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眾多從“哈耶普斯麻”到華爾街投行、科技巨頭的名校生中，復旦、哈佛畢業生周春的選擇聽上令人匪夷所思：
一路學霸，大學考上覆旦文科基地班，畢業後做了公務員，卻在5年後毅然裸辭，跑去青藏高原做環保志願者；
在公益組織做到秘書長助理後，她卻突然退出，跟丈夫去美國做了陪讀太太，還去哈佛讀了“總統班”；
畢業後回國，沒有進大廠、世界500強，而是創辦了公益垃圾分類品牌“圾不可失”，做起了垃圾分類，整天和社區居委會、物業打交道……
而又回顧今年的早申放榜季，當我們經歷申請、擇校的廝殺之後，亦或是收穫offer的欣喜，亦或是錯過夢校的遺憾，重新去思考：海外留學的價值和意義是什麼？
在這個歲末年初，讓我們聽聽復旦學霸，哈佛畢業生周春和她的“五次人生選擇”。
*為方便閲讀，下文以第一人稱表述
復旦畢業捧起公務員“金飯碗”
現在的學生好像很早就開始規劃未來，但我小時候其實沒有想過長大之後要做什麼。
我是上海農村出來的，高三的時候還什麼都不懂，參加了復旦的提前錄取考試，稀裏糊塗填了一些專業，就這樣進了文科基地班。
現在回想起來，大學時學的文史哲課程一點也不實用，但卻讓我學會多角度看問題，理解這個世界的多樣性。
都説“玩在復旦”，我一直是個“驢友”，大二起，我開始參加各種社團，還做過復旦登山協會副會長，後來花8年時間把全中國走了個遍，不過那些都是後話。畢業之後，我收心老老實實考了公務員。
在外人看來，女孩子做公務員很完美，工作穩定，收入高，社會地位也高，但我進去大概三個月後就知道自己不適合這份工作，但從知道不喜歡這份工作到辭職，我花了5年。
我總不能一輩子為別人而活。
第二次選擇
裸辭公務員，轉行做環保
第一次接觸環保也是因為旅遊，當時用了公務員的年假去澳洲徒步旅行，那是我第一次出國，看到澳大利亞的自然風光和當地的環保措施，我第一次意識到環保的重要性。
回國後不久，我就裸辭了，但那會兒其實還是不知道接下來要做什麼，所以一口氣訂了半年的機票，想看看是不是在路上能找到一些方向。
在去途經青藏高原時，我想找點事做，剛好在網上搜到“綠色江河”環境保護促進會在招建站志願者，就想去試試。
這次的志願者的經歷基本上改變了我之後的人生軌跡。原來我覺得只有兩種生活，一種是努力工作，升職加薪，另一種就是一直“在路上”，很拉風。
到了保護站才發現，原來還有第三種生活，就是為了熱愛的事情無條件付出。
結束短期志願，再回到菲律賓旅遊的時候，我突然覺得索然無味。所以後來組織的負責人打我電話説你要不要來給我們全職工作的時候，我二話不説就答應了。從那之後我基本上就是在環保領域工作。
第三次選擇：
放棄環保事業，去美國做陪讀太太
2013年，我丈夫申請到了哈佛醫學院的博士後，想讓我陪他一起去。
那會兒我其實不想去，因為我覺得我找到了這輩子最熱愛的事業。但我先生蠻“狡詐”的，他之前一直在學校裏做實驗，也沒空陪我，定下來要去哈佛讀書後，他請了一個月假，陪我在高原上做志願者。
在那之前，我一直覺得我不需要他，他來了之後，我才發現有家人陪伴感覺這麼好，我決定陪他去美國。
離開保護站那天，火車一開我眼淚就下來了，覺得犧牲了自己熱愛的事業。
一開始我的想法很純粹，我就是去陪讀的。但是到了美國之後，我發現自己作為獨立個人的存在“消失”了：我沒有學歷——當時在美國很少有人聽説過復旦——沒有語言，沒有工作，我外在的一切標籤都沒有了，唯一剩下的身份就是“X太太”，沒有我先生出面，我甚至連銀行卡都沒法辦。
