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這段時間，“付費刷課”突然成了網絡熱詞，“便宜高效”“X元一門”的朋友圈小廣告讓不少大學生嚐到了“不學而過”的“甜頭”，更讓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對在線課程產生了質疑。近日，中國青年報社教育科學部收到了一份來自在校大學生的來信，信中談到了大學生目睹的刷課亂象，“刷”與“不刷”之間的矛盾……為此，教育科學部派記者採訪了相關的大學生、大學老師、有關專家，試圖揭開“付費刷課”背後的亂象。
如今，我國的慕課數量和應用規模位居世界第一。線上課程成為大學生們學習任務中常見的一部分，一些課程甚至全部要求在線上完成。然而，越來越多的“付費刷課”產業鏈也隨之產生。流傳在朋友圈與QQ羣中的“人工刷課”“5元一門”“不學而過”……讓不少線上課程淪為形式。
在這樣一個缺乏監管的地帶裏，各種博弈正在校園裏上演：一些大學生為了用最少的時間成本、最省事的辦法輕鬆獲得高分而走入了付費刷課的歧途，另一些正在觀望的大學生看着自己的同學們用幾塊錢就高分通過了課程測試，心中既不平又動搖。另一方面，一些大學老師也沒能因網課而減輕自己的教學任務，反而開始了“刷課”與“反刷課”的鬥智鬥勇。
“付費刷課”已成公開的秘密
如今，幾乎每一個大學生都會在課程學習中遇到需要線上完成的內容。這些內容有的是線上口語練習，有的是教師的慕課課程，有的是線上答題……在“線上任務”日益多樣化的背景下，“付費刷課”成了一些大學生羣體中公開的秘密。
2020年年底，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吳巖在新聞發佈會上透露，目前，中國相關平台上線慕課數量已增至3.2萬門，學習人數達4.9億人次，在校生獲得慕課學分1.4億人次。疫情期間，慕課助力高校應對居家學習常態，也正在成為推動高等教育變革的重要引擎。
然而，線上線下教學融合的大趨勢，卻被一些不法之徒嗅到了中間的“商機”。近日有媒體報道，遼寧省朝陽市公安局以非法控制計算機系統罪抓獲了5家刷課平台犯罪嫌疑人57人。據警方通報，刷課平台數據顯示，僅2019至2020年，全國範圍購買刷課服務的學生超過790萬人，刷課數量超過7900萬科次。此外，初步統計5個刷課平台的下線各級代理人數已超10萬，而且絕大多數也是在校大學生。
劉秀是北京市某高校物理學專業的大三學生，她在微信羣裏看到付費刷課的廣告，於是用5元一門課的價格刷了幾門網課。“我主要刷些公共基礎課，與自己專業關係不大。我希望在大一就把通識選修課的學分修滿，為接下來學習專業課減輕負擔。”
劉秀坦言，剛開始還是自己刷網課，用電腦播放，許多網課在播放到1/3、1/2、2/3的時候會有答題，必須答完題才能繼續播放，但很多時候，自己幹着其他事情忘了答題，網課就進行不下去了。“這些網課主要是為了拿學分，其實並不想學，而且大一作業多，只能在午餐或者晚自修的時候刷，如果特意去刷網課就覺得很麻煩。”
“我們選修課用的是慕課，當時在付費刷選修課期間，我登陸自己的賬號，可以明顯的看到課時進度條在前進，一門課大約2-3天就刷完了。”劉秀説。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調查發現，提供刷課服務的平台多存在於幾大主流社交平台上，學生通過提供給工作人員平台賬號、密碼、學校名稱，就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平台及課程。刷課內容包括視頻、課件、作業、考試等，刷課形式也分為“秒刷”、“慢刷”、視頻加作業、僅考試等，其中慢刷價格最高。刷課的平台涵蓋了不少當下主流的線上教育平台。一般網課付費按照門數算，價格較低，每門在4-6元。
此外，一些平台甚至利用在校大學生作為“代理”擴大黑色鏈條，通過同學之間的朋友圈、QQ羣、QQ空間等各種社交媒體發佈付費刷課廣告，“代理”的學生賺取代理費用和提成。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看到，某刷課平台將“代理”分為普通代理和頂級代理，相關介紹為“一門網課下單即可賺錢，賣給同學原價自己賺差價，代理滿10元即可提現”。
