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朝時期，在時任河南巡撫的田文鏡與直隸總督李紱之間，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鬥。
整個事件的起源是在雍正三年（1725年），廣西巡撫李紱升任直隸總督，途徑河南的時候發現，監生出身的田文鏡以極為苛刻的方式對待河南的讀書人。一方面田文鏡用重典強制推行“士紳一體當差”的政策，並且經常苛責、彈劾科舉出身的官員；另一方面，田文鏡重用與他一樣非科舉出身的官員，對於其下屬虐待、羞辱讀書人的行為不僅置之不理，反而還加以縱容。
於是，整個河南省的讀書人以及士大夫階層對於田文鏡是極為不滿，怨聲載道。而見到此情此景，進士出身的李紱對於田文鏡的做法也是非常的反感。
“身任封疆，有意蹂踐讀書人。”之後，李紱便以此向雍正上疏彈劾田文鏡，兩人的關係就此將至冰點。
對於自己兩位寵臣之間的爭鬥，雍正當然希望雙方能夠各退一步、息事寧人，然而李紱和田文鏡已然擺出了一副“死磕到底”的架勢，不互相讓。
與此同時，李紱彈劾田文鏡的舉動也得到了諸多科舉出身官員的支持，包括浙江道監察御史謝濟世在內的一眾官員紛紛上疏彈劾田文鏡。
然而，謝濟世等人的舉動無疑是“畫虎不成反類犬”，瞬間讓雍正感覺這是在“緣結朋黨”，進而引得了雍正的警覺。
最終，李紱、謝濟世等人被罷官，田文鏡則沒有受到任何的影響，甚至還得到了雍正的安撫。
“此事朕已洞悉原委，你一些不必繫念。只要自己信得，乃可對天地神明，小人之流言何妨也？不必氣量窄小了。”毫無疑問，田文鏡成為了這場“田李爭鬥”的最終贏家。
而這一歷史事件，也在電視劇《雍正王朝》中進行了演繹，當然，李紱與田文鏡交惡的原因也是在於田文鏡的“有辱斯文”，這也是作為清流代表、讀書人領袖的李紱所不能接受的，於是《雍正王朝》版的“田李爭鬥”上演。二最終的結局也依舊是田文鏡取得了勝利。
可頗為耐人尋味的是，在田文鏡與李紱爭鬥的整個過程中，作為內閣首輔、軍機大臣的張廷玉，卻始終沒有發表看法。
或許有人會説，這是張廷玉的明哲保身之計，害怕將自己置身於一個不利的輿論環境。可如果真的這樣想，那就太小看《雍正王朝》中的張廷玉了。
劇中的張廷玉之所以能夠一直以來為人所欽佩，除了他的能力、膽識與擔當，還有他高超的辦事風格以及處事哲學，這一點通過其在“田李爭鬥”中的沉默，就完全表現了出來。
此時的田文鏡與李紱，兩個人可以説是譭譽參半，既有功，但是同樣也有着過失。
對於田文鏡來説，他認真遵照雍正的指示安排，堅定不移的在河南省推行“士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的制度試點，緩解朝廷的財政壓力，增加朝廷的錢糧收入，可謂是功不可沒。特別是他對於雍正的這份忠誠以及他辦事盡心盡力的拼搏態度，更加是值得稱讚的。
然而，田文鏡在實施政策的過程中，太過於急功近利，並且不注意方式方法，特別是在對待讀書人的的態度上，他的尖酸刻薄可以説是引得了眾怒，這才導致了河南省考生的罷考事件，對於因此產生的嚴重後果，田文鏡可以説是難辭其咎。
而更加令人不滿的是，田文鏡的行為頗有一種侍寵驕縱的感覺，完全是仗着雍正皇帝對其的寵愛而更加的肆無忌憚，這樣一來，不僅讓其自身遭受到了巨大的反對聲音，就連雍正都因為他陷入到了非常不利的輿論局面，而這也是田文鏡的最大過錯。
對於李紱來説，他的出發點和本意是好的，畢竟讀書人精英階層是整個國家運行和治理的根本，關係到整個國家統治的基礎，因此，他選擇替讀書人説話，保證讀書人的權益，維護士大夫精英階層的榮耀和顏面本無可厚非。更重要的是，尊重讀書人階層，是歷來的文化傳統，這也關係到的是朝廷的體面與國本的尊嚴。
然而，李紱的做法也是同樣太過於激進，並且在表達對於田文鏡不滿的同時，也是在直接抨擊雍正推行的新政，這必然是不能為雍正所容忍的。況且更為重要的是，李紱他並不是“一個人在戰鬥”，包括陸生楠、謝濟世等一大批清流士大夫，也選擇了跟隨李紱一同彈劾田文鏡，而這也必然被雍正扣上了“緣結朋黨”的帽子。
此時的張廷玉身為宰輔，在朝中頗有權勢和地位，他的表態本就有着極強的影響力和號召力，甚至毫不誇張的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朝堂上的輿論動向。
如果張廷玉貿然支持田文鏡和李紱二人中的一方，另一方必然會跌入深淵之中，可即便是二人得到了張廷玉的支持，也同樣要面臨非常嚴重的後果。
如果張廷玉支持田文鏡，依照田文鏡的性格，有着皇帝的支持，有着內閣首輔的支持，朝中的反對聲音必然會遭到壓制，在這樣的情況下，田文鏡將會更加失去外界的約束，其行為也必然是愈發的跋扈與激進。如此以來，不僅河南的地方矛盾會愈演愈烈，甚至還會對其他地方的新政執行產生非常負面的影響，雍正也將揹負更加巨大的壓力。而這不僅是坑苦了河南地方的百姓與讀書人，最終田文鏡也必然是難得善終。