後來我找了份端盤子的工作，幹了半年多，跟我一起端盤子的，要麼是年輕的未婚媽媽，要麼是像我一樣不會説英語的外國學生，我經常被墨西哥領班訓斥， 那時候感覺真的是落到最底層了，每小時的工資大概連一個好點的三明治都買不起。
我最多的一天大概端了16個小時的盤子，回去躺在牀上精疲力竭，懷疑人生，然後我就算了筆賬，發現即使天天在那邊工作，萬一生病，還是連房租都付不起，我身邊的朋友就是這樣，我聽到最誇張的一個例子是我朋友的男朋友手骨折了，但他因為沒有醫保，他就整整拖了兩個禮拜，你很難想象這是在美國，但是確實底層的人的生活就是這樣的。
我還算比較幸運，至少我先生有工作，我可以停下來想一想我要做什麼。
這時候，青藏高原的景象又一幕幕的浮現在我腦海裏，我開始好奇美國的NGO是什麼樣的，所以就開始做五花八門的志願者工作：陪失智的老太太聊天，給環保活動搬桌子，去有機農場幫忙拔草種菜……幹了七八份志願工作後，還是想做環保，所以就開始投簡歷。
我那時候已經畢業7年了，但我第一份的實習是跟其他幾個高中生和大學在讀生一起做的。即使這樣，第一天去培訓，我大概也就只聽懂了兩句話。
不過這段經歷讓我意識到，當所有一切外在的東西都剝掉了之後，做事能力和思維方式始終是我的傍身“財富”，所以一個月之後他們就給了我一份全職的offer。
我工作的地方叫波士頓碼頭協會。這是一個保護波士頓碼頭環境的非營利組織。
四十年前，查爾斯河污染特別嚴重，幾英里外都是臭的，老建築靠海的那一面都沒有窗。但經過這邊環保組織和部門的不懈努力，現在的查爾斯河波光粼粼，站在碼頭上往下看全是白色的水母在碧藍的海里面飄，河上還有人在玩帆板。
看到這些鮮明的對比，我萌生了回國做環保的想法。但是因為我大學的專業背景跟環保和公益組織沒什麼關係，所以還是決定在回國之前系統學習一下，就近申請了哈佛大學的公共政策管理專業碩士。
第四次選擇：
陪讀太太申進哈佛“總統班”
申請哈佛時，我覺得我最大的優勢就是跟其他人很不一樣。
我在申請書裏寫得特別清楚，之所以申請哈佛，是因為我是個女性，哈佛作為一所全球著名學府可以幫我增加話語權；之所以選擇這個項目，是因為這是一個職業中期項目，學生平均最低工作年限是畢業之後7年，申請這個專業的人大部分人都很清楚自己想要什麼，這個項目給了我們最大的選課自由。我想回國創立一個公益組織，讓家鄉變得更好。
除了説明申請動機，我也強調了為什麼哈佛需要我：因為我又在中國的政府做過公務員，又在公益組織做過，可以貢獻很不一樣的視角。
後來很幸運地申上了，但一年學費要6萬多刀，我和我先生沒有那麼多積蓄，但我先生説哈佛還是要去讀的，砸鍋賣鐵都要讀。結果過了一週就收到全額獎學金的錄取通知，不僅不用付學費，生活費也省了。
我進的是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梅森學者項目，我們班外號“總統班”，號稱平均每年一個總統，當然是誇張的説法，但我的同學基本上都是政府高官。
在哈佛，我學了大概兩三門領導力的課，因為那時候對自己的定位還是一個輔助者，覺得女性作為領導者是不是不合適，所以我想鍛鍊自己的領導力。除此之外，還學了談判課、統計學等等課程。
實踐領導力課程被我們稱為“神課”。雖然每堂課之前都會給閲讀材料，但前四堂課老師是不説話的，200多個學生坐在那裏，鴉雀無聲，當時受到的心理壓力非常大，沉默一段時間，總有人覺得自己應該説些什麼，就開始發表觀點，然後形成小團體，互相攻擊。
其實這種課堂形勢就是模擬真實的世界，其實一開始沒有絕對的權威，慢慢會形成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政治，國與國之間會有衝突，在課堂上我們甚至還會攻擊老師，這時候，老師就有一些精心設置的環節，提供一些不同的方式和方法，讓我們意識到碰到這種情況應該怎麼做。