在西部某高校就讀大四的張佳的同學正是負責推送付費刷課廣告的“代理”。在同學的影響下，張佳也開始了付費刷課。
張佳表示，刷課的費用一般是每門課3到5元，通過微信紅包的形式付費，刷不同的課一般會加不同的微信好友，給對方提供“大學名稱+賬號為學號+密碼+課程名稱”即可。
“剩下的事情他們全包。付費刷課分數都能達到80多分。”張佳説。
不僅如此，一些技術相關專業的學生，甚至自己做起了“小買賣”：幫同學刷課。
王宇所學的正是計算機專業，如今他“經營”付費刷課已經快一年了。“我很少發送廣告信息，主要是通過同學之間的口口相傳，在刷課的質量、時效性和服務態度上都做得很好，所以有不少‘回頭客’，平均一年能刷500-700單。”至於賺了多少錢，王宇表示，每月的生活費是夠的。
“自己上課還不如付費刷課得到的分數高”
刷還是不刷？不少大學生在這樣的環境下都曾陷入時間和分數的兩難抉擇中。各種權衡後，一些大學生踏上了刷課的歧途。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採訪發現，成本低，收效高，這是幾乎所有接受採訪的大學生總結出付費刷課的特點。
在湖北武漢某高校就讀大三的池禾禾在學長的介紹下關注了一個刷課的微信公眾號，用來刷英語網課。
“一學期的英語課只需要18元。主要是服務量大，感覺全校知道的人很多，但是大家都不放在明面上説罷了。平台甚至可以加急服務，比如臨近期末的時候可以加5塊錢24小時內完成任務、加10塊錢12小時內完成任務等等。”池禾禾説。
除了省事，池禾禾表示，由於網課系統的問題，這個平台直接讓付費刷課的自己和那些自己上網課的同學的成績拉開了差距。“口語評分是電腦打分，而不是老師打分，我們一起試驗過，説的再好也很難拿滿分。然而，用了這個刷課網站口語能得滿分。”
來自海南某高校的大四學生符亮從一開始一直堅持自己完成網絡課程的內容，但他發現，自己答題耗費了很多時間，卻總是不如同學的分數高。漸漸地，符亮也開始付費刷課。
“比如自己答的題可能會錯誤率比較高，但是付費刷課後都能刷到90分以上。”符亮説，自己是通過QQ羣瞭解的消息，這個羣有400多人，裏面大多是需要刷課的同學。管理員會發送付費刷課的廣告。和他們加好友之後，對方會把支付碼發過來，掃碼支付即可。一般是一門課8元，刷課數量達3門及以上為5元。
“於是我和同學一起報名，刷了4門，我們給對方提供網課平台的賬號和密碼，他們包過，成績接近滿分。”符亮説。
劉秀也表示，使用付費刷課得到的分數都很高，接近滿分。“這個對我很重要，因為我們學校把網課的分數也納入綜合績點，有些同學有出國的需求，他們會付費刷很多選修課，以此來提高績點。”
對付費刷課行為，劉秀也知道不對，但劉秀認為，學校管理不嚴也助長了刷課的風氣。“我們學校不怎麼管在慕課上的選修課，學分也是按完成進度給。”在她看來，“慕課應該作為一個課外知識的補充，作為課外參考資料，不應該當作獲得學分的一種途徑”。
然而，付費刷課並不是一直那麼“靠譜”。在東北某高校就讀的趙玉還記得自己本科時曾被網課平台給出過一條不良刷課記錄，幸好學校並沒有給予任何處分。讀研後，儘管老師三令五申不準刷課，甚至申明一旦發現學校會給予記過處分，但班裏大部分人還是選擇了刷課。
一開始，趙玉和大部分同學一樣，把自己的賬號和密碼交給了刷課羣中負責刷課的人。“一共就花了十幾塊，相比自己刷課流量費便宜多了”，可是沒想到一段時間以後趙玉發現自己的網課答題錯誤率特別高，等期末準備自己答題時發現考試時間早已被刷課軟件自動耗光了。
“刷課軟件開始刷課時，會自動刷課以及自動搜索題，所以當期末試題第一時間出來後就被軟件提前‘搶答’了，剩餘的答題時間也會被自動耗光”，趙玉表示那一門考試他最後險些不及格，只拿到了63分，而班裏很多人的分數都在八九十分。
趙玉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當時在老師組建的網課羣裏很多同學都和老師反映沒法參加期末考試。“我想老師其實知道，這些出問題的學生都是因為刷課軟件把考試時間耗光了。後來，老師把這些同學的答題記錄一一貼了出來，這些同學才謊稱自己忘記了答過題。”
