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檔案】胡裕樹（1918—2001），語言學家。筆名胡附，安徽績溪人。1945年7月畢業於暨南大學中文系，1949年調入復旦大學，曾任復旦大學語言研究室主任、中文系主任，同時還兼任中國語言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學科“七五”規劃評審組成員，中國修辭學會、中國教育學會對外漢語教學研究會和上海語文學會顧問等職。作為“二十世紀現代漢語語法八大家”之一，在漢語詞類劃分、句子分析以及漢語運用等方面有諸多重要開拓，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其主編的《現代漢語》一書中。1980年代主編華僑漢語教材《今日漢語》。對辭書編纂事業也作出了貢獻，是《辭海》編委兼語言文字分科主編、 《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編委兼語法修辭分支主編、 《漢語大詞典》編委。
在很多中文系學生眼裏，枯燥的語法課特別容易讓人打瞌睡，但在上個世紀中葉的復旦校園裏，卻有這樣一位很會講課的先生，普通話不算標準，帶着點皖南口音，有些剛促，臨末往往柔和，矜持又有趣味，讓聽者精神抖擻、睡意全無。他就是胡裕樹，幾十年如一日地耕耘在語言學這片田地裏，即使耄耋之年“老慢支”纏身，還夢想着能再出一部語言學著作。
深有自知之明，一邊教書一邊學習
1918年7月，胡裕樹出生於安徽省績溪縣。這個在當時人口不到十萬的小縣，文風頗盛。他沒上過私塾，一開始就在胡姓自辦的私立學校胡氏小學讀書。國文課除了學“大狗跳，小狗叫”之外，還要學些文言文和古典詩詞，這同他後來選讀中文系不無關係。小學畢業後的胡裕樹，離開家鄉百餘里，在省重點學校徽州中學讀完了初高中課程。
考入安徽大學那年，正值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的烽火一下子燃遍大江南北。學期末，因為日軍迫近安慶，學校停辦，胡裕樹便回家鄉從事抗日救亡的宣傳工作，後來又當了兩年中小學教師。
戰事的頻仍和清貧的家境讓青年胡裕樹的求學之路走得頗為曲折。1941年，他進入浙江大學龍泉分校學習，兩年後又轉入暨南大學。在暨大，胡裕樹跟隨許傑等學文學，跟着方光燾學語言學，尤其是方先生“觀點新穎，特別是能把國外的語言學理論用於指導漢語研究，我聽起來覺得很新鮮，很感興趣，也下過一點功夫”。
1945年畢業時，因留任暨大古典文學的教輔工作，胡裕樹沒有繼續語言學的學習和研究。最初研究先秦文學，後為劉大傑賞識，轉攻唐宋文學，寫過《論唐代的邊塞詩》等學術論文。上海解放後，暨大裁併，胡裕樹調入復旦大學中文系，在當時系主任郭紹虞的指導下，開始講授大一國文和理論文，後來由於工作需要，改教“語法修辭”，從而正式開始從事語言學的教學工作。但“頭重腳輕根底淺”，深有“自知之明”的胡裕樹一邊教書，一邊向郭紹虞、陳望道等先生學習，還經常寫信向在南京大學的方光燾請益。胡裕樹坦言，就是這些著名的前輩學者把他領進語言科學大門的。
倡導三個平面的語法理論
胡裕樹一生研究興趣廣泛，涉及語言學、修辭學、辭書編撰、對外漢語教學等多個領域。當然，作為我國著名的語言學家，他在漢語語法方面的研究無疑是成就最為卓著、影響也是最為深遠的。譬如，他繼承併發揚了廣義形態理論，建立了相對完整的句子分析理論，與張斌等一起創建了三個平面的語法理論，等等。
