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Japan Doesn’t Want to Become Another Casualty of English
來源：Foreign Policy 作者：Eric Margolis
編譯：阿宅
在2019年的一項調查中，日本的英語水平在全球範圍內下降至第53名，正好處於“低水平”行列。儘管學校的英語教育課程不斷調整和完善，日本教育部也同時承認，英語是現代經濟競爭中的所需技能，但不論是在亞洲還是發達國家中，日本的英語水平排名都幾乎墊底。
上述情況令人始料未及，日本知名電商樂天等大公司也都非常重視英語技能，無論員工在工作中是否會用到英語。電視上每天都在播出“英語會話”（eikaiwa）節目，發佈日裔美國兒童講英語視頻的Instagram賬號擁有數萬名粉絲。
但與此同時，與日本語、日本文化和日本人身份有關的文章和書籍散落在每家書店，這些書被歸為“日本人論”（nihonjinron）類別，而且它們就放在英語學習書籍的書架旁邊。大量的這類文章和書在抱怨年輕人日語不好，還教他們如何講禮貌而優美的日語。
如今，日本人深陷矛盾之中，他們一方面認為日語和日本文化很重要，一方面又認為他們需要在當今由英語承載着經濟特權和地位聯繫的全球化世界中佔據一席之地。日本人口鋭減，在未來外國工人不可避免會湧入日本，這都會與以下三者相沖突：日本人引以為傲的民族身份、日本人在英語學習中遇到的的結構性障礙和文化障礙，以及強大的經濟獨立性，這一獨立性足夠抵擋“説英語的日本”這一原本不可避免的未來現象成為現實。
多年來，英語一直是跨國公司規定的工作語言。“在東亞，許多家長、專業人士和學生自己都將英語視為在就業市場上獲取最好工作的先決條件。”英孚學術事務執行董事長Minh Tran説。
然而，英語的傳播留下了卻一條“死亡蹤跡”：混亂的語言、文學和身份。隨着世界各國爭相普及英語，人們擔心會他們失去自己的傳統、文化，甚至是名字。
在整個明治時代，英語被日本的精英當成工具，用來在持續的技術競賽中趕上西方。雖然日本從未成為西方國家的殖民地，但二戰後被美國佔領了長達7年，這麼長的時間足以讓美國在日本全國範圍內實施廣泛的政治和經濟變革。冷戰時期，日本處在美國的核保護傘下免受蘇聯的威脅，這進一步鞏固了美國在日本的象徵性的保護者形象。
此時，日本公眾從美國士兵那裏接觸到了英語口語。“當時在日本，美國被理想化為自由和民主的象徵，部分原因是美國成功佔領日本。”西班牙萊里達大學博士候選人Takako Yoshida寫道。英語因此也與自由、權力和地位聯繫在一起。
整個20世紀，越來越多的英語外來詞被引入日語，英語標牌、標語、廣告和講英語的人遍佈日本。外來語與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以及日本的社會精英有着密切的聯繫，所以它帶有一定的特權色彩。英語在日本文化中形成了不可否認的積極聯想。Takako Yoshida寫道，“事實證明，英語對普通大眾很有吸引力，特別是因為媒體從英語會話展現出的形象是令人愉快、使人快樂和容易接近的，同時還伴着對美國的憧憬。”
然而，儘管如此，有研究估計，只有不到30%的日本人説英語，其中不到8%，可能只有2%的人能流利地説英語。相比之下，在德國，大約60%的人説英語，其中16%的人説他們精通英語。
日德兩國在説英語的熱情和熟練程度之間的這種差距，可能有很多解釋可以説明。兩種語言之間的巨大差異當然是一個原因，德語和英語是密切相關的，而日語和英語在詞彙、書寫體系和句子結構上都有着明顯差異。English Tutor Network（英語家教網絡）中具備流利英語能力的日本家教説，為了達到這個水平，他們竟然花了4000到5000個小時學習。根據《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標準》，在歐洲學習1200小時的課程就能掌握完全流利的外語。
日本的老師指出，英語課與大學入學考試的密切關聯是導致學生英語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他們認為，對考試的關注會導致過分看重語法以及枯燥、強調死記硬背的課程。
“在初中、高中和大學我都學過英語，但大學畢業後我卻根本不會説英語。”英孚日本區域銷售和市場總監Norihiko Inoue説。
他稱，“日本教育部已經推出了一些舉措，讓課堂變得更具互動性，但老師們還不知道如何落實這些舉措。日本學生的語法和詞彙其實都很好，但他們不能很好地（用英語）交流，因為他們害怕犯錯。”