大學教師：與“反刷課”鬥智鬥勇
讓學生完成網課，看似減輕了大學教師的教學任務，但事實上，不少高校教師不得不開始“反刷課”的應對行動。
在北京市某高校就讀的李維表示，自己選修的一門《中國古典文學欣賞》公共選修課上，老師留給大家一份作業，並且明確表示，這份作業就是為了防刷課準備的。
“那就是手抄課文。”李維表示，這位老師採取了不同的評分方式：抄寫課文佔40%、期末論文佔60%。結合課堂所講知識，教師遴選《苦寒行》《朔風詩》《離騷》等古代名篇，以及古漢語知識的科普性小論文，以繁體字的形式呈現，要求學生工整抄寫完畢後上交作為平時成績。
“課文刪去標點後在每頁400字的方格紙上抄寫，就像抄字帖一樣。許多字特別難寫，比如‘憂鬱’兩個字的繁體‘憂鬱’，筆劃將近五十劃。”李維説，這份特殊的“字帖”共有8888字，因為平時很少接觸繁體字，全部抄完總共用了一個星期左右的時間。
如今，不少高校已經開始行動，通過和網課平台合作的方式，嚴查有刷課行為的學生。
2019年，成都大學接到智慧樹和超星爾雅在線課程平台公司反饋，部分同學有使用第三方軟件進行掛機刷課等不良學習記錄，學校要求，不良學習記錄較多，超過總學時50%以上的，本學期學習記錄及成績清零；2021年3月，蘇州工業職業技術學院教務處發佈通知指出，超星公司向學校提供了公選課網修課程學習中的不良行為，涉及416人次，學校對有不良行為的學生進行全院通報，對應課程學習進度做清零處理。
針對於學生刷課的問題，哈爾濱工程大學應用數學研究中心主任凌煥章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採訪時表示，自己除了在課前對學生紀律督促，給學生敲響警鐘，也會在學期網課教學中，時不時查看後台的播放數據，發現有相對集中的刷課數據就會找到學生詢問情況及時提醒。
“有時在後台會發現個別學生的播放數據集中在某一個很短的時間段，遇到這種情況極有可能是學生在刷課。”凌煥章説。
就學生個體而言，這種矇混過關的學習，不僅荒廢學業，還會嚴重助長投機取巧的思想。此外，刷課行為也嚴重影響網課教學公信力，對高等教育質量造成巨大沖擊。
凌煥章認為，刷課行為直接影響了教育公平。“近年來高校一直在通過各種方式來管理。除了經常在課堂上提醒學生，也積極地和網課第三方平台合作，採取了在視頻播放過程中彈出問題檢驗學生播放狀態等辦法，但是效果仍然差強人意。”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網絡課程平台成為高校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同時凌煥章提醒，安排過量的網絡課程對學生來説是一把雙刃劍。
“目前高校佈置網課學習有一擁而上的趨勢，也直接導致了學生課業負擔過重”，凌煥章認為，近些年來高校網課建設發展速度較快，在為學生增加一條學習途徑的同時，包括體育、音樂一些適宜線下學習的課程也存在轉為線上的趨勢。
“我見過一些學生在上課時拿着兩部手機同時刷網課，這就失去了學習的意義。”在凌煥章看來，解決學生“付費刷課”的問題，除了在司法上應當不斷完善法律法規，加大打擊力度，還需要從第三方平台、學校全方位着手，標本兼治。
“在第三方平台層面，應當加強技術支持，彌補技術漏洞，此外高校在課程設置時應當精簡優質課程，調整對學生學習成果的考核機制，不能簡單的用後台的播放數據量化”，凌煥章表示，在學校層面，應當從唯“數據”轉變為考核學生知識內容的掌握，不拿第三方的數據來評價學生的學習成效，在網課課程設置上為學生適當“減負”，把學生吸引到線下的課堂教育中，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要求高校教師要提升課程質量。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學生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