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研究無疑受到西方哲學的影響，其關於中國哲學史的分期受到西方哲學史分期的影響也在情理之中。從目前來看，其對西方哲學史分期的研究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其中，第一階段和第三階段影響了其對中國哲學史的分期。
第一個階段是在馮友蘭剛入哥倫比亞大學不久，在初步接觸、閲讀英文本西方哲學史之後，於1920年2月將西方哲學史與中國哲學史相比較，在這種比較中對西方哲學史分期作了不自覺的劃分。在2月7日的日記中，馮友蘭認為西方哲學史上的“經院哲學”時期相當於中國的三國六朝以及唐五代宋初哲學時期，西方哲學史上的“近代哲學”時期相當於程朱陸王哲學以及“清儒考據”時期。
在1920年2月8日的日記中，馮友蘭認為“希臘哲學最盛時代”相當於中國“戰國哲學最盛時代”，“懷疑派推翻哲學”時期相當於“秦皇焚書使世無哲學，漢儒咬文嚼字使世厭哲學”時期，“耶教興”時期相當於“佛道二教興”時期。
綜合以上大體可以看出，馮友蘭認為西方哲學史可以劃分為古希臘哲學時期、經院哲學時期（“耶教興”時期）和近代哲學時期。
與上述關於西方哲學史的分期相應，馮友蘭認為中國哲學史可以劃分為先秦及秦漢哲學時期、三國六朝以及唐五代宋初哲學時期和宋代至清代哲學時期。這種劃分，值得重視。
當然，在馮友蘭將西方哲學史的分期與中國哲學史的分期相比附的時候，我們不難看出謝無量、胡適對其的影響。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將中國哲學劃分為上古哲學（古代及儒家、道墨諸家及秦代）、中古哲學（兩漢、魏晉六朝唐）、近世哲學（宋元、明清）這三個時期。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捲上）將中國哲學史劃分為古代哲學時期（“自老子至韓非”）、中世哲學時期（“自漢至北宋”）和近世哲學時期（從宋代到清代）這三個時期。可以説，謝無量、胡適對於中國哲學史三個時期的劃分對馮友蘭比附中國哲學史與西方哲學史的分期以及由此而將西方哲學史劃分為三個時期是有一定影響的。
第二個階段是馮友蘭於1923年至1925年在中州大學任教時，給學生開設《西洋哲學史》這門課而撰寫《西洋哲學史》講義。從這個講義可以看出，馮友蘭將西方哲學史劃分為“古代哲學”與“近代哲學”兩個時期。
在“古代哲學”部分，馮友蘭講述了從塞里斯（泰勒斯）到斯多葛學派的哲學，由此可以看出，馮友蘭所謂的西方“古代哲學”其實就是古希臘哲學，雖然其對古希臘哲學中的重量級人物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均沒有講述。
在“近代哲學”部分，馮友蘭講述了從培根到孔德的哲學，由此可以看出，馮友蘭所謂的西方“近代哲學”其實就是西方近代哲學。
由於馮友蘭的《西洋哲學史》只是給學生授課的講義，在其生前沒有公開出版，因而馮友蘭在其中關於西方哲學史分期的論述就不具有權威性，更何況這部講義在正式出版之前已經有殘缺了。
馮友蘭關於西方哲學史分期的真正系統的論述，是在第三個階段，存在於其1934年9月出版的《中國哲學史》中。在該書下冊的第一章“泛論經學時代”，馮友蘭寫道：“普通西洋哲學家多將西洋哲學史分為上古、中古、近古三時期。此非只為方便起見，隨意區分。西洋哲學史中，此三時期之哲學，實各有其特別精神，特殊面目也。”這是馮友蘭第一次明確地將西方哲學史分為上古、中古、近古三個時期，而且明確説出這三個時期的劃分並非他的首創，而是襲用西方哲學家的劃分。這種説法是可信的。
關於西方上古哲學與中古哲學的關係，馮友蘭寫道：“在西洋哲學史中，自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建立哲學系統，為其上古哲學之中堅。至中古哲學，則多在此諸系統中打轉身者。其中古哲學中，有耶教中之宇宙觀及人生觀之新成分，其時哲學家亦非不常有新見。然即此等新成分與新見，亦皆依傍古代哲學諸系統，以古代哲學所用之術語表出之。”這是説，西方上古哲學作為西方哲學的開端，是古希臘哲學家在沒有任何哲學可以“依傍”的情形下創造出來的，而西方中古哲學則是建立在對古希臘哲學“解釋”的基礎上的，是對西方上古哲學的詮釋與發揮，西方中古哲學在思想以及思想表達上都“依傍”古希臘哲學。由此也可以看出，馮友蘭所謂西方上古哲學與中古哲學分別是指古希臘哲學和以經院哲學為主體的哲學。