而如果張廷玉支持李紱，那麼朝堂上對於田文鏡的反對聲音將更加呈現一邊倒的趨勢。可這並不是對於李紱的支持，因為此時的李紱等人已經為雍正打上了朋黨的標籤，如此一來，不僅會將自己陷入其中，難以自圓其説，更重要的是，將會有許多官員因為一念之差，在跟風中遭到打壓，而李紱也會因此更加為雍正皇帝所記恨，其最終的結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於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處於對田文鏡和李紱負責，更是對朝局負責的角度來説，張廷玉只能保持沉默，而張廷玉的兩不相幫，卻又是對於田李二人最大的幫助與保護。
雍正已經明確表現出了對於田文鏡的支持態度，如果張廷玉支持雍正，那麼就是將自己置身於眾多清流士大夫的對立面，而他自己也將揹負上的是諸如“沽名釣譽”、“利慾薰心”這樣的字眼，對其名望無疑是一種極大的打擊。
而如果張廷玉支持李紱，雖然從情理上來説是有情可原，但是這樣的舉動會愈發的讓雍正陷入不利的境地，這是張廷玉斷然不會如此的。況且，即便是雍正不處罰張廷玉，兩人之間也沒有產生隔閡，可畢竟是與君主意見相左，這對於張廷玉未來的朝堂上的地位，也會產生不利的影響。
在這樣的情況下，張廷玉確實面臨着的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選項，雍正對此必然也是心知肚明的。
實際上，不僅僅對於張廷玉，包括同為上書房大臣的馬齊，以及自己的兒子弘曆和他最為信賴的十三阿哥胤祥，雍正都不想讓他們過早的牽扯其中。
雍正需要的是這些人繼續保持在朝堂上的正面形象，即獲得所謂的“人心”。
正如雍正對弘曆所説的：“得罪誰也不能得罪天下的讀書人。”可他實行的諸多新政，包括攤丁入畝、士紳一體當差等，都是直接觸動到了讀書人士大夫階層的利益，但這在當時國庫空虛、民生凋敝的現狀下，雍正也是頗有一點不得已而為之的感覺。於是他選擇將所有的罵名扛了下來，不讓此牽連到其他人。
弘曆是雍正心中的接班人，雍正需要保全弘曆的名聲，而張廷玉作為雍正的肱股之臣，並且在此之後仍將承擔重要作用的心腹大臣，雍正在這個時候也是斷然不會因小失大，而為了眼前的一點利益而讓張廷玉名望有所折損，進而影響到未來張廷玉作用的發揮。
所以，雍正並不希望張廷玉支持自己，也不希望他支持田文鏡和李紱中的任何一方，對於此張廷玉也與雍正保持了高度的默契。
從這裏也不難看出雍正的用心良苦與張廷玉的大局觀。
當然，事情的最後，雍正還是用一個非常高明而又體面的方式，給了張廷玉等人一個重要的台階。
雍正向幾位權臣宣佈要處死李紱、陸生楠、謝濟世，並且以免職作為威脅，逼迫張廷玉等人支持。這樣一來，雍正用非常嚴厲的口吻表明了自己的態度，算是明確表明了處死上述幾人是他自己的決定，幾位軍機大臣只是奉命行事，甚至可以説是被迫行事。朝臣們即便是有怨言也會單純的是針對雍正的，對於張廷玉等人，則沒有了任何不滿，相反，可能還會多一些的崇敬與尊重。
於是，雍正通過這樣的方式，繼續保全了張廷玉等人的名望，也算是達成了其預期的目的。
《雍正王朝》中的張廷玉和歷史上的張廷玉，在崛起與巔峯的時間上還是有所出入的。
縱觀整個康熙朝時期，張廷玉所擔任過的最高官職也僅僅是吏部侍郎，相較於與他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同年考中進士，這個已經擔任川陝總督的年羹堯，還是有着一定的差距的。即便是在雍正朝初年，儘管張廷玉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但是依舊沒有如《雍正王朝》這般的高度。
張廷玉真正為雍正所器重，是在雍正朝的中後期。這個時候，雍正先後處理了年羹堯、隆科多以及八阿哥胤禩等人，而張廷玉則憑藉其在修編《明史》、《請聖祖仁皇帝實錄》等過程中的卓越表現，贏得了雍正的信任與器重，並且逐步走向了權勢地位的巔峯。
“汝世受國恩,又系皇考多 年侍從之舊臣,當年聖德神功,無不親知灼見,今應纂修《實錄》之任,紀載詳確,惟 汝是賴。”
其實，歷史上的張廷玉最大的優勢與特點，與《雍正王朝》中的張廷玉是頗為相似的，那就是能夠快速的理解並且領會帝王的心思，並且加以利用。特別是在起草旨意上，張廷玉有着無人能出其右的能力，雍正短短几句話，張廷玉就能知其所想，快速完成聖旨起草。這便是其能夠領悟帝王心術的最好體現，而他也能夠憑藉此與雍正建立默契，進而成就自己的一番功名。
也正是因為張廷玉如此的才思敏捷、善於揣測的為官能力，以及清廉謹慎、樂善好施的為官品行，再加上對其極度信任和賞識的雍正皇帝，使其成為了清朝歷史上，唯一獲得配享太廟殊榮的漢族大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