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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人對於宋朝的第一印象，大概就是積貧積弱。這個來自於錢穆先生的評價，讓宋朝一直籠罩在陰鬱的天空當中。直觀來看，錢穆先生的評價是有道理的，宋朝三百年曆史，可以説就是一部屈辱史。宋朝建立於戰火紛飛的五代十國當中，可是它卻沒有猛虎之姿，先是遼夏金，後是蒙古，宋朝就像是一隻綿羊，誰都可以欺負它。
可是，這時候一個弔詭之處就出現了。按理來説，宋朝這樣又是“積貧”，又是“積弱”，對外戰爭還一敗塗地，喪權辱國的國家，早就應該盡失民心。可是為何這樣，北宋加上南宋還能享國三百年，且成為唯一沒有亡於內亂的王朝呢？其實，宋這個朝代，與很多人想象的並不太一樣。
“積弱”但不“積貧”
積貧這個詞出自於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他第六編兩宋之部第三十一章《貧弱的新中央》中開篇就寫道：“在不堪言狀的分裂與墮落之後，中國又重新建立起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來……而這一個統一卻始終擺脱不掉貧弱的命運。這是宋代統一的特殊姿態。”
後來，翦伯贊先生又在其主編的《中國史綱要》中寫道：“宋神宗……將……王安石召入政府，用為參知政事，要倚靠他來變法立制，富國強兵，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
就這樣，“積貧積弱”成為了宋朝的代名詞，彷彿它就是中國大一統王朝中最窮最弱的一個一樣。可事實真的是這樣嗎？不盡然。宋朝“積弱”是真，但它卻不“積貧”。實際上，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商品經濟、文化教育、科學創新高度繁榮的時代。宋朝鼎盛時期，其GDP總量為佔世界經濟總量的22.7%，比當時的整個西歐還要高。
有的人可能會想，宋朝有錢又如何，還不是都拿去當歲幣給侵略者了？可實際上，歲幣的總數只佔宋朝財政收入的一部分，至於和宋朝整體的經濟總量相比，那更是九牛一毛。
拿錢換取和平確實是屈辱的，但也不是沒有好處，至少對於老百姓而言，極大地減輕了負擔。而且，宋朝的經濟發展確實是惠及到了百姓的。宋朝首都東京開封府鼎盛時人口達到百萬以上，店鋪多達六千四百餘家，且商店可以任意開設，還出現夜市與曉市，這極大地豐富了宋朝百姓的物質、精神生活。
儘管宋朝擺脱不了封建王朝的侷限性，但客觀地講，宋朝時期的普通百姓生活水平確實有顯著的提高。所以，儘管宋朝在對外戰爭中一敗塗地，但宋朝的經濟總體是向上發展的，百姓們的生活有盼頭，所以民眾們對宋朝還是衷心擁護的，這也是北宋滅亡以後南宋還能延續下去的重要原因。
“強幹弱枝”的軍事制度
對於宋朝“強幹弱枝”的軍事制度，從抵禦入侵、對外戰爭的角度來看，它確實弊大於利。可不可否認的是，這種制度也使得宋朝從未出現嚴重的軍閥割據和地方叛亂，這對於社會安定是有利的。
在宋朝的制度構建下，兵變、民亂都很難出現。即使到北宋末年，出現了方臘起義等叛亂事件，但它們從規模和持續時間上都不能與其他朝代的內亂相比，對社會經濟的破壞也不是很嚴重。所以總體來説，宋朝的百姓們生活在一個安定和平的社會當中。
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宋太祖曾立下石碑，刻下祖訓：不殺士大夫。宋朝歷代統治者恪守祖制，他們敬重文人，重視士大夫，以致於創造了一個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時代。古語云士為知己者死，宋朝禮遇士大夫，士大夫也對宋朝忠心耿耿。
北宋滅亡後，南宋湧現出韓世忠、岳飛等一大批精忠報國的能人志士。即使是到了崖山海戰，還有陸秀夫、張世傑等數十萬軍民跟隨小皇帝投海殉國，這足以體現宋朝官員們對於朝廷的忠心。
宋朝倡導氣節
其實自古以來，中國人就十分重視氣節，但到了宋朝，氣節又被拔高了一個全新的高度。理學的發展有利有弊，而其中的一個好處，就是增強了民族凝聚力。岳飛精忠報國，陸秀夫投海殉國，文天祥丹心可鑑，張世傑死戰不退，他們，正是中華民族氣節的代表。也正是他們拋頭顱灑熱血，才將宋朝的國祚不斷延續。
宋朝是一個情況極其複雜的朝代，簡單的以“積貧積弱”看待它，顯然是不客觀、不公正的。宋朝時期，經濟、政治、文化高度繁榮，陳寅恪先生就曾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
也正是如此，宋朝才能在強敵環伺、飽受入侵的情況下延續國祚三百餘年，併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沒有亡於內亂的王朝。我們不必迴避宋朝三百餘年的屈辱歷史，但我們也不必否認宋朝偉大的成就和無數英雄的壯烈。
參考資料：
《國史大綱》 錢穆
《中國史綱要》翦伯贊
《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陳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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