現代意義上的漢語語法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以1898年《馬氏文通》的出版為肇始。1930年代，陳望道、方光燾在上海發起“中國文法革新討論”，把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理論和方法引進了漢語語言學界。而方光燾先生提出的廣義形態，就是根據索緒爾的語言學説，從結構、構造、關係來溝通詞法、句法。胡裕樹作為方光燾的學生，學術上受其影響極大，他繼承並發展了廣義形態理論，指出不能把西洋語法關於形態的觀念硬往漢語身上套，從而把漢語的形態限制在狹義形態的範圍內。胡裕樹十分重視漢語廣義形態的地位，認為廣義形態是區分漢語詞類的主要標準，漢語裏詞與詞的結合、虛詞、語序等都屬於廣義形態，同時強調廣義形態和狹義形態不是對立的，狹義形態包括在廣義形態之內。
1950年代，漢語語法學進入全面發展時期，當時的語法學界還掀起了一場關於漢語詞類問題的大討論。一些中國語言學者借鑑蘇聯語言學界的觀點，認為詞類是“詞彙·語法範疇”，主張區分漢語詞類時應該採用詞義與功能並列的雙重標準。而一篇署名胡附、文煉的論文《談詞的分類》則在國內外引起巨大關注，在《中國語文》發表並收入中國語文叢書《漢語詞類問題討論集》，不久更是被蘇聯語言學權威刊物《語言學問題》全文翻譯發表。作者首次明確提出詞分類的標準只能是功能，並指出蘇聯當初提出“詞彙·語法範疇”本意在於説明詞類的性質而不是作為劃分詞類的標準。《談詞的分類》一文在理論上的鮮明和分析上的通透，令漢語語法學界印象深刻。
“胡附”“文煉”即是胡裕樹和張斌的筆名，兩人相識於1952年的“華東區抽調部隊機關幹部升入高等學校補習班”，都是補習班的教員。因有着廣泛的語言學修養和志趣，兩人從此開始學術合作，長達半個世紀之久，儼然一段佳話，合作的第一篇論文便是《談詞的分類》。兩人合作的最後一篇論文《詞類劃分中的幾個問題》發表於2000年，次年11月，胡裕樹逝世。
翻閲文獻不難發現，胡裕樹對廣義形態理論還有不少創新研究，他並不以廣義形態理論解決了漢語詞類問題為滿足。他認為研究漢語形態要從漢語的具體情況出發，按照漢語自己的特點找自己的形態，還將這一觀點昇華到語言學理論的高度，指出其他語言也存在着廣義形態。
胡裕樹曾説：“任何一門科學的發展，都不能割斷歷史。在繼承和創新中前進，是學術發展的一般規律。沒有繼承，創新難免成為無根之木，甚至流於譁眾取寵的故作尖新；沒有創新，繼承往往成為墨守成規，使學術之樹枯萎而導致學科的衰亡。”這一治學理念在他繼承和發揚陳望道修辭學思想方面也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陳望道的《修辭學發凡》1932年問世後，並未對修辭學的對象、特徵等作理論回答。1959年，胡裕樹、張斌、林祥楣（筆名林裕文）合著的《詞彙、語法、修辭》不僅對修辭學的研究對象、研究特徵等作了解釋，還闡明瞭修辭和邏輯、語法的關係，在修辭知識普及任務繁重、理論非常薄弱的當時，實屬難能可貴。此後到1980年代的二三十年間，胡裕樹多次在紀念《修辭學發凡》的座談會上，梳理、分析陳望道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修辭的歷史經驗，併發出了創新修辭學的號召，“當年望道先生正是不滿足於因襲前人成説，決心闖出一條新路，才給修辭學界帶來煥然一新的景象的。今天，修辭學要打破長期沉寂，停滯不前的局面。也必須有一批敢於衝破陳規的闖將……”
