代深受傳統思想影響，合葬之風盛行，上至皇室，下至百姓都是夫婦合葬。
馮記圈三座墓的隨葬品包含織物、錫器、木器、銅器和瓷器等，種類雖然不多，但數量可觀。衣冠服飾也反映了墓主的身份等級，例如M3男主人身上出土了一個銅帶扣，是當時引領風尚的款式，其他隨葬品則看不出明確的組合關係。
出土銅帶扣
3. 錫器
馮記圈明墓出土的錫器有三個特點，第一，日用器皿體積較小，製作也略顯粗糙；第二，隨葬錫器擺放隨意，無統一的組合形式；第三，隨葬品會集中擺放在靈座內。
錫器在商周時期已開始使用，但由於材質脆軟，大多作為合金，很少將錫器用於隨葬品，明代以前的墓葬中，僅宋元墓中偶有出土特例。
元明時期，錫焊技術已發展成熟，錫製品開始流行，馮記圈明墓出土了80多件錫器，從選料、剪裁、成型、焊接都已發展完備，除了能焊接薄片的錫料，還有少量器物採用了磨製法。
出土三足鼎
4. 織物
錫器和織物是馮記圈明墓最具特色的墓葬品。3座墓葬中，僅M3的衣冠服飾保持原狀，因為墓室密封性佳，加上當地環境乾燥，出土的織物除了退色、掉色或相互薰染以外，整體保存良好，是研究明代紡織的良好資料。
M3出土烏紗帽
M3出土四雲紋緞地刺繡獬豸補服
補子細節
5. 瓷器
元代與明代最著名的瓷器是青花瓷，因此馮記圈明墓的墓葬品也有許多青花瓷。
出土青花瓷器
出土黑釉瓷器
楊氏家族，明代長城的戍邊者
我們從M2楊釗的墓誌銘可以看出四個重點，第一是楊氏家族在明朝的發展脈絡，第二是明代的官制世襲制度，第三是婚配製度，第四是喪葬習俗。
1. 鹽池作為寧夏後衞之地的重要作用
明朝建國以後，蒙元的殘餘勢力退居長城以北，但實力仍然十分強大，不時威脅中原，到了明代中期，政府腐敗，國力漸衰，蒙古韃靼瓦剌部相繼興起，各種侵擾更加頻繁，給明政府造成很大的壓力。因此，明政府耗費幾十年構築長城，範圍東起鴨綠江，西至嘉峪關，綿延萬里，是九邊重鎮的防線。
鹽池當時為北部邊塞重鎮，明朝為阻止韃靼入塞，於鹽池大修邊疆和城堡，並調兵戍守。正統八年，在寧夏設置花馬池營，併成立寧夏後衞，與寧夏前衞、中衞、左衞、右衞一同形成完整的防衞系統，鹽池境內現在的安定堡遺址，就是當時用作邊防使用。
唐代稱鹽池為六胡州、魯州，學者分析地點應該位於明代的興武營附近，或者就是興武營。
目前秦長城和隋長城都已破壞嚴重，尤其隋長城已很罕見。因此，我們一般講的長城就是指明長城。近年國家文物局進行有關長城的調查，寧夏屬於長城遺蹟較為集中的省份，不同時期的長城都聚集在此，足見寧夏與固原在歷朝都是抵禦北方勢力的重要邊塞。
2. 楊釗墓誌銘所反映的族源及身份
馮記圈M2封門外側出土了一盒長方形墓誌，墓誌帶有志蓋，上方有無界格紋飾，並刻有“明封昭毅將軍紅山楊公合葬墓誌銘”共4行15字。墓誌內容以楷書篆刻，共764字，除了下端局部模糊，其餘文字皆保存清晰。
M2楊釗墓誌蓋
（1）楊氏家族在明朝的發展脈絡
根據墓誌銘顯示，墓主名為“楊釗”，祖上本無姓，僅記錄祖輩名字，所以沒有家譜可追溯。姓名是漢族千百年來綿延傳承的傳統，楊釗祖輩不記姓氏，應為少數民族。
楊釗的家族譜系圖，共記載了五輩人，第一代是他的高祖叫“樞歹”，曾祖父叫“麻忽兒克”，楊釗是第五代。
有學者認為“樞歹”、“麻忽兒克”，與史料中的蒙古人姓名相近，但目前沒有確鑿的證據説明他們就是蒙古人，只能證明他們是居於西域蒙古人生活圈的少數民族。
