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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草喻嬪妃 衣冠指官宦
唐玄宗天寶三年三月，李白結束了供奉翰林的生活，離開京城，雲遊四方。天寶六年，李白來到金陵（今江蘇南京）遊覽鳳凰台，寫下了《登金陵鳳凰台》這首有名的七言律詩：鳳凰台上鳳凰遊，鳳去台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詩的首聯開篇點題：古老的鳳凰台上曾經有鳳凰來遊，而如今上面空空如也，鳳凰早已飛去，只有台下的江水仍然自由自在地奔流。
頷聯轉為懷古：當年東吳和東晉宮廷中的“花草”“衣冠”都已經成了古墓荒丘，埋沒在小徑的幽深之處。不少譯註鑑賞本都把這兩句分開訓釋，這樣一來，“晉代衣冠成古丘”還勉強可以講得通，而“吳宮花草埋幽徑”就講不通了。由此，各本或避而不談，或籠而統之地只講個大概意思。例如，只説“吳國昔日繁華的宮廷已經荒蕪”，可“花草”就是“繁華”嗎？“埋幽徑”怎麼解釋呢？其實，這兩句似乎可以看作互文見義，分開訓釋。另外，詩中的“花草”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花草，而是喻指嬪妃；詩中的“衣冠”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衣冠，而是借指官宦。
頸聯回到眼前：遠處的“三山”時隱時現，有一半時間落入青天之外而不見蹤影；一條江水被白鷺洲分成兩道。“三山”是山名，不是三座山。據《景定建康志》記載：其山積石森鬱，濱於大江，三峯並列，南北相連，故號三山。明初朱元璋築城時，將城南的“三山”圍在城中。由於“三山”擋住了從城北通向南門──聚寶門的去路，當時正在城東燕雀湖修築宮城，於是趁機將“三山”填入燕雀湖。“三山”挖平後，在山基上修了一條街道，取名為三山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李白詩選注》説：“半落，形容三山有一半被雲遮住，看不清楚。”在我看來，“三山半落青天外”的“半”，不是空間的“半”，也就是説不是指山體的一半，而是指時間的一半。宋代陸游《入蜀記》卷二雲：“三山自石頭及鳳凰台望之，杳杳有無中耳。及過其下，則距金陵財（同“才”）五十餘裏。”陸游所説的“杳杳有無中”就是時有時無、若隱若現的意思。可見，這“青天”也似乎並不指“雲”。
“白鷺洲”是古代長江中的小洲，因多有白鷺聚集而得名。後來江流西移，洲與陸地相連接，“白鷺洲”也就不成之為洲了。明朝初年，“白鷺洲”成為開國元勳中山王徐達家族的別業，稱為徐太傅園或徐中山園。徐達的後裔徐天賜又將其擴建為東園，成為金陵諸園中“最大而雄爽者”。入清以後，東園漸遭破壞，致成廢墟。1929年，該處建“白鷺洲公園”，現為南京城南地區最大的公園。
尾聯卒章顯志，揭示題旨：總是因為浮雲能遮蔽太陽，登高見不到帝京而使人發愁。在這裏，“浮雲蔽日”比喻奸臣惑君，障蔽賢良。
詩仙的淬鍊
兩個十三年 打磨兩首詩
《登金陵鳳凰台》是一首七律，七律是字數句數、平仄押韻、黏合對仗等限制較多的一種詩體。這對於天才有餘而學問稍遜的李白來説無疑是一種桎梏，因此他很少寫律詩。那這回怎麼想起寫律詩，而且還是七律呢？此中大有文章。
