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事變後，為何于謙要立朱祁鈺為帝，而不冊立太子朱見深？

正統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率領下一場土木堡之變的慘敗，讓大明王朝的時局斗轉。原本處於上升期的王朝，卻在這場戰役之中損失殆盡，三大營等精鋭盡喪，朱祁鎮本人也是落得被俘的結局。

作為獲勝方的瓦剌，自然也並不滿足這樣單單的一場戰役性勝利，“奇貨可居”的生意，當年呂不韋可是做到了利益最大化。於是，一方面裹挾着明英宗進行敲詐勒索，叩門宣府、大同；另一方面，則又不斷的進軍，抵進紫荊關，直逼京畿。

情勢危殆！此時的北京城內，國無主君，戰和不定，兵力空虛。似乎一場靖康之恥般的 慘劇，即將再次上演。而擺在當時的大明朝堂之上的首要問題就是，解決瓦剌也先以明英宗為人質所帶來的 邊際效應，確立新的國君人選。如此才能避免封建綱常之下的受累於朱祁鎮被俘之下，君臣關係的束縛，放手一搏。

此時的北京城內，有資格承位的有朱祁鎮之弟郕王朱祁鈺，也有朱祁鎮之子朱見深。那麼要冊立誰為新君呢？如果按照《皇明祖訓》留下的 “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原則，朱祁鎮的兒子，現任太子朱見深，自然當屬必選之人。

可是這件事的結果卻是：初，大臣憂國無主，太子（朱見深）方幼，寇且至，請皇太后立郕王（朱祁鈺）。

在大學士王文上書請求以監國朱祁鈺為新君之後，這樣的提議也獲得了時任兵部侍郎于謙（此時的于謙，也是兵部最高主官，兵部尚書鄺野在土木堡之戰中殉國 ）等一眾大臣的附議，最終孫太后首肯，朱祁鈺成為大明王朝的第七位皇帝，年號景泰。

隨後，在駁斥了徐有貞的南遷之論後，作為擁立之臣于謙也被擢升為兵部尚書，署理一切京畿要務。在於謙的調度有方、指揮有策之下，北京保衞戰取得勝利。大明王朝也終於轉危為安。

以結果論，於大明而言擁立朱祁鈺為帝效果卓著，顯然是有功之策、正確的。但這帶來的副作用，其實也是十分明顯的，奪門之變後石亨、徐有貞、曹吉祥掌權，挽大廈將傾的于謙、王文等人也被處以斬刑、棄市，結局悲慘。就史料上看，當時的于謙在知悉奪門之變時，選擇“不作為”；下獄之後，又“不辯駁”顯然他也已經預料到了這種局面。那麼于謙又為何要在當時，選擇擁立朱祁鈺為帝，而棄朱見深呢，以致於有此悲劇結局？

這一點，除卻上文中我們提及的朱見深年齡幼小，無法署理朝政，時局危殆的必然選擇之外，事實上更是于謙對於江山社稷與君王之間關係認知的一種體現。

在傳統的君臣關係之中，封建社會講究三綱五常，以“君為臣綱”來確立臣子與君王的尊卑、倫理道德，要求臣子順從、遵禮。這種綱常名教，在大明王朝，這種君主專制達到鼎峯的朝代尤為嚴苛，朱元璋時對於《孟子》之書中的“民貴君輕”更是視之如洪水猛獸，甚至有若孟子活在當時，當治罪之語；將孟子之祭祀撤走，大篇幅刪減《孟子》之舉動。

改立新君，這樣的國之大事，對於朝臣而言捲入已然是不智之舉，解縉故事猶在；而且就擁立朱祁鈺，而非朱見深，改變正統之為而言，也是不遵綱常之舉；但于謙最後還是慷慨陳詞，毅然決然的選擇了擁立朱祁鈺，以此幫助國家度過危局。“社稷為重，君為輕”的認知，也在他身上體現的淋漓盡致，一句“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也是他一生的寫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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