許多研究都認為，日本文化中對冒險行為的厭惡導致許多學生不願意突破自己的極限，尤其是在口語方面，而這恰恰是語言學習中至關重要的。
日本交流與教學項目（Japan Exchange and Teaching Program）的助理語言教師Heather Rucker説道，起初她按照官方的教學計劃上課時，許多學生會走神，還有的不想參加。
“想學好英語並且想在國外做事的孩子肯定是有的，但其他的孩子卻怎麼都不想上課。”她説，“我儘量設置有趣的活動，這樣至少不會讓他們無聊。”
對日本來説，英語帶來的實際經濟效益似乎很明顯。日本人口在2019年以空前速度下降。外國居民現在佔日本總人口的2%以上，幾乎是20年前的兩倍。在過去兩年裏，日本提出了新的簽證計劃，以吸引更多的外國勞工、高技能和服務業勞動力，儘管新的勞動力，特別是護理人員，主要還是來自亞洲鄰國。
名古屋大學語言與文化教授Liang Morita説，“如果日本滿足於不與世界其他地區聯繫，那麼它就不需要英語。不過，豐田和資生堂等大型企業發現，僅日本市場無法維持它們所期望的利潤增長。因此，日本需要英語來與世界各國做生意。”
然而另一方面，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語言素養與教育學教授Ryuko Kubota在2011年進行了一項研究，結果顯示，在日本，英語語言技能對職業晉升沒什麼幫助。雖然到2020年，這些數字可能已經有所改變，但日本仍然是世界上對外貿易依存度最低的國家之一。要求全國人掌握流利的英語來維持經濟增長，日本距此還有幾光年的距離。
有研究表明，日本媒體對白人和英語正面描繪的比例過高。日本整個國家對英語熟練度的痴迷，其中一部分是建立在由靠近白人和西方國家所積累的社會資本的基礎之上的。Kubota説，“在日本，教英語會話和學英語會話都是一種商業化活動，這建立在英語、白人、西方文化和英語母語人士的商品化基礎上，這些都被認為是優越的、酷的、異國的或令人嚮往的。”
“如果你會説英語，人們會認為你很聰明。”在紐約市立大學就讀的日本本科生Maki Shirase説。“這是一個很大的優勢。”英語作為一種具備挑戰性的技能，在很多人看來並不是自然而然能獲得的，圍繞英語本身展開的此類話語對日常學習者來説可能是另外一個障礙。
Shirase説，“大學畢業後回到家鄉時，一些朋友對我的方式跟之前有所不同。他們並沒有取笑我，而是因為我在國外學習過，會説英語，讓我顯得與眾不同。”
即使在日本説英語的人相對較少，也有人擔心日語和日本文學會在英語這個龐然大物的襯托下顯得相形見絀。2008年，日本作家水村美苗的著作『日本語が亡びるとき 英語の世紀の中で』（日語在英語時代的衰落）引起轟動，她在書中追溯了英語和日語的發展，並主張更多地關注日語教育。當時，許多人稱她為老派的日本帝國主義者。
“自二戰結束以來，討論維護日語的必要性的言論都被認為是反動的、民族主義的。”水村在接受文學博客Bookslut的採訪時説道。“但現在，普通民眾似乎更多地意識到，他們應該重新審視自己的語言。”
水村説，日本應該創立國家文學經典教育和更好的文學教育，因為越來越少的日本人具備閲讀文學經典的能力。調查顯示，在2014年的一項研究中，許多日本人對自己的閲讀習慣進行了相似的評估，7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認為日本人閲讀的書籍比過去少。
“（1946年以後）對於日本的後代來説，閲讀任何原汁原味的二戰前讀物越來越困難。”水村在她的書中寫道，“當然，更早的、前現代的作品對他們來説就更遙遠了。”
歸根結底，儘管大肆宣傳英語，但在日本學習英語還是有很大的阻力。大多數人在日常生活中根本不需要英語。但考慮到人口老齡化趨勢，日本將別無選擇，只能提高自己的英語水平，否則就會在競爭激烈的全球經濟中落後。水村等批判人士希望能確保日本人不會在洗牌中迷失方向。
這使專家們對英語在日本的未來產生了複雜的預測。英孚日本區域銷售和市場總監Norihiko Inoue表示，“我認為日本的英語學習產業將逐漸發展壯大。家長們在孩子的教育上花了更多錢，父母對英語的需求很高。”
新型冠狀病毒的出現也撼動了全球力量的平衡，一些人猜測，美國應對疫情的失誤可能會改變日本人對美國的看法。
名古屋大學教授Morita表示，“美國對疫情的響應沒有達到人們對世界最大經濟體的預期，這可能永遠改變人們對美國優越地位的看法。”
她補充道，“我對英語在日本的未來不是很樂觀，日本人論的思想仍然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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