10多年前的開元二十二年暮春，李白來到江夏（今湖北武漢江夏區），一直漫遊到秋天。一天，李白與好友韋冰同遊黃鶴樓。詩仙覽名勝，焉有無詩之理？可是，當他正準備揮毫賦詩的時候，卻抬頭髮現崔顥的《黃鶴樓》赫然題在上面。李白讀後大吃一驚——真是好詩啊！
當時的李白才三十四歲，正是年輕氣盛之時，非要寫出一首超越崔顥的詩不可。李白平時寫詩多是一揮而就，文不加點，但當天無論怎樣搜索枯腸，靈感就是不來。於是，只得攥緊拳頭，把個黃鶴樓捶得個咚咚咚咚的山響。最終，李白無奈地嘆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到了鸚鵡洲，李白心中的鬱悶還是發不出來，竟然在鸚鵡洲上連踢帶踹。韋冰把李白往旁邊一推説：李君暫且歇會兒，我替你踹這鸚鵡洲！説罷就跳着高踹了起來，逗得李白大笑。
唐肅宗上元元年的春天，60歲的李白自湖南零陵回到江夏，與時任南陵（今安徽南陵）縣令的韋冰重遊鸚鵡洲，寫下了一首《鸚鵡洲》七律，仍然是仿擬崔顥的《黃鶴樓》。
晚上，韋冰設宴款待李白，席間談起當年“槌碎黃鶴樓、倒卻鸚鵡洲”的佳話，兩人不禁開懷大笑。李白醉中賦詩《江夏贈韋南陵冰》，詩的結尾寫道：我且為君槌碎黃鶴樓，君亦為吾倒卻鸚鵡洲。赤壁爭雄如夢裏，且須歌舞寬離憂。
從鎩羽黃鶴樓，到13年後寫出《登金陵鳳凰台》，再到13年後寫出 《鸚鵡洲》，“赤壁爭雄”的往事恍如夢中。為了探究七律的真髓，為了臻達崔顥《黃鶴樓》的妙境，詩仙李白，這位從小受過“鐵杵磨針”教育的大唐詩壇頭號種子選手，孜孜求索了26年！
《黃鶴樓》商榷
“黃鶴”非禽類 實乃得道仙
崔顥的《黃鶴樓》為什麼能令詩仙李白擱筆呢？它到底有什麼過人之處？李白的《登金陵鳳凰台》與崔顥的《黃鶴樓》相比，究竟如何？我們就來做一番平章吧。
詩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春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首句很多版本都作“昔人已乘黃鶴去”，這是很值得商榷的。因為如此一來，第四句“白雲千載空悠悠”就沒有着落了，也就是説前三句與第四句毫無關係。昔人已經乘着黃鶴昇天而去了，此地只剩下這座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再返回，白雲千載以來便空自悠悠。黃鶴昇天而去與白雲無關，黃鶴不是龍——“龍欲昇天須浮雲”，黃鶴昇天無須藉助白雲，為什麼要説“白雲千載空悠悠”呢？再説，不論是在昔人已乘黃鶴去之後，還是在昔人未乘黃鶴去之前，白雲都是同樣的悠悠。為什麼非要説昔人已乘黃鶴去之後，白雲就空悠悠了呢？難道它以前就不悠悠嗎？個人看來，這是不合情理的。
其實，第三句“黃鶴一去不復返”的黃鶴是一位傳説中的得道仙人，也就是首句的“昔人”。前四句的意思可以理解為，昔日那位傳説中名叫黃鶴的得道仙人已經乘着白雲昇天而去了，此地只剩下這座因其人而取名的黃鶴樓了。得道仙人黃鶴一去之後不再返回，因而也就再沒有人乘白雲昇天了，故從那之後千載以來的白雲就沒有用了，只能空自悠悠了。這樣解釋，是不是更合情合理合邏輯？
首句作“昔人已乘白雲去”，其實也是有版本依據的。唐人芮挺章編選的《國秀集》、唐人殷蹯編選的 《河嶽英靈集》、唐人韋莊編選的 《又玄集》，都選了崔顥的《黃鶴樓》，首句均作“昔人已乘白雲去”。宋人計有功的《唐詩紀事》、宋人周弼編選的《三體唐詩》、元人楊士弘(一作宏)編選的《唐音》，首句亦作“昔人已乘白雲去”。
