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第一場宮廷政變，“祺祥政變”，結局以兩宮太后和恭親王完勝，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和肅順“三奸”伏誅而告終。
據説政變發生之前，天空曾出現異象，
“八月朔旦，日月合璧，五星連珠”
，被認為是祥瑞之兆。到同治小皇帝登基那天，多日陰鬱的天空突然明朗，萬里晴空。有人讚歎道：
“於是權奸既去，新政如旭日初生，羣賢並進，內外協力，宏濟艱難，遂啓中興之治。”
看到這裏，我們不得不佩服古人拍馬的功夫。老天出個太陽，也能拍出個剷除奸佞，同治中興。同時，在政變後處理一干涉事人等之奏表案牘的字裏行間，我們也能毫不費力地讀出四個字，成王敗寇。
成王敗寇是歷史的一般規律，但也有少數例外。比如項羽是失敗者，但在太史公的筆下，也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有血有肉的西楚霸王，有情有義的悲劇英雄。因此，當失敗者們被機械地貼上一個個醜陋的標籤時，我們倒不必一味跟隨勝利者鸚鵡學舌，而可以有多一些自己獨立的思考。
有幾位政變的當事者，值得單獨拿出來談一談。其中之一，是一度受到咸豐皇帝重用，政變後遭革職流放的顧命大臣杜翰。
杜翰在“顧命八大臣”之中，不屬於皇親貴胄，官職不算最高，資歷也非最長，但卻是這個團隊中分量極重的一個人物。其中緣由，從肅順曾對杜翰説過的一句話中可以看出來：
“君誠不愧杜文正之子也！”
在當時的語境中，肅順這句話是表揚杜翰的，不過也側面點明瞭杜翰承父蔭得官的事實，是個“官二代”。實際上，杜翰應該算是“官三代”，因為他的祖父杜堮，也曾是官居卿貳的禮部侍郎。但真正給他們杜家光耀門楣的，則是杜翰的父親杜受田。
杜受田是咸豐皇帝的授讀師傅，因這一層關係，為後來杜家的飛黃騰達埋下了伏筆。這師徒二人比較著名的故事，是有一次道光帶着幾個兒子到南苑打獵，諸皇子都想在皇阿瑪面前展示自己身手，而當時還是四阿哥的咸豐卻一槍不發。道光問其故，四阿哥按照師傅的教導回答説：
“時方春，鳥獸孳育，不忍傷生以幹天和。”
聽了這句話，估計道光當時都震驚了：還能有這種操作？
因旗人尚武，一般來説，皇子皇孫打獵時收穫越多，越能得到皇帝的青睞。比如乾隆和道光兩位皇帝，就曾因打獵時在皇祖父面前表現出色而受賞，後來也成為了皇位的接班人。但杜受田教咸豐説的這句話實在太漂亮，道光此時心中忍不住浮現出無數個讚美之詞，最後憋出來一錘定音般的六個字：
“此真帝者之言！”
咸豐的幾個弟弟估計更是面面相覷。大家都在辛辛苦苦刷怪練級，而咸豐什麼都沒幹，只輸了從老師那學來的一段作弊碼，就輕鬆滿級通關了，你説氣不氣？
咸豐能登上帝位，杜受田起了很關鍵的作用，因此咸豐對這個師傅尤其感恩戴德。御極之初，咸豐便頒佈一道聖旨，用力地褒獎了杜受田。
“朕自六歲入學讀書，仰蒙皇考特諭杜受田為朕講習討論，十餘年來，啓迪多方，恪勤罔懈，受益良多。允宜特沛殊恩，以崇碩學。杜受田著賞太子太傅銜。伊父前人禮部侍郎杜堮年逾八旬，精神強固，詒謀遠大，濟美中朝。前蒙皇考賞給‘教忠篤慶’匾額，並賞頭品頂戴、太子太保銜。朕今復親書匾額頒給，以示篤念耆臣、推恩錫類至意。”
咸豐剛登基時，朝堂上多為道光舊臣，指揮得不是很順手，因此非常倚重老師杜受田。杜受田先是由工部尚書升為刑部尚書，不久又入閣拜相，任協辦大學士。《清史稿》杜受田傳記載，杜受田雖未入軍機，但
“國家大政及進退大臣，上必諮而後行”
，對整個政局有着巨大的影響力。比如起復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和廣西巡撫，便是出自杜受田的舉薦。
做官做到這個地步，杜受田一世榮寵，可以享之不盡。可惜的是，杜受田對此卻無福消受。咸豐二年（1852年），山東和江蘇發生水災，杜受田奉旨前往辦理賑災事宜。杜受田年事已高，加上車馬勞頓，
“在途觸暑染疫，（卻）力疾治事”，“疏陳而不言病”
，最終因在任上勞累過度，行至清江浦而病亡。
對杜受田的離去，咸豐皇帝傷心至極。從咸豐對老師遺疏的親筆硃批，以及辦理喪葬後事諭旨來看，咸豐對杜受田除了政治上的信任，還有更多的，是在感情上的依戀。
