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政要》為唐朝名史家吳兢所輯纂，分為十卷，廣泛地記載了唐太宗君臣的言論，主要是一部語錄體的書，內容包括了政治、制度、人事、教誡子弟、研討做人做事的道理、探究學術、討論國防軍事，乃至私生活等問題。
論語言須慎重
（一○九）傳説古代史官制度分為左史和右史。左史記載人君的言論，右史記載人君的行為，所以君主不敢隨便戲言。
貞觀二年（628），太宗向侍臣説：“朕每日坐朝，想説出一言，立即就想到這一句話對百姓是否有利益，所以不敢多言。”
當時杜正倫任給事中兼知起居事。古代皇帝的日記稱為起居注，唐制“知起居事”就是史官，為皇帝日記的主筆人，與古代的左史、右史性質相同。（又參第一一六、一三三條）因此杜正倫進言説：
“古代人君的行動必定被記載下來，他們的言論記錄則存於左史那裏，臣的官職兼修撰起居注，所以不敢不盡愚直奉告於陛下——如果陛下有一言違背道理，則千載以下還會成為聖德的負累，不僅損害百姓於當今而已。願陛下慎重！”
太宗大悦，賜彩絹百匹給他。
（一一○）貞觀八年（634）某天，太宗又和魏徵談起戲言的問題。
“言語這種東西，是君子表達意思的樞紐，談何容易！”
太宗感慨道，“普通人眾，如果一言不善，則會被別人記住了，成為他終生的恥累，何況萬乘之主，更加不可出言有所乖離錯失，否則虧損德行至大，豈與匹夫相同！我常以此為戒，不敢忽怠。
“記得隋煬帝初到甘泉宮（在陝西淳化西北甘泉山上）時，對宮中的溪泉奇石都很滿意，然而卻怪沒有螢火，遂隨口説：‘捉取一些到宮中照夜也蠻好的啊！’負責官員馬上遵照指示，派出數千人各處去捕捉螢火蟲，送了五百車到宮側來。小事尚且如此，何況大事哩！”
魏徵應聲説：“人君位居至尊，若有虧失，古人比喻為日月之蝕，人人都可看得見，所以陛下應該要戒慎啊！”
（一一一）太宗即位早期，努力剋制自己，虛心納諫。中年以後，自制力已不如前，往往與發言者往返辯駁，詰難再三，為此曾被一些敢言的臣子當面批評過。
貞觀十六年（642）四月，散騎常侍劉洎看太宗與公卿論道，也常是反覆詰難，忍不住上書諫道：
“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懸絕，不能比擬，故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強也是不可得的。陛下降恩旨，假慈顏，靜佇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説，猶恐臣下未敢回答或發言，何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議，陛下將要他們怎樣應答！
“臣聞皇天以無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道無文，這些都是教人不要勞煩。而且記得多則損害心，説得多則損害氣，心氣內損而形神外勞，以後必定成為負累。陛下須為國家自愛，怎能為了個性所好而自我斫傷哩！
“竊以為今日升平，皆是陛下力行所完成，若要保持長久，卻不是博辯所可做到的；但當忘記愛憎，謹慎取捨，每事須秉持敦樸和至公的原則才能完成，心態如能像貞觀之初那樣則可以了。
“至於秦始皇強辯，就是因為他的自矜而失掉民心；魏文帝宏才，也因為他喜歡虛説而有損眾望。像這些帝王都因為有才辯而造成負累，是皎然可知的。伏願陛下省略雄辯，養浩然之氣，以讀書為樂而調怡性情，則天下幸甚，皇恩斯畢！”
太宗閲完諫書，親作手詔解釋説：“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近有談論，遂至煩多，輕物驕人，恐由此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這道手詔，太宗是用他最擅長的飛白書寫成的。
……
選摘自 | 《貞觀政要：天可汗的時代》
編撰 | 雷家驥
出版 | 九州出版社
李世民，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剋制私慾、廣納雅言；房玄齡、杜如晦、魏徵、李靖，幾位公忠體國的大臣，不畏君威、廣進忠諫，營造了專制時代的民主氛圍，成就了歷史上輝煌的“貞觀之治”。
如何做一個統治者，論政治的重要原則，治理國家的實際問題，戰爭和國防建設，君臣相處之道，個人美德的建立。一個理想社會必須面對的問題。
本書是改寫本，既有對《貞觀政要》原文精華的解析，也有改編者對當時人與事的歷史引述，使讀者對君臣所論之事的來龍去脈有大致的瞭解，更便於閲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