從1979年擔任語言研究室主任開始，胡裕樹即全面考慮如何充分發揮這個修辭學基地的作用。1981年，在其主編出版的全國高等學校統編教材《現代漢語》中，增加了修辭部分。在1982年調任中文系主任後，胡裕樹仍然指導與關心研究室的科研，一方面組織研究室人員集體攻關，撰寫《修辭新論》、修辭學史，推動語體風格研究等；另一方面也多角度促使復旦大學修辭學基地多作貢獻，輻射全國學界。在宗廷虎看來，陳望道逝世後，其修辭學思想的影響大大超過生前，這裏面，胡裕樹應居頭功。
胡裕樹重視方法論、理論，以及理論聯繫實際，以辯證唯物主義為指導原則，善於繼承和批判。在他看來，語言在發展，科學在進步，已有的某些説法可以幫助思考，但不能代替今天的再思考。“把以往打破慣例而得出的結論當作新的固定的觀念是不可取的。這就是我們在科研道路上不斷探索中得出的一點經驗。”
“三個平面理論”是胡裕樹首先提出來的，極大地推進了漢語語法的研究。1981年，他在《現代漢語》（增訂本）裏談到語序問題時，提出“必須區分三種不同的語序：語義的、語用的、語法的”看法，開始萌發了這一思想；1982年在和張斌合寫的《句子分析漫談》一文中，又進一步提出從語序到虛詞到句子成分都需從句法、語義、語用這三者去加以研究，思想日漸明確；1985年胡裕樹、範曉合寫的《試論語法研究的三個平面》一文，更鮮明地提出了“三個平面理論”，並作了較為詳細的論述，引起漢語學術界極大反響。1994年，胡裕樹在《漢語語法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對“三個平面理論”作了更為全面、深入的論述，使這一理論走向成熟。
“三個平面理論”的精神實質，胡裕樹曾給出明確答案，即“三個平面理論的提出，給人們帶來了一種語法觀念甚至語言觀念上的變化。這種觀念上的改變，將促使人們運用新的思路和方法對漢語語法規律和現象作全方位、多角度的觀察、描寫和解釋”。這一理論拓寬了漢語語法研究的視野，豐富了語法研究的內容，使得語義研究系統化，在促進漢語語法學的科學化、現代化的同時，也解決了長期困擾語法學界的一些理論問題，如主語、主題、賓語的劃分界定等。誠然，作為一種系統、完整而明確的語法觀，“三個平面理論”是在眾多研究成果基礎之上的一種昇華，很多學者都作出了應有的貢獻，胡裕樹曾説：“如果説三個平面的學術思想有可取之處，那是大家的努力，絕不是什麼個人突然想出來的。”但我們不可否認的是，胡裕樹無疑是這一進程的領跑者和指導者。
胡裕樹主編的全國統編教材《現代漢語》已經有1962、1979、1981、1995年等幾個版本，迄今印數已達140多萬冊，蜚聲海內外，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後生學子，不僅長期在國內眾多高校使用，在海外也有翻譯本。關於教材的編寫，他指出語法科學研究的成果是編寫語法教材的基礎，所以“語法教材必須利用語法科學研究的成果”。《現代漢語》的核心部分“語法”由張斌執筆，在析句方法方面提出了新的見解，可以看做是兩位先生把語法研究的新成果運用和體現到大學語法教學中去的努力。晚年，胡裕樹深感這本教材已經不能跟上當前學術的發展和豐碩成果的積累，認為應與時俱進加以革新。但覺得自己年老體弱已無力修改，所以寄希望於後來者能“立足於漢語的語法實施，運用句法、語義、語用三個平面的理論，來完善漢語的教學語法體系”。
為對外漢語教學作師資培養和儲備