還有一門領導力的課分數的40%是課堂參與度，一開始我大概只能聽懂課堂討論的30%，而且美國人嘴快過腦子，發言根本搶不過他們，所以第一學期很艱難。
另一門課，我鼓勵了自己很久才敢學，就是演講課。因為從小到大我都是屬於那種絕對不敢舉手回答問題的人，而且那會兒的英語口語還比較糟糕。
但總共六節課上完，所有人變化都非常大，前幾節是理論課，之後會給一些主題，最終是要在三分鐘的演講中把人講哭的，很多人也都做到了，我當時講得是剛到美國，經歷迷茫，最後找到自己的故事。
我的同學們都藏龍卧虎，我記得有一個阿富汗同學升任為武裝部長，讀到一半就被招回國了。另一個日本男同學，之前也是政府高官，大家跟他去日本參觀學習的時候都是安倍晉三接待的，但這個男生畢業回國之後卻決定辭職，自己做家庭煮夫，讓夫人出去工作。
我特別佩服他的勇氣，因為在日本能這樣做到的男性我覺得真的很少，他為日本的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都樹立了一個榜樣。
有一個同學説過一句話，我印象很深，他説商學院的學生畢業之後想的都是怎麼進諮詢公司，怎麼進投行，怎麼賺大錢，但我們這個專業很多人已經功成名就，繼續學習是為了探索人生還可以做些什麼其他事情。
在哈佛的時候，我們經常討論一個概念：什麼是精英？什麼是社會的中流砥柱？
最後的結論就是精英跟收入和地位沒有關係，而是當這個社會都在往一個錯誤的方向走的時候，他們會站出來説，我覺得這個方向不對，我們應該往那個方向走。
我們肯尼迪學院的院訓是“不要問這個社會為你做了什麼，而要問你對這個社會做了什麼”，做正確的事情，對社會有益和正確的事情才是我們定義的精英。
哈佛碩士回國“揀”垃圾
從哈佛畢業後，我迫不及待第一時間回國，準備把我學到的知識付諸實踐。
一開始很理想化，想做有機農業，做了兩年之後才發現時機不太對，現在國內只有富人消費得起有機食品，整個國家其實還在保障食品安全的階段。
最終我發現，與所有人息息相關、能撬動大眾做環保的點可能就是垃圾分類，再加上國家的政策這兩年也往這方面傾斜，所以2018年9月，就正式開始做垃圾分類工作。
這個過程中，我發現哈佛的學歷真的很有用，它能讓你更有話語權。但有的時候，壓力也會更大，因為大家會理所當然的認為你是哈佛的，你肯定能做成功，就像説你如果是一個特別厲害的外科醫生，你肯定能開飛機。
公益其實有自己的邏輯和一套專業的做法，我們會追求指標，比如一個月內，能不能讓沒有人做垃圾分類的小區90%以上分類，沒有效果就是在浪費社會資源。
可能現在我選擇的事業在很多人看來沒那麼高大上。很多人會很吃驚，説你一個復旦和哈佛畢業的高材生真的站在垃圾桶邊上教居民怎麼分類？我説當然了，必須得有這種一線經驗，後面管理員工的時候，無論他們碰到任何問題，我都能有解決方案。
不是説名校畢業生就應該當大官、賺大錢，還是得看你做什麼最開心、最舒服。 如果你覺得送外賣是一生所愛，那也很好，只要你的選擇對這個社會沒有害處。
年輕的時候還是應該多嘗試，因為可以用特別小的代價找到自己喜歡的東西。
年輕時候雖然可能沒有太多錢，但有能力、有精力、有時間，年輕時候，我已經看遍各種風景，現在再讓我周遊世界，我也沒興趣，就想踏踏實實做點事。
也許，“名校畢業生應該選擇什麼樣的人生”本來就是個偽命題，不如問他們想要選擇什麼樣的人生？這種自由選擇的權力當然是一種不多見的幸運，但是，變道的方向盤最終掌握在“駕駛員”本人的手中。
周春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