關於西方近古哲學與中古哲學的差異，馮友蘭認為不是時間層面的差異，而是哲學性質層面的差異，是“精神面目”的根本不同；西方近古哲學是掙脱中古哲學束縛，不“依傍”上古哲學，哲學家“直接觀察真實”的產物，在思想以及思想表達上都是全新的。由此也可以看出，馮友蘭認為西方上古哲學與西方近古哲學都屬於不“依傍”任何哲學，不用別的任何哲學“術語”的產物，都屬於創造性的哲學，都是全新的哲學。前者是西方哲學的“起點”，在思想上無所“依傍”、無所“襲用”；後者產生於上古哲學與中古哲學之後，雖有上古哲學與中古哲學可以“依傍”“襲用”，但是，有而不用：“一空依傍”、也不“襲用”。
馮友蘭將西方哲學最終劃分為上古哲學、中古哲學與近古哲學，其劃分並不是時間層面的，而主要是哲學性質層面的。由此出發，觀照中國哲學，馮友蘭認為，“中國哲學史，若只注意於其時期方面，本亦可分為上古、中古、近古三時期，此各時期間所有之哲學，本亦可以上古、中古、近古名之。此等名稱，本書固已用之。但自別一方面言之，則中國實只有上古與中古哲學，而尚無近古哲學也”，“謂中國無近古哲學，非謂中國近古時代無哲學也”。
這是説，從時間層面看中國哲學可以劃分為上古時期的哲學、中古時期的哲學和近古時期的哲學，但若是像西方哲學那樣，從哲學性質的層面來劃分，中國哲學則只可以劃分為上古哲學與中古哲學，而沒有近古哲學。
中國的上古哲學與中古哲學如何劃分？馮友蘭寫道，“自孔子至淮南王為子學時代，自董仲舒至康有為為經學時代。在經學時代中，諸哲學家無論有無新見，皆須依傍古代即子學時代哲學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經學之名，以發佈其所見。其所見亦多以古代即子學時代之哲學中之術語表出之。此時諸哲學家所釀之酒，無論新舊，皆裝於古代哲學，大部分為經學，之舊瓶內”，“由此方面言之，則在中國哲學史中，自董仲舒至康有為，皆中古哲學”。
這是説，中國哲學從哲學性質的層面來劃分，可以劃分為子學時代與經學時代，前者指先秦至漢初的諸子之學，後者指從漢武帝獨尊儒術到晚清時期的哲學；前者屬於上古哲學，後者屬於中古哲學。而中國中古哲學則包括中古時期的哲學和近古時期的哲學。
和西方中古哲學“依傍”上古哲學一樣，中國的中古哲學也即經學同樣是“依傍”上古哲學也即子學；和西方中古哲學在思想以及思想表達上都“依傍”古希臘哲學一樣，中國的中古哲學在思想以及思想表達上同樣都“依傍”先秦至漢初的諸子之學。
中國的子學之所以屬於上古哲學，而不僅僅是所謂上古時期的哲學，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上冊的第二章“泛論子學時代”中給出了理由：先秦諸子處於“思想言論之自由”的時代，可以無所顧忌，直接表達其“主張”，並“説出其所以有其主張之理由，予之以理論上的根據”。
對於中國沒有近古哲學，在近古時期依然處於經學時代，馮友蘭還分析道：“直至最近，中國無論在何方面，皆尚在中古時代。中國在許多方面，不如西洋，蓋中國歷史缺一近古時代。哲學方面，特其一端而已。”這是説，中國在時間層面身處近古時期，但是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依然處於中古時期的狀態，在此意義上，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近古時代”，沒有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飛躍，因而沒有西方近古時期所發生的天翻地覆的根本性變化，也就沒有產生與近古時期相對應的近古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