“憶昔在書齋，日承清誨，銘切五中。自前歲春，懍承大寶，方冀贊襄帷幄，讜論常聞。詎料永無晤對之期，十七年情懷付與逝水。嗚呼！卿之不幸，實朕之不幸也！”
“披覽遺章，不覺聲淚俱下，悲痛實深！回憶書齋景況，如在目前。奉使陛辭，情尤眷戀。”
在咸豐的一生中，恐怕考妣薨逝的悲痛，也不過如此。因此，杜受田身後的卹典，無一不是頂格或破格享受。先是特賜陀羅經被，追贈太師大學士，入賢良祠；後又跳過內閣擬請的步驟，直接由皇帝欽賜代表文臣最高榮譽的諡號“文正”。杜受田靈柩回京治喪，咸豐還特命恭親王領侍衞迎接，惇親王前往賜祭。咸豐自己也親臨祭奠，撫棺痛哭，淚灑當場。
還不盡的師恩，咸豐還要加倍地報答在杜受田的親人身上。當時杜受田的父親杜堮已年屆九旬，咸豐給他賞賜禮部尚書頭銜，並且“賞食全俸”，不僅升官，還提高了退休金。長子杜翰，待為其父守制期滿後，由檢討提拔為庶子。杜受田的三個孫子則一併被賜予舉人身份，可以直接參加科舉會試。
杜受田離世的最大受益者，就是他的長子杜翰。
杜翰是嘉慶十一年（1806年）生人，於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考上進士。杜翰通過“朝考”，入翰林院成為庶吉士後，經過三年的學習深造，又在“散館”考試中表現優異，留翰林院成為一名從七品“檢討”。
在接下來的五年中，杜翰除了被加恩外放為湖北學政外，一直都沒有升官。而杜受田死後，咸豐讓他回家守孝一年，就直接拔擢為右春坊右庶子。
詹事府庶子是正五品官員。杜翰本來正面臨着事業停滯的中年危機，沒想到一下子官升五級，開啓了官途上的第二春。
一個從七品的小官連升五級，在清朝自是少有，大家紛紛感嘆杜翰真是聖眷優隆。但咸豐表示，滴水之恩，我要湧泉相報，你們也太低估我的報恩之心了。過了不到一個月，咸豐的又一個舉動，讓滿朝文武都驚掉了下巴——杜翰被升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並受命
“辦理巡防事宜，稽查中書科事務，並充文淵閣直閣事。”
這一次，是連升六級。
這一個月升了十一級，杜翰可能自己都有點懷疑人生。而咸豐覺得這還不夠，馬上又讓杜翰正式遷為工部左侍郎，並任“軍機大臣上行走”。一般人初入軍機，都要先稱“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而杜翰並不需要學習，跳過實習階段，直接成為了掌握清政府中樞權力的“大軍機”。
按現在的説法，杜翰相當於從一個普通處級幹部，一下躍升為國家的核心領導層，他有足夠能力做好這份工作嗎？《清史稿》給出的回答是：
“翰勇於任事，甚被倚任。”
“勇於任事”，説明杜翰並非那種得過且過的好好先生，而是有擔當、有魄力的人，這點也是一個合格的領導所必備的素質。
更難得的是，杜翰不僅敢任事，而且還能任事，對待工作認真細緻，毫不含糊。《清史列傳》記載，杜翰在工部時，工部右侍郎愛新覺羅·國瑞參劾寶源局監督桂榮、王溥二人辦事含混，放任屬下剋扣匠人的工錢。但杜翰對衙門的事務非常瞭解，知道沒有此事，因此當國瑞找杜翰聯名上奏時，杜翰不肯會銜。
咸豐見國瑞的上疏中沒有同為工部侍郎的杜翰署名，詢問其故。杜翰回奏稱：
“（國瑞）所參該監督各款，皆系國瑞未到任以前，回明辦理之事，以與國瑞意見不合，故未會銜。”
後來咸豐派人調查此事，結果正如杜翰所言。
杜翰在政治上富有主見，也是個幹實事的人，這決定了他不可能是政治上的騎牆派。到咸豐後期，恭王和肅順的爭鬥趨於白熱化之時，杜翰堅定地倒向了肅順這一邊。這也許是因為兩人同在户部分任尚書和侍郎，作為同僚使得他們的關係更加密切。但更有可能的是，肅順鐵腕整飭吏治的一系列舉措，使杜翰將其視為了志同道合的政治夥伴。
後來咸豐皇帝駕崩，杜翰成為了“顧命八大臣”的一員。在這個團體中，焦佑瀛是筆桿子，杜翰則是嘴皮子，他抵制垂簾聽政的態度尤為激勵，頂撞地慈禧渾身發抖。因為杜翰在阻止垂簾聽政的鬥爭中尤其賣力，所以後來在鬥爭中落敗，慈禧等人對其清算時，處罰也很重，不但被革職，還要流放新疆，最後是看在杜翰先父杜受田的份上，才免其發遣。從此杜翰杜門不出，不問政事，於同治五年（1866年）在家中鬱鬱而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