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以來的士族政治，其問題不止於腐敗和清談，還在於階層僵化後的矛盾鬥爭。
所謂流水不腐，才能户樞不蠹。
而士族政治恰恰是在阻滯政權系統的新陳代謝，進而阻塞社會系統的新陳代謝。
對於傳統中國，穩定很重要。
所以，士族政治是多方持續鬥爭後的博弈結果，其目的當然是穩定。
但穩定不能僵化，特別是不能把國家和社會變成一池死水。
物極必反，僵化穩定之後，便會有不穩定的暴風驟雨。
1.豪門士族之外的兩股勢力亂世開啓，士族政治面臨的挑戰和鬥爭非常多。
魏晉士族
首先是來自北方胡人政權的挑戰，能不能守住南方。
其次是士族之間的內部鬥爭，王桓庾謝、誰能當軸。
第三是次等士族和平民階層的挑戰，能不能穩定國家。
當然還有必不可少的皇權，司馬皇室也在虎視眈眈。
謝玄以後，士族精英斷檔，士族豪門已經無力領導國家。
而司馬皇室，在晉孝武帝司馬曜短暫崛起之後，便又塵歸塵、土歸土，司馬家繼續昏聵。
無人當軸的士族朝堂，不是想着皇帝政治發展，而是不斷地內亂。
從權力鬥爭而軍事鬥爭，在長江以南、在荊州與建康之間，士族戰火綿延不絕。
而正是在士族鬥爭的過程中，以劉牢之和劉裕為首的北府軍勢力逐漸崛起。
他們起初茫然，空有亂世中的最強王牌——軍隊，而無所適從地朝秦暮楚。
待得桓氏被滅、格局清晰，劉裕和北府勢力便開始取代士族政治，晉升為權力新貴。
劉裕以及北府將門，是以軍隊而爭政權。
但是，在北府勢力之外，還有一支次等士族的勢力。
他們雖然出自名門，卻被四大士族擋在朝堂之外。
豪門士族雖落幕，次等士族卻朝氣，他們也對權力同樣充滿渴望。
因為本就沒有權力，既無政權也無兵權，所以次等士族爭奪權力的方式就非常地與眾不同。
他們是以道教爭人心，而以人心聚力量，再以力量奪政權。
對於政權，劉裕和北府勢力是爭，因為他們本就處在東晉的權力遊戲之中，所以權力鬥爭最重要。
而次等士族就要激烈很多，他們是奪，無論是士族豪門還是司馬皇室，都是前進路上的絆腳石，所以就得明火執仗地奪、以取而代之。
2.次等士族與五斗米教的強強聯合次等士族有精英，他們在感情上渴望權力、在智識上了解權力。
而五斗米教有人心，他們在信仰上引導思想、在物質上擁有羣眾。
所以，次等士族有領導能力、五斗米教有羣眾。
於是，兩相聯合的結果就是一支有生命力的政治力量。
但這股政治力量是在野的，所以要成為主流，就得打進來，讓司馬皇室和豪門士族讓出位置。
公元前399年，執政東晉的司馬元顯，為鞏固建康而徵調三吳佃農入遷建康。
此舉不僅得罪了一般百姓，而且關鍵是得罪了三吳本土門閥。
於是，出自琅琊孫氏、又兼五斗米教領袖的孫恩，率眾起義、攻擊三吳郡縣。
次等士族指出了方向，要造反；教主孫恩發出了號召，要起義。
所以，孫恩起義的陣勢非常之大，本是建康資本的三吳大地瞬間便不為晉有。
吳地八郡（會稽郡、吳郡、吳興郡、義興郡、臨海郡、永嘉郡、東陽郡及新安郡），均羣集響應。
東晉朝堂以及建康士族，已經顧及不了荊州桓氏了，只能組織力量鎮壓孫恩起義。
而朝堂和豪門士族所憑藉的，不是士族部曲、也不是建康軍隊，而是以劉牢之為首的北府勢力。
所以，平叛孫恩之戰，直接較量的是兩股新勢力。
只不過北府勢力有力量而無方向，所以只能被皇室和士族當槍使。
而次等士族雖然有方向、有民心，卻沒有力量，主要是沒有軍事力量。
所以，雖然叛亂起義總是以十萬為單位的浩大聲勢，卻每每總是敗北逃亡。
真正的軍事較量，人多不是力量而組織才是關鍵。
孫恩叛亂失敗，有兩個結果：
一個是孫恩兵敗自殺，次等士族與道教的強強聯合抵不過北府勢力；
另一個是劉裕嶄露頭角，北府軍即將迎來新領袖。
孫恩，出自琅琊孫氏。
盧循是孫恩的妹夫，出自范陽盧氏。
二人雖然皆為士族，但沒能躋身頂級豪門。
永嘉南渡是一個士族重新洗牌的過程，快魚吃慢魚。
南渡快的就是開國功勳，南渡慢的就是僑居投靠。
洗牌完畢之後，豪門永遠豪門而次等永遠次等。
這就是士族政治的遊戲規則。
豪門可以壟斷國家權力，而次等只能是一鄉之長。
數次土斷之後，次等士族可能連一鄉之長都不能，而只是郡縣制下的東晉良民。
衣冠南渡是士族豪門舉家舉族舉部曲而來，是個集羣建制，士族為核心。