明朝洪武年間，政府對北蒙古官民採取了勸諭歸降的招撫政策，只要能審時天命，攜幣來降者，朝廷均待以抒憂，安置到邊境衞所，或授官賞賜。
高祖樞歹自幼才能出眾，在明太祖朱元璋抗蒙元戰爭時，見元朝大勢已去，樞歹就歸附了朱元璋，隨朱元璋征戰，屢有戰功，任皇家禁衞軍“金吾右衞指揮”，擔任巡警京城各門的任務，官至三品，因此墓誌裏稱讚他“知天命順逆”。
當時明成祖朱棣為了刻意抹去建文帝的年號，沿用洪武年號，因此洪武三十五年實際上是建文四年，樞歹任金吾右衞指揮時，守衞的是北京城，而非南京城。
（2）明朝的世襲制度
明代有執官世襲的制度，明永樂十九年，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楊釗的曾祖父麻忽兒克，世襲了金吾右衞指揮一職，一路追隨朱棣，忠貞可嘉，因此被賜姓“楊”，獲得了漢族的姓氏。
楊釗的祖父叫楊洪，父親叫楊英，楊英歷經了成化、弘治、正德三個朝代，他與祖輩們一樣驍勇善戰，多次立下赫赫戰功。
當時蒙古的韃靼、瓦剌不時南下侵擾，戰事吃緊。因此弘治四年，楊英被派駐邊防前線，任“寧夏前衞指揮”，在最艱苦的地方發揮作用。
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楊英任“寧夏後衞指揮”，守備寧夏北部防線。後來，朝廷調任陝西的軍隊抵抗蒙古，楊英升任“指揮僉事”，指揮陝西來的兵員，他的子孫從此以後也入籍了寧夏後衞。
墓誌上記載，墓主人楊釗三歲時隨父母來到寧夏，秉承祖輩驍勇，又受到北部邊防環境的感染，生性耿直，識見雄偉，文韜武略，長大後承襲父輩金吾右衞職，管理軍隊紀律嚴明，掌理衞事眾心悦服。
嘉靖十三年八月，盤踞河套的韃靼11萬騎兵大舉入侵花馬池（鹽池），在定邊營遭到伏擊後，前往固原，但陝西的將領未能有效抵抗，因此韃靼騎兵在安定堡燒殺搶掠。
當時年輕的楊釗發策奇招，協助寧夏總兵王孝取得了安定之捷，因抗敵有功，得到了冊封，升為指揮使後晉升為領班指揮、正三品昭毅將軍，楊釗墓誌上的頭銜就是昭毅將軍。 楊釗老年辭官後隱退，墓誌上記載他：“約一二知己，乘車載宗祖，縱情山水，不問政事，樂享晚年”。説明他不過問政事，也少與人往來，安享老年生活。
（3）婚配與喪葬習俗
蒙古人曾經是整個歐亞大陸的噩夢，即便是在元朝滅亡以後，蒙古人依然控制着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地區，給明朝帶來巨大的威脅，能夠歸順又能效力明王朝的蒙元人自然受到統治者的青睞。楊氏家族是滯留在中原的蒙元人縮影，這類蒙元人士歷經數代與漢人通婚，加速了民族融合。
楊釗共有妻妾五人。第一任妻子為指揮李振之女，早卒。接續為陳氏、鄭氏、任氏、王氏。他們的婚姻具有傳統門當户對的門第觀念，包含他的兒子、子嗣都是。妻妾也分等級，夫妻合葬墓裏，妾不可合葬，妾也不可頂替妻子的地位。我們可以透過馮記圈明墓的墓葬形式、墓誌銘與隨葬器物，看出明代社會的傳統風貌。
結語
馮記圈明墓出土的織物和錫器，使我們對當時的紡織和金屬冶鑄業有了更多的認識，墓誌銘記載了明代邊防與官制世襲、婚配製度等，也都是研究明代歷史文化的重要史料。
來源：新華號 絲綢之路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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