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帝劉恆登基後，面對着這麼多立下大功的功臣們，自己十分擔心無法去治理，所以就打算拿一介武夫周勃去開導，所以登基之後就將其提拔為丞相，明升暗降，同時不斷用各種方式去打擊他。有一次劉恆就問周勃了幾個問題，結果周勃沒打上來，另一個丞相陳平雖然沒正面回答，但是卻回答得很巧妙，最後劉恆表揚了陳平。其實劉恆心裏清楚，周勃就是一介武夫，不善言談，所以第一個問他，讓他出醜就是要打擊周勃。最後表揚陳平就是再一次對周勃的打擊。劉恆問的是什麼呢？“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周勃當然答不出來。另一邊的陳平説道：“有主者。”“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漢文帝一聽，什麼都讓他們幹了，你幹啥？陳平回答道：“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這件事之後周勃也終於明白劉恆是故意打擊他，再加上自己確實不如陳平，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為一丞相。”從陳平的回答中我們可以看到，丞相雖然不是主管具體部門，但是也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的。可是在五代時期，有這麼一個宰相，“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什麼都不幹，所以被人稱作“三不開”，這個人就是後唐末帝朝的宰相馬胤孫(《舊唐書》寫作“馬裔孫”)，做宰相做到這個程度,也真是件很少見的事情。
身為宰相,自然擔負着籌劃一國政治的重大責任,難道能夠閉口旁觀嗎?身為宰相，自然要主持朝廷百事的實施與推行,又怎能不開印以行事呢?身為宰相,還意味着他責無旁貸地要成為溝通百官與帝王的不可或缺的橋樑，他又怎能把文武百官拒絕在自己的門户之外呢?
陳平
馬胤孫之所以“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並不是他害怕做官，也不是因為他不想做官，而是由於他根本就不知道應該如何去做官。不熟悉朝政治體，使他在處理國家事務時常常失去作為一名宰相原本應該具有的判斷力。有兩件事情很典型地説明了這一點。
一是馮道被罷免匡威軍節度使的時候，馬胤孫卻拜他為司空。但按唐朝的慣例，司空屬加官，從不單獨拜除。當時，人們對司空一職職權的議論頗多，有的説應當參與大政，有的説僅供祭祀掃除而已。對此，馬胤孫無所適從，毫無判斷之力。
另一件事是關於常侍與僕射兩職排行的問題。當時，宰相劉晌罷相為僕射，常侍孔昭序建議説常侍應排在僕射的前面，馬胤孫因此命令御史台官員去尋找從前的有關規則，御史台官員檢無所得，説：“故事無所見，據今南北班位，常侍在前。”馬胤孫即判令：“既有援據，足可遵行，各示本官。”他的命令招來了劉晌的憤怒，劉晌拂袖而去，這一事情在當時也招來了各式各樣的議論。
馬胤孫不知道應該如何做官，不熟悉朝廷百務,其原因在於他根本不是做官的材料。
韓愈
他年少時就很好學，也是從那時起即開始學習韓愈的為文之道。五代時科舉鬆弛，文人也不以及第為最高目標，但馬胤孫卻能憑藉自己的學問順利地考取進士，這也是當時很少見的事情。石敬瑭滅唐建晉後，馬胤孫被罷歸田裏。從那以後，他的學問潛力和文學才能都得到了極大的發揮。
他原來也像韓愈一樣不喜歡佛，等到廢居里巷以後，因為常常懷念唐末帝平昔的恩遇，所以轉而讀佛書，尤其酷愛《華嚴》《楞嚴》兩經。他不僅喜歡抄錄兩經，而且常常以詩歌的形式來表達兩部經籍所藴含的佛理.這些作品被收集起來後,他稱之為《法喜集》。除此以外，他又根據諸經要義寫了一篇《佛國記》,長達數千言。
馬胤孫染佛如此之深，所以有人嘲笑他説:“公生平以傅奕,韓愈為高識，何前倨而後恭，是佛佞公耶?公佞佛耶?”他笑着回答説:“佛佞予則多矣。”
因為他有學問，文章又寫得很好，所以，他雖然被罷相位，後晉、後漢的文武大臣都待他不薄。
郭威
周太祖郭威即位後，也給他不斷地加官。他晚年在洛陽“每閉關養索，唯事謳吟著述，嗜八分書，往來酬答，必親札以街其墨跡。”就是在去世前不久，他還寫過一篇《槐蟲賦》,借槐樹上的白蟲來抒發自己的感想和志向。死後，贈太子少傅，周太祖廢視朝一日。
他是一個典型的書生，是一個原本可以做出更大學術成就和文學成就的文人。這樣一個文人,本來就不屬於官場中人。當他步入官場之後，其遷腐、無能是無論如何也無法避免的。
比如潞王李從珂為了稱帝，準備發動兵變，他問馬胤孫:“受命移鎮，路出京師，何向為便?”馬胤孫回答説:“今大王為國宗屬，而先帝新棄天下，臨喪赴鎮，臣子之忠也。”把李從珂的兵變説成是“臣子之忠”，難怪當時的人都要譏笑他的迂腐了。
石敬瑭
又如，太原節度使石敬瑭起兵反唐，末帝李從珂倉皇逃往懷州，形勢已經非常緊迫，羣臣都無計可施，這時馬胤孫從洛陽趕來，大家都希望他能拿出個好主意來，但最終他也沒有拿出辦法來，只是向末帝進獻了三百匹綾而已，至此，後唐已難逃覆亡的命運了。
從這個意義上説來，“百無一用是書生”的詩句在馬胤孫身上真是得到了百分之百的應驗。
誠然，對於馬胤孫來説，做官也許是他最糟糕的一種選擇。儘管如此，書生馬胤孫並非真的“百無一用”，如前所説，他應該是一個文學家，也應該是個學問家。但他卻未能安心於此，而踏上了並不適宜於他的為官之道。這就是文人馬胤孫的悲劇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