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是輔佐唐太宗李世民創建“貞觀之治”的首功之臣，也是唐朝初期最家喻户曉的公卿，有“一代名相”的美譽。
魏徵之所以能以“賢臣”之名永載青史，主要原因還是他敢於直言進諫，和李世民共同譜寫了很多君臣佳話。當明君遇上賢臣，此乃社稷之幸，百姓之福，李世民與魏徵就是這樣的明君賢臣典範。
大到國事，小到家事，細到私事，對於皇帝李世民的方方面面，魏徵的諫言可謂是無孔不入。據《舊唐書》記載，魏徵前後上諫超過兩百事，皇上旅遊他要管，選妃他要管，玩鷹他也要管。
縱然魏徵管得如此之寬，已經大大逾越了人臣本分，但李世民對此卻甘之如飴，每每虛心納諫，全然接受。直到貞觀十七年魏徵病死，君臣二人仍然保持着很深的感情，李世民悲痛欲絕，廢朝五日，親擬碑文，賜諡號“文貞”，同年魏徵入凌煙閣。
魏徵死後，李世民經常對左右感嘆道：“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李世民一直以魏徵為鏡來更正自己的言行，魏徵的去世讓他猶如失去了左膀右臂，思念之情溢於言表。
但是，李世民的態度卻在魏徵死後不久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巨大轉變，李世民不但取消了衡山公主與魏徵長子魏叔玉的婚約，還憤然推翻了親手為魏徵立的墓碑，大罵魏徵是奸臣。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李世民向來以大度能容著稱，他忍了魏徵大半輩子，為什麼偏偏跟死人過不去呢？此事的緣由有兩件事。其一，侯君集因謀反罪被處死，杜正倫被罷官，而此二人都是魏徵推薦給李世民的。其二，魏徵經常把寫給李世民的諫言給史官褚遂良看，此事李世民是在魏徵死後才知道的。
細究這兩件事，事件一隻是表面原因，根本原因其實還是事件二。魏徵確實説過侯君集和杜正倫有宰相之才，但是由此斷定魏徵參與了謀反之事是十分荒謬的，李世民是何等聰明之人，他在沒有查到任何確切證據的情況下，是萬萬不會下此決斷的。李世民真正在意的還是第二件事。
無論是商場還是官場，追根究底都是名利場，在封建王朝時期，“貪名”和“圖利”同樣是人臣大忌，罪不可恕。
李世民為了篡奪皇位發動玄武門之變，殺兄逼父，而魏徵原本是太子李建成的人，卻投入到敵人李世民門下，違背了“忠臣不事二主”的傳統價值觀，此二人都是有嚴重道德污點的人，他們傾盡一生，只為洗白自己，“名”對他們來説不但比“利”重要，甚至比“命”重要。
魏徵把諫言給史官看，無非是想名垂青史，這就是在與李世民爭“名”。對於魏徵的屢次冒犯，李世民選擇一忍再忍，無非就是想留下個“明君”之名，可他魏徵竟然如此不知好歹，竟想把好名聲落到自己頭上，這無疑是犯了李世民的大忌。所以，李世民的怒氣瞬間迸發，不惜與死人魏徵反目成仇。
解除兒女婚約，推翻魏徵墓碑，李世民此舉實屬過激，他本人後來對此也有所認識。魏徵死後兩年，也就是貞觀十九年，李世民親征高句麗，結果不盡如人意，李世民當即感嘆：“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李世民在失意時又懷念起魏徵的好，後悔當初的衝動之舉，於是下令以少牢之禮祭祀魏徵，並重立紀念碑，君臣之情最終也算是重歸於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