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裏有沒逃過課的學生嗎？可能有，但肯定很少，絕大多數學生或多或少都有過逃課的經歷。不過逃課的情形則各不相同。有的同學是逢課必逃，四年的時間裏，大概也就是大一的時候上課還比較正常，一伺“摸清”了大學授課和考試的方式，那就逃你沒商量，除了期末考試時能見到其尊容外，平時的課堂上則難覓其蹤影，老師祭出的“點名”這一殺手鐧，對這類同學也是毫髮無傷，因為他們本來也沒想過得高分，只要及格了能畢業就行。他們不上課的時間，或者是出去“創業”掙錢，或者是遊蕩到別的地方去看風景，也有一些什麼也不做，乾脆就在宿舍裏“躺平”睡大覺或上網玩遊戲。
有的同學的逃課則是選擇性的，他們在每個學期的第一週，按部就班地去教室看看，把本學期要開的課程都聽一聽，然後再決定是否要逃，感興趣的，就每節課都來；沒意思的，來或不來，主要看心情。他們逃課後可能去做兼職，也可能是圖書館讀自己喜歡的書。
當然也有學生基本上不逃課，偶爾逃那麼一兩次，也是因為真的有事，即便不來上課，還會託同學捎來一張假條。更有一些學生，不僅從不缺課，而且每次上課還都會坐在第一排，課堂上還能與老師來個互動，當然，這一類學生在大學裏鳳毛麟角，太稀缺了。
對於老師來説，對學生的逃課早已見怪不怪，只要不“大規模”就行。不過，學生來的太少，講起課來也是挺沒勁的，於是有時候為了提高到課率，就會採用一些“手段”，或點名，或進行隨堂小測驗，或課堂上隨機讓學生回答問題，等等，只是效果並不理想，該來的不點名也會來，不想來的，你就再憋大招也不管用，所以乾脆就來個“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他去吧”。
其實，學生來的少固然不爽，而更讓人尷尬的卻是老師在課堂上講得眉飛色舞，口乾舌燥，台下的學生則或者趴在桌子上夢周公，或者刷手機看微信，對老師的講課則無動於衷，這才是讓人既無奈又失望的呢！有的學校要求學生進了教室就把手機放在講台前的收納袋裏，這樣硬性的規定，就算是留住了他們的人，卻也收不住他們的心，只不過暴露了管理者的智商而已。
實際上，對於學生逃課這件事倒也不必太在意，因為畢竟我們按照統一模式開設的某些公共課，即便是必修，它們之於學生的意義，也無非就是一個分數，課後幾乎再無重温的興趣和必要，這樣的課，逃了也不會有什麼損失和遺憾。至於説到某些專業的基礎課程，還會受學生個人興趣和體驗的影響，比如對於法學院的學生來説，有的喜歡民商法，相關的課程他就會聽得津津有味；有的則打算將來做刑辯律師，刑法課就會全勤，其他的課偶爾逃一下也未嘗不可。
作為大學生，對於自己的人生和未來的志業等，都可以也應該有自己的思考和選擇，更何況是要不要聽課這樣的“小”事呢！
在學界，一些上大學時經常逃課卻最終成就了學術的人還真不少。被稱為國學大師的張中行先生，就曾在他的《流年碎影》中，回憶了他在北大讀書時逃課的情形，而他逃得居然還是一些大師級別的先生們的課。張中行先生在介紹其讀書時的北大圖書館時，就説到他經常會在“上課時間”進圖書館，能上得了桌面上的理由，是“平均一天三小時課，有些時候沒有課”，沒課的時間自然可以去泡圖書館；而“不能上桌面的理由”，則是有些課，自己不願意聽，所以就不去聽，而不願意聽的原因又不一樣，比如説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課程，有講義，在上課的時候他就唸講義，一字不差，學生領了講義，可以自己看，當然不用去聽課；而像林損先生的古詩課，則是上課時説不定就扯到哪裏，收不回來了，所以就不如去鑽圖書館，收穫反而會多一些。而張先生之所以上課時間多往圖書館去，還因為他“好雜覽”，書海無邊，有那麼多的書堆在眼前，急着想翻翻，也就只好逃課去也。張先生就是在逃課鑽圖書館的期間，通過閲讀大量的書籍，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學術旨趣，為其日後成為“國學大師”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圖書館坐下四年，説句自我陶醉的話，對於中國古典，總可以説是略有所知，比我見聞的一些人，連《資治通鑑》《文獻通考》之類都沒翻過，就敢自詡為專家、教授，或可以少一些慚愧吧？”
那麼，被張中行先生逃掉課的那位孟森老師，是不是真的沒什麼水平呢？非也。事實上，張先生對孟森先生的學養、對其人品的尊重與欽服，從不吝惜讚美之詞。在《前輩掠影》中，張中行先生説孟森先生的特點就是“樸”。孟先生一年四季都穿着粗藍布長衫，而他穿的清布圓口鞋竟然是家做的。學生們看到孟先生是“向來不同他打招呼”，這倒不是學生們不懂禮貌，假裝看不見，而是“確知他必看不見”——因為孟先生高度近視！而且即使他視力不壞也不會看，“因為他的心裏一定正在想着明清時代的什麼事情或什麼問題呢！”孟先生在上課的時候也是眼睛永遠在講義上，不往講台下面看，“他只會寫，不會發揮，所以所謂講課就是念講義，認真、準確、一字不差。”這大概就是我們通常所説的“照本宣科”吧，只是他照的這個“本”，卻是他自己的研究所得。他是明清史專家，“他的大成就在課堂以外，著述不少，輯為《心史叢刊》，為許多內外行所欽服。”正因為他潛心治學，在明清史方面有突出的造詣，所以學生們説起孟先生，“説現時，白菜多少錢一斤他不知道，可是成化或雍正年間，誰打誰一個嘴巴，他必記得清清楚楚。”
張中行先生還舉例説明這個説法並不誇張，“民國初年，研究《紅樓夢》，有些人醉心於索引的時候，猜謎的一種是賈寶玉影射順治皇帝，林黛玉影射秦淮名妓歸冒闢疆的董小宛，孟先生就寫了一篇《董小宛考》，證明小宛生於明天啓四年，卒於順治八年正月初二，其時她二十八歲，順治皇帝只十四歲。這是用史實給了胡思亂想當頭一棒。”只是在孟先生作古半個世紀後，竟又有人用索引之風來説紅樓，且比民初時期更為荒唐，“想到孟先生樸學的老成凋謝，不禁為之慨然。”想想當下那些枉顧史實、信口開河、運用猜想來做學問的學者專家，當他們面對孟先生這種“小題大做”時所體現出來的嚴謹學風，不知內心是否會有一絲的羞慚？
張中行先生“現身説法”，説明了並非所有的逃課都應受到譴責，年輕人，只要對自己的稟賦與興趣有準確的把握，在應該吃苦的年齡，依着自己的本心努力進取，不負韶華，也是值得稱許的；而像孟森先生一樣，即便自己講課的時候不出彩，被學生挑剔並逃離，卻能以斐然的成績獨步於自己的研究領域，自然也沒必要為此而介懷。當我們如此這般地坦然面對學生的逃課行為時，心情也會變得明快而愉悦。不就是逃個課嗎？多大點兒事！
文/馬建紅
圖源/視覺中國
編輯/王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