流民南遷則是普通百姓舉裏舉鄉舉縣而來，也是集羣建制，流民帥為核心。
前者構成次等士族，後者支撐起了北府軍。
而東晉土斷就是要打破這種集羣建制，以土為斷，就是以郡縣為斷，對南遷的士族和流民施之以郡縣治理。
對國家和朝堂是好事，而對南遷較晚的士族大家就不是好事。
所以，土斷之後的士族大家就難免失落。
而東晉內亂和政治僵化，使得這種失落就會成為動盪。
所以，次等士族但有可乘之機，就不會放棄，這是一股有力量有野心的政治力量。
孫恩死後，盧循走的是殺人放火受招安的套路，被篡位的桓玄任命為永嘉太守。
但是，仍舊繼續為亂，亂不了建康便南下嶺南，割據廣州。
東晉朝堂也只能聽之任之，因為內亂之後已無心力更無力量再顧及盧循，所以只能順水推舟，於公元405年授盧循為徵虜將軍、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
公元410年，趁劉裕北伐南燕，盧循則再次為亂，由南向北進攻江州（今江西大部）、劍指建康。
盧循北進江州之時，北府軍領袖、江州刺史何無忌，在豫章戰敗被殺。
何無忌
由西向東出兵建康時，北府軍領袖、豫州刺史劉毅，兵敗桑洛川、全軍覆沒。
公元410年7月，盧循的十萬大軍開進秦淮河，迫近東晉國都建康。
此時，劉裕已經返回建康，着手組織建康防禦戰。
劉裕的作戰策略有三：
一是柵欄戰，用木柵封鎖秦淮河口；
二是堡壘站，築越城，建查浦、藥園、廷尉等三座堡壘。
三是固守集兵，一邊固守應戰、一邊集中兵力。
盧循的猶豫不決，使得起義軍未能乘虛而入、閃擊建康。
起義軍的補給問題，又決定了其無法在建康持久作戰。
所以，其結果就是盧循的十萬大軍不攻自破，退回荊州、但求割據。
起義行軍簡圖
荊州之戰，是由劉裕之兄劉道規具體負責的。
荊州戰場，劉道規不僅擊敗由蜀入荊為亂的桓謙、苟林部，而且擊潰盧循大將徐道覆部，斬殺萬餘人。同時，荊州兵追至江州，剿殺盧循起義軍。
江州之戰，出現了老士族的身影。
先是由庾氏家族的庾悦領兵抵抗、阻絕糧道。再是劉裕大軍由建康趕到，徹底擊潰盧循起義軍。
廣州之戰，劉裕分兵兩路：
孫處與沈田子部由海路直取番禺；劉藩與孟懷玉部由始興追殺徐道覆部，兩路大軍在交州刺史杜慧度的配合下，徹底剿滅了盧循大軍，盧循投海自盡。
孫恩叛亂之時，謝琰兵敗被殺。
謝琰
自此之後，東晉老士族便難有領兵之將。
平盧循叛亂，庾悦臨危受命、出任江州刺史，為將率兵而且征戰有功，足展老士族風采。
但時異勢異。
盧循之後，北府軍領袖之一的劉毅自請都督江州，而東晉朝堂只能解職庾悦，使庾悦出鎮豫州。
悦不得志，疽發背，到豫章少日卒，進年三十八。
這就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豪門士族相互攻殺、孫恩盧循一再打擊，老士族不僅沒了實力、也沒了威信。
而已經諳熟權力遊戲的北府勢力，絕不會給老士族重新崛起的機會。
庾悦無故去職、抑鬱而終，就是最好的明證。
東晉之初，朝堂和封疆都是四大士族；而東晉之末，朝堂和封疆已容不下一個老士族。
士族與朝堂
豪門士族已經落幕收場，而且斜陽慘淡；次等士族也已兵敗自殺，而且血染大地。
士族當然還在，但是權力的遊戲裏，他們只能堪當配角，甚至博弈的棋子。
而真正稱雄東晉朝堂的，便只能是新崛起的北府勢力。
劉牢之、高雅之等數代將門，也可以看做是次等士族，或者説軍事貴族。
但是，劉裕一門以及之後的檀道濟等人，只能説是軍事貴族，而難稱次等士族
因為他們“奮起寒微，不階尺土”，所依託的是純粹的軍事力量。
司馬皇室與士族大家結合，成就了西晉短暫統一。
司馬皇室與南渡士族結合，成就了東晉南方割據。
次等士族與宗教勢力結合，成就了孫恩盧循叛亂。
軍事貴族與朝堂士族結合，成就了晉末短暫武功。
而之後的歷史之路，將是軍事貴族們獨自前行，他們會怎麼走，會走出什麼樣的天下呢？
“結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歌裏唱出了人生智慧。
歷史豈不是如此，南方的新勢力要獨自前行，當然要忘記老朋友。
但是，獨自前行地走、卻不好走，即將一路荊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