從20世紀五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胡裕樹先後擔任復旦中文系的副主任和主任，以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的負責人，同時又是漢語語言教學與研究的領導者、組織者和卓有成效的踐行者，始終沒有離開過漢語教學。而曾作為中國對外漢語教學學會顧問的胡裕樹，也可謂是老一輩語言學家中最早從事和開拓對外國人進行漢語教學的學者之一。陳光磊回憶起自己1957年進入復旦大學時，就有幾位日本同學和他們一同上胡先生的課。胡裕樹不僅開創了復旦大學對外漢語教學事業，同時也為其後續發展壯大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實踐基礎，並培養了一批專職教學人員。
1965年，外交部首次分派大批越南留學生到復旦大學、北京大學和原北京語言學院，復旦大學接納了兩百多名留學生。胡裕樹當時兼任復旦大學留學生辦公室主任，負責留學生的教學工作。為了達到“通過一年時間，要讓學生進入專業（本科）學習”的教學要求，作為中年教師的胡裕樹大膽任用指引新人，有許寶華、湯珍珠、徐志民、陳晨、秦湘、葉盼雲、劉裕蓮等，還特地請來北京專家做指導，通過集體備課、觀摩教學、超前班實驗、編寫教材、製作教具、語言實踐等方式充分調動青年教師的積極性，使之各展所長。
受“文革”影響，這次對外漢語教學被迫中止，但是胡裕樹的勞績為後來復旦成規模對外漢語教學的展開提供了經驗，尤其是作了師資的培養和儲備，包括之前的幾位年輕教師後來都成長為教學主力和骨幹。
1980年代國家又開始重視起對外漢語教學，胡裕樹受命主編一套針對海外第二第三代華裔的漢語教材。在物色編寫團隊人員時，他認為除了需要有一支強大的漢語工作者組成的隊伍外，還應該有一名文學專業“科班出身”的人員參加，這樣或可增加教材的可讀性。於是，1982年剛從復旦中文系畢業、面臨着是否留任問題的胡中行，便被選入了《今日漢語》的編輯團隊。胡中行後來回憶起和胡裕樹先生的意外因緣時，不勝感慨，認為正是胡老那時的“一板”，拍定了他的人生。
胡中行所負責的第四冊是一個故事集，講一對華裔父女來中國的種種經歷。胡裕樹特地找胡中行長談，強調“所編的故事，既是文學創作，更是教材寫作，要在注意故事可讀性的同時，必須十分注意語法和詞彙的復現率”。其間，胡中行用了一則蘇東坡寫對聯諷刺勢利老和尚的掌故，這樣描述道：“老和尚一看，上聯是：坐！請坐！請上坐！下聯是：茶！敬茶！敬香茶！頓時滿臉通紅，十分尷尬。”胡裕樹審閲時，用紅筆把6個感嘆號全部圈掉，改成：“坐，請坐，請上座；茶，敬茶，敬香茶。”在日後的一次閒聊中，胡裕樹説：“標點源自古代的句讀，根本意義在於斷句，所以逗號句號基本足矣。有些文章又是問號又是感嘆號，再加破折號省略號，弄得花裏胡哨，實在是有失莊重。”胡中行坦言，胡老的提醒和醍醐灌頂的教導，甚或一些不經意的閒話，一直指導着他的寫作，終生不忘。
《今日漢語》把結構教學與功能教學結合起來，力求兩相融通，在當時頗具創意，這也是胡裕樹“超前”的編寫理念、思路和方法的體現，當年即被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列為第一批向世界推薦的漢語教材。即使後來不負責這方面工作了，胡裕樹依然關注着國家對外漢語教學學科的建設和發展，晚年還發表了《對外漢語教學中的兩個問題》 《對外漢語教學語法體系的構建》等文章，提出很多寶貴意見，延續着他的學術情懷。
“我的教材不再修訂了，以後就看你們的了”
