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在教室準備口試的法國考生。
新冠疫情危機之下，法國決定取消今年高中畢業會考（相當於中國高考，及格即可升入大學）。取消後，學生成績按照高三學年平時成績進行計算，7月7日張榜公佈。在法國，高中畢業會考成功，學生即獲得對應文憑，這是進入勞動市場的“敲門磚”。有人因此擔憂，本屆畢業生因疫情變成“被犧牲的一代”，沒有參加常規畢業會考的他們將缺乏職業競爭力。縱觀歷史，法國政府取消“高考”極為罕見，這之前唯一一次部分取消發生在1968年。不過，很多當年“直升”大學的過來人認為，“沒有高考”反而讓他們意外獲得“晉升”的寶貴機會。
“五月風暴”使教育部長辭職
1968年春天，法國掀起一場震驚國際的社會運動“五月風暴”。當時的法國正處於“經濟發展黃金30年”，然而繁榮表象之下湧動着種種不滿與矛盾：反對越戰、不滿政府嚴控媒體、高教體制過於保守、大學生就業難等問題積累的怨氣，在5月2日藉由南泰爾大學的一場抗議大會全面噴發了。學生罷課繼而引發工人罷工，5月13日，全國鐵路、航空及海上交通中斷，生產、通訊陷於停頓，整個法國幾乎癱瘓。抗議的人羣還在巴黎築起街壘，展開巷戰，騷動很快波及外省城市。
“五月風暴”還蔓延到各地高中：老師罷工、學校被封鎖。然而，一個多月後高三學生即將迎來決定他們命運的畢業會考！紀錄片《1968，高三生“被免考”》中稱，5月的高中生，心思完全不在學習和備考之中。老人克洛德回憶50多年前的自己稱：“在當時那種混亂狀態下，學校幾乎沒有組織會考複習。大家都在擔心這樣下去，畢業會考文憑將沒有任何價值。”
除了學生、家長及教師外，法國教育部長也忙得暈頭轉向。5月中旬，不少學區向教育部發出緊急電報，要求政府推遲畢業會考。時任教育部長佩雷菲特最初強硬回應“畢業會考必須如期舉行”。22日，撐不下去的學區提議“放棄筆試，換為口試進行測評”，但直到27日，搖擺不定的教育部仍未拿定主意。28日內閣上演戲劇性一幕：被“如何高考”搞得寢食難安的佩雷菲特宣佈辭職。3天后，新教育部長奧爾多利上任。經過考慮，奧爾多利批准了“口試高考”，並讓各地學區在27天后組織好歷史上首次“口頭”高中畢業會考。
口頭考試通過率超高
就像其他高三生一樣，第戎市卡諾高中的全體畢業生，不分文、理、經科，都要在6月27日一天內完成所有科目與考官的“面對面口試”。很多考生猶如跑馬拉松般，一天參加了7門口試。他們的成績當晚立即被公佈，這完全顛覆了傳統高中畢業會考的流程。在卡諾高中一間教室內，同時進行着哲學、英語和拉丁語三科口試。現場看不到任何試卷，經過20分鐘準備，學生用15分鐘向考官口述自己對試題的分析和看法，並回答相關提問。對於數、理、化類科目，考生還被允許借用黑板推理、演算，輔助口試答題。為準確評估學生能力，考官參看了很多學生的備考草稿，還有人被要求調看平時測驗成績，以免口試時間不夠造成誤判。
大部分學生是微笑着走出考場的，“考官很寬容”是他們的第一印象：“本來大家都沒有認真複習，口頭考試速戰速決，也不太難，挺好的。”當然，也有學生覺得口試非常不嚴肅，有人抱怨：“我的優勢是筆答，口試考官讓人緊張。”當年負責史地科目考試的教師讓蒂稱，國家決定口試背後的邏輯就是“讓老師慷慨給分”。她指出，由於“五月風暴”影響，有學生根本沒有複習到官方試題指定內容，考官甚至因此給他們更換了題目。在她看來，教育部當時很清楚“國家將文憑白白送給了很多實力不夠的考生”，因為1968年的高中畢業會考通過率為81.3%，而1967年和1969年的通過率分別只有59.6%和66%。
因為超高通過率，政府招來“贈送高考”的激烈批評。新任教育部長奧爾多利“屁股尚未坐熱”，就在7月10日匆匆下馬，他的離任與這次“非常態高考”顯然有着因果關聯。他的繼任者富爾於是成為一年之內的第三任教育部長。法國電視二台稱，1968年“贈送高考”不但大幅提高了通過率，更讓各高校在9月開學之際不得不緊張應付“多出來”的7.8萬名新生。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為提高高等教育人才比例，法國政府在上世紀90年代有意降低考試難度，將畢業會考通過率人為地向81%靠近。近年來，維持在88%左右。“超高通過率”更是引發了民眾“畢業會考文憑還有含金量嗎”的疑問。
影響一代人的命運
1968年“五月風暴”極大影響了法國政治及社會走向，“贈送高考”更是顛覆了一代人的命運。《世界報》稱，一項報告顯示，1968年的“高考鬆綁”使當年許多畢業生獲得了好處，他們當中的很多人在後來成為企業高管、政治精英或者文藝明星，薪酬也比父母一輩高出不少。沒有人預料到，一場突如其來的社會運動讓千萬學生受益於從天而降的“非凡社會晉升”。
法國經濟學家莫林和麥克納利撰寫的《1968年的長遠利益》報告指出，通常情況下，移民、貧窮家庭的孩子本無機會獲得高等教育。“意外”進入大學深造完全改變了他們的職業生涯，而他們的後代也在之後近四十年取得了更加優異的在校成績，復讀及輟學人數明顯減少。莫林稱，1968年的高考混亂就像是一個“實驗室”，讓人們看到，如果向差生偶然開放高等教育，將對社會產生何種影響。經過分析國家統計及經濟研究所上世紀90年代的就業數據，兩位經濟學家精確量化了當年19至20歲的學生獲得的“收益”。結果是，每多接受一年高等教育，學生日後的工資就提高了約14％，成為管理者的可能性則增加了10％。“贈送高考”從社會公正角度驗證了“補償性教育”的積極作用。
大學歷史教授阿拉里自認是1968年口頭考試的受益者，他説，正是政府在極度慌亂中安排的這場“極不靠譜的考試”，讓他這樣出身於貧寒家庭的孩子有了出人頭地的機會。他在《50年前，68年的5月》一書中總結稱，對整個法國而言，“贈送高考”絕對利遠大於弊。（據《環球時報》潘亮/文）
來源:茂名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