從現存的版本來看，將“昔人已乘白雲去”改為“昔人已乘黃鶴去”始於金代元好問編選的《唐詩鼓吹》。之後，明代高棅編選的《唐詩品彙》、明代唐汝詢編選的《唐詩解》，以至清代沈德潛編選的《唐詩別裁集》、清代蘅塘退士孫洙編選的《唐詩三百首》等，均作“昔人已乘黃鶴去”。《唐詩解》還在首句下注“黃鶴，諸本多作白雲，非”，卻沒有説為什麼“非”？
文學批評家金聖嘆不僅認為作“白雲”大謬，而且還闡述了大謬的原因：“使昔人若乘白雲，則此樓何故乃名黃鶴？”假使首句作“昔人已乘白雲去”，那這樓為什麼取名叫黃鶴樓呢？它應該取名叫白雲樓才是啊。如果首句不改，次句就得改為“此地空餘白雲樓”，而改次句顯然不對，於是就得把首句改為“昔人已乘黃鶴去”。金聖嘆還反問道：且“白雲”既是“昔人”乘去，而至今尚見“悠悠”，世則豈有千載白雲耶？是啊，既然“白雲”已經被“昔人”乘去了，那為什麼千載以來世上還有悠悠白雲呢？
其實不然，“昔人”雖然“已乘白雲去”，但他只乘去了一朵白雲，並非把所有的白雲都乘去了。因此，千載以來，世上仍然可以有“白雲千載空悠悠”。金聖嘆雖然錯了，但很可敬，因為他把自己的觀點和理由説得清清楚楚，而不是籠而統之、大而擴之，含糊其辭。
由此可見，之所以有人把“昔人已乘白雲去”改為“昔人已乘黃鶴去”，是因為不知道“黃鶴”是人名，而以為“黃鶴”是一般意義上的禽名。這樣一來，“昔人已乘白雲去”和“此地空餘黃鶴樓”就毫無關係、兩不搭界了。
説“黃鶴”是人名，還有什麼進一步根據？唐代韋莊編選的《又玄集》注曰：“黃鶴乃人名也。”這個註釋非常重要，它提醒讀者不要把這裏的“黃鶴”當成一般意義上的禽名。
元代吳師道在《吳禮部詩話》中進一步指出，“黃鶴乃人名也”，這是作者崔顥在詩題下的自注。而且，黃鶴樓之得名，並非緣於費文褘登仙駕鶴於此，亦非緣於子安乘黃鶴過此。南宋理學家張栻認為黃鶴樓是因為黃鶴山而得名，其實黃鶴山或許是因黃鶴這個仙人而得名的。吳師道還引用資料佐證，李邕的《嶽麓寺碑》落款為“江夏黃仙鶴刻”，李邕喜歡自己書寫自己刻碑，“黃仙鶴”這個名字很可能是李邕自己假託的，但從中可以看出黃鶴仙人的傳説由來已久。
之所以要花費這麼大的氣力來考證版本，是因為文本正確乃閲讀經典之前提。有人也許要問，把正確的文本列出來不就行了麼？為什麼還要進行一番較真呢？這是因為，錯誤文本的影響已經很大很普遍，不少人已經以非為是了。如果不加以辯證闡釋，讀者難免會以為是我們的文本錯了。
《黃鶴樓》的前四句是憑今弔古，第五句第六句則是瞻視眼前：“晴川歷歷漢陽樹，春草萋萋鸚鵡洲。”許多譯註鑑賞本都把這兩句分開解釋，其實這兩句也是互文見義，應當合起來解説：晴朗的天空下，江天一色，漢陽和鸚鵡洲上茂盛的樹木和春草都清晰可見。
“晴川”就是晴朗天空下的江面；“歷歷”是清晰分明的意思；“漢陽”在武昌西北，與黃鶴樓隔江相望。至於“春草萋萋”，唐代芮挺章編選的《國秀集》作“春草青青”，其他唐宋選本多作“春草萋萋”，從金代元好問編選的《唐詩鼓吹》以後，大多改為“芳草萋萋”。“芳”即香草，多有雅美之義，而此處沒有這種意義，故當以“春草萋萋”為正。“春”有點明時令的作用，春天是草木生長最快最旺盛的時候。“鸚鵡洲”在黃鶴樓東北的長江江流之中，傳説東漢末年，黃祖殺禰衡，葬於洲上，禰衡曾作過《鸚鵡賦》，洲因此而得名。
如果把這兩句分開解釋，那看得清晰分明的就只有“漢陽樹”而沒有“鸚鵡洲”了。其實，二者都看得分明。而且，漢陽不能只有樹沒有草，鸚鵡洲也不能只有草而沒有樹。鸚鵡洲上的春草茂盛，漢陽的樹同樣茂盛。
再來看該詩的最後兩句話：“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意思是説：時間漸漸推移，不知不覺之間太陽已經下山，夜幕已經降臨了，剛才晴朗天空下的江面已是暮靄沉沉，遠近一片迷茫。可是，自己的家鄉在哪裏呢？看着江上瀰漫的煙波，真是使人愁緒難遣。
