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報
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毛澤東教的課程是地理。據説在長沙時，毛澤東也教過地理。他所教的地理課是什麼內容，今天已經無法知道。參考當時社會上通行的地理課本，可以推知其內容是比較簡單的，比如京師大學堂(北大前身)的《地理講義》，內容也僅僅是對地勢和海岸的大略描述。
不過，地理學這門學問，除了知識性這一面，還有眼光頭腦的一面，就是常説的思想方法。懂地理的人，有一種“地理頭腦”，看問題有地形、地利、空間的一套思維框架，談出來的東西都能落在實處，可以在地面上查證。我們不能説毛澤東思想裏面有多少“地理知識”，但在毛澤東的“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理論體系中，看得出，他深知中國的土地之廣大、江山之多阻、南北之差別、農村都市之兩樣。他比不懂中國實際情景的某些人，更知道中國的革命該怎麼搞。
在毛澤東親自領導的革命運動中，地理分析發揮了作用，它是革命戰略制定的基本依據之一。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他寫道：“戰爭情況的不同，決定着不同的戰爭指導規律，有時間、地域和性質的差別……從地域的條件看，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特別是大國家大民族均有其特點，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點，同樣不能呆板地移用。”“經驗多的軍人”會“摸熟了一切和戰爭有關的其他的條件如政治經濟地理氣候等等”。“地域”“大國”和“地理”這些詞，對毛澤東來説，並不是隨口説出來的。
在他著名的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思想中，地理分析是起到關鍵作用的。首先，他強調中國在地理上是一個大國。他説，“中國是一個大國——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沒有迴旋的餘地。”“如果我們是一個小國，游擊戰爭只是在正規軍的戰役作戰上起些近距離的直接的配合作用，那就當然只有戰術問題，沒有什麼戰略問題。”因為中國是一個大國，充滿迴旋餘地，所以“紅色政權”能夠在某一類地理地帶中存在。
那麼，紅色政權選擇在哪裏？不是大城市，而是農村。在中國“近代式的若干工商業都市和停滯着的廣大農村同時存在”“我們的政權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權，沒有任何的外間援助……革命根據地只有鄉村和小城市。其區域開始是非常之小，後來也並不很大。”完全可以這樣説，毛澤東領導的土地革命，不僅是階級選擇——貧苦的農民，也有地理選擇——反動力量薄弱的“邊區”。毛澤東很清楚，“三座大山”各有自己的區域：帝國主義在沿海，封建主義在鄉村，官僚資本主義在城市，城市是帝國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的勾結之所，革命最為不易。只有農村，可以“星火燎原”。
在《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毛澤東對抗日根據地作了細緻的地理分類:“抗日遊擊戰爭的根據地大體不外三種：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對敵我形勢，也進行了地理分析：敵人“除東三省等地外，實際只能佔領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依重要性説是一等的，依面積和人口來説可能只是敵佔區中之小半，而普遍地發展的游擊區，反居其大半。”毛澤東的眼光，比其他人要“入地三分”，使他對形勢的觀察、戰略的把握真實、準確。
(作者為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