在許道明眼裏，1920年代以來，凡從安徽績溪出來“撈世界”的讀書人，大半都為胡適之是自己的小同鄉而矜誇、得意，起碼心頭很滋潤；但他印象中的胡裕樹“非常實在，非常冷靜”。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因為學術、行政雙肩挑，胡裕樹忙如蜂蟻又如履薄冰，“拖着病弱的身子，期盼學業的長進，追求着學者教授的理想”。
胡裕樹就是個文弱書生樣，他在自傳中也説道：“我呢，比較書呆子氣。”其筆名“胡附”取自胡椒、附子兩味温熱藥，胡裕樹説自己習性偏於寒涼，宜補以温熱，而張斌的性格就是偏温熱的，他認為這便是兩人能維持幾十年學術合作的一個重要原因。
面容清癯、風度儒雅，講話帶點皖南口音，語速適中、語音清晰，待人接物“恂恂如鄙人”，很難將胡裕樹和一系列發光的頭銜聯繫起來。在後輩和眾多學生看來，胡裕樹沒有一點“威”勢，就是一位不苟言笑卻和藹可親的“老叟”。沈亞明依然記得1980年代《今日漢語》編寫成員隨胡裕樹南下閩粵出差的一些小趣事。一天，幾人閒步街邊商場，一件男式馬球衫被胡裕樹相上了，“藍灰素色，針織變換交錯，紋理深淺有致，左胸前有隻小小的袋鼠，繡工精巧，引人注目卻不扎眼”。攤主報了個“天價”，幾個年輕人把胡老拉到一邊，現場教學砍價，但胡先生對速成缺乏自信，求助説：“你們去幫我把‘小袋鼠’搞來！”後來兩位青年教師出馬，沒花多少錢就買來了。沈亞明説： “胡先生當即套上，微微昂首，那很精神很滿意的形象，我此刻閉目，仍在眼前。”
從嚴格意義上來説，邵敬敏不能算是胡裕樹先生登堂入室的弟子，但在他眼裏，胡先生對自己的教誨、親情與恩情一點不比正宗弟子差多少。1981年底，邵敬敏進入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工作，他和陸丙甫、陸致極等一批年輕人成立了一個學術沙龍“現代語言學”，自費油印刊物，經費相當緊張。胡裕樹聽説此事後，自掏腰包捐款資助。“胡師母沒有正式工作，他家孩子也比較多，胡先生家的經濟狀況不是很富裕。”邵敬敏一直感念着胡老當年無私、慷慨的資助：“這不僅為油印雜誌解了燃眉之急，而且無聲地卻有力地支持了我們這幫初出茅廬的愣頭青，為我們這批年輕人的成長，為語言學事業作出了默默的奉獻。”
新千年伊始，風靡全國的《現代漢語》有兩本，一本是黃廖本，一本是胡本，南北呼應，互存長短。當時的邵敬敏希望能突破舊有框架，組織團隊編寫一本新的現代漢語的大學教材。他跟胡裕樹談了自己的編書構想，並邀請其擔任教材顧問，胡裕樹一口答應並親切鼓勵道：“我的教材不再修訂了，以後就看你們的了！”
胡裕樹自1978年開始招收碩研，1980年代中期開始招收博士生。這些碩博學位獲得者，曾經或正活躍在各個高校和學術團體中，他們又培養了不少學生。胡老曾為晚輩著作作序100多篇，可見他獎掖後進不遺餘力，並不限於少數人。
王希傑常常想胡先生是幸運的，因為很早就得到陳望道、方光燾兩位大師的賞識，但是陳方二人的學術同中有異，胡裕樹講課和寫作都得兩面兼顧，這就必然妨礙了他個人聰明才智的發揮。在和胡裕樹的相處之中，王希傑時常能感受到他在做學問方面的種種顧慮，“如果他少些顧慮，成果必將更加不可限量”。
但正如胡裕樹是陳望道和方光燾之間的紐帶一樣，或許在有胡裕樹的地方，總是瀰漫着仁者的氣息、智者的心緒，所以才能讓這位翩翩儒雅、胸容百川的學者一生從教，植桃李滿天下。而“兼收幷蓄，為我所用；立足革新，不斷探索”也可謂胡裕樹一直奉行的治學理念。
作者：於穎
編輯：於穎
責任編輯：楊逸淇
來源：文匯
*文匯獨家稿件，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