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税收的角度來理解中國歷史，就不是按照朝代來劃分，而是有一條始終貫穿歷史的主線。這條主線，就是從收“人頭税”到收“田畝税”。
國家從數人頭收錢，到數田產收錢，理解了這根主線，中國歷史上很多的現象就可以得到新的解釋。
農業國往往是按土地收税，因為土地是固定的，莊稼長在上面，國家的主要財富都沉澱在土地上，國家只要有暴力手段，就不怕税收不上來。那為什麼中國古代王朝不按土地收税，而要收人頭税呢？
古代的限制
古代王朝考慮的因素有三方面。
首先，中國是從中原開始向周邊逐步擴展的文明，剛開始時地廣人稀，社會的形式是分散在各地聚居。一出聚居點，到處都是沒有開發的土地。這種情況下，你要收税，人們就去別的地方種地，徵不上税。在周朝以前，人是比土地更好的税收基礎。
其次，跟當時國家支出的形式有關。剛開始時，國家機構很簡單，支出只包括統治者的家庭支出、祭祀、打仗、公共工程等等，那個時候還沒有官員的俸祿，形式沒有後來那麼複雜。
這些簡單的支出方式，最方便的徵税不是收錢或者收實物，而是直接讓老百姓服勞役幹活。村長家裏要蓋房子，村裏的男人都來了，一起幫忙幾天就蓋好了。祭祀則是每家每户出點東西，祭祀典禮就弄好了。到了打仗時，大家就自帶武器和糧草去打仗，出人出力，這就是本質上的人頭税。
最後，就是圍繞土地税的各種技術條件，剛開始並不具備。這裏的技術不是指土地丈量，而是各種管理技術。比如要收土地税，就必須有官僚系統，底層官員能否瞭解各地的情況，判斷土地的收成，決定税率等等，還要及時提供賑濟。
有了這些底層官員，就必須要有一套升遷、流轉的方案，還有反貪污手段。在那個時代，做到這樣是無法想象的。實際上，近代以前的歐洲，都沒辦法發展起來大範圍的土地收税。
80年代那會，中國剛開始各種貿易市場，百姓做生意國家當然要收税，但税要怎麼收？税務員不可能每天蹲在各個攤位前面數一下今天賣了多少錢，所以只能一個月一個攤的收，不管賣多賣少，統一交税，這就是人頭税。
後來到了90年代，才出現統一交款的大商場，税務部門才有條件根據營業額收税，這就是技術的大升級。中國歷史早期只能收人頭税，就是技術限定的結果。
收税的方式受制於很多因素，人口、費用和技術三個因素都在變化，人口越來越多，土地變稀缺，土地税就變得可能。
國家支出越來越多樣化，只靠人頭税逐漸應付不了，統治技術漸漸發達，原來幹不了的事情，就可以做到了。
税收的演化
從宏觀上講，中國從收人頭税到收土地税，本來是一個自然演進的過程。不過這個過程充滿了痛苦，歷代統治者不到山窮水盡，是不願意推動這個進程的。
原來收人頭税簡單，税收成本低，有錢容易掙，誰願意挑戰困難。比如漢朝，那個時候有一些土地税，文景之治時土地税非常低，低到了1/15，這是歷史課本上説的，但是當時實際的税收並沒有那麼低。漢朝之所以田税徵收低，是因為多也收不了，很難統計土地的數量。
無奈之下，只好採用徵人頭税，當時的人頭税分為算賦和口賦，負擔也不輕，歷史上稱之為“輕租重賦”。租就是土地税，賦就是人頭税，一輕一重就體現出了統治者的想法。
結果，按人頭收税，窮人富人交的一樣多，這顯然不公平。更重要的後果，是豪強大族開始崛起，因為只有豪強才可以逃避人頭税。最後政府的税源漸漸枯竭，世族還成為地方上的強大勢力，直接威脅中央權力。
所以，只要是政府貪圖收好收的人頭税，社會治理的水平就很難提高，朝廷的權威就容易受到挑戰。這個教訓，後來的王朝都看到了，但是改革非常困難。
中國歷史上的王朝，都有這樣一個循環。王朝剛開始的時候，收好收的人頭税，比如唐代的租庸調製，到後期財政危機出來了，才下力氣改革，改成收土地税，改革成功，王朝就能延續一段。
比如明代後期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本質上都是被迫進行的改革。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按土地收税，有一個前提，就是全國清丈土地，總得摸清各個地方有多少土地，才能收土地税。
可是明朝當時使用的土地檔案，是所謂的“魚鱗圖冊”，有的是從明太祖那時候就沿用的，全國幾百年的爛賬重新翻一遍，得動多少人的利益，得給地方上管清丈的官員多少貪污的機會。
張居正有皇上支持，難免就有官員為了政績，多報清丈出來的土地，反正多繳税是老百姓的事，地方官先搞出政績升官再説。一次全國清丈，是多麼困難的行政工程，不是張居正還真是很難辦到。
一直到了清代的雍正年間，才“攤丁入畝”，把這個幾千年的難題徹底搞定。這背後，不是哪個皇帝的意志，而是成熟的官僚系統，中國古代政府治理水平提高的結果。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政府不會去收難收的税，而一旦開始，就會倒逼政府去改善對於税收的治理，最終是政府能力的成長。對政府來説，最不願意做的事，反而是受益最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