“深刻”與“渺小”
崔詩排第一，李白仿古人？
那麼，崔顥《黃鶴樓》與李白的《鳳凰台》相比，究竟如何呢？前人評述夥矣，然大多語焉不詳。例如，南宋詩論家、詩人嚴羽只説“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顥《黃鶴樓》為第一”，卻沒有解釋為什麼“第一”。清代詩人沈德潛贊其“意得象先，神行語外，縱筆寫去，遂擅千古之奇”，卻沒有講如何“意得象先，神行語外”。清代著名文學家紀曉嵐也只是説“此詩不可及者，在意境寬然有餘”，卻沒有説什麼意境，如何“寬然有餘”？
明代瞿佑的闡述還算清楚：崔顥題黃鶴樓，太白過之不更作。時人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譏。及登鳳凰台作詩，可謂十倍曹丕矣。蓋顥結句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而太白結句雲：“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愛君憂國之意，遠過鄉關之念，善佔地步矣！然太白別有“捶研討會黃鶴樓”之句，其於顥未嘗不耿耿也。
深究瞿佑的觀點可以發現，他認為李白的《鳳凰台》遠遠超過崔顥的《黃鶴樓》，簡直就像諸葛亮的才能十倍於曹丕一樣。其中的關鍵在結尾兩句，李白結尾的“愛君憂國之意”，遠勝過崔顥結尾的“鄉關之念”。這個論點，對後世影響很大。
其實，崔顥詩的結尾並非簡單的“鄉關之念”，更不是“為一身一己的歸宿而愁”。崔顥是以“鄉關”比喻人生的歸宿——生活的歸宿，思想的歸宿；政治的歸宿，信仰的歸宿；形骸的歸宿，靈魂的歸宿。這是人生最大的哲學問題，是詩人在為整個人類的終極歸宿而愁。這樣的作品難道不夠深刻嗎？相比之下，李白的愁就顯得渺小了，他更多的是在為自己的“不得見用而愁”。
另外，崔顥全詩都在探討人生的歸宿問題。前四句是説：昔人黃鶴修仙得道、乘雲昇天並非人生的歸宿，那隻不過是虛無的傳説而已。因為如果黃鶴真的成仙了，他怎麼會一去不復返呢？詩人分明是在告訴後人，請不要迷信乘雲昇天的黃鶴哥，哥只是一個美麗的傳説。如果後人可以效法，為什麼千載以來再也沒有人像黃鶴那樣乘雲而去，致使“白雲千載空悠悠”呢？
既然得道昇天不行，那人類能否像漢陽和鸚鵡洲上的草木那樣萋萋生長、自生自滅呢？當然也不行，因為人是有思想的，不能像草木那樣無憂無慮、無情無義。正如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所説：“人是一根有思想的蘆葦。”人類肉身的生命雖然像蘆葦一樣脆弱，似乎宇宙間任何東西都能置人於死地，但人類自信自己比宇宙間任何東西都高貴得多，因為人有能思想的靈魂。
探索人生歸宿的兩條路都行不通，這才發出了“日暮鄉關何處是”的疑問，才有了“煙波江上使人愁”的慨嘆。這裏的“日暮”，既是自然的“日暮”，也是人生的“日暮”。從“晴川”到“日暮”，詩人探索的結果猶如“江上”“煙波”，不知“鄉關何處”。人生不再，歸宿不知，此情此景，愁何以堪？這也是古今哲人共同的悲愁，正所謂“萬古到今同此恨”。
創新是衡量文學作品最重要的標準，因襲的東西往往價值受限，哪怕是“陽貨無心，貌類孔子”。崔顥的《黃鶴樓》不僅主題深刻、立意高遠、通篇渾成，而且結尾兩句的比興都是獨創的、全新的、前無古人的。
嚴格來看，李白《鳳凰台》的結尾兩句卻是因襲的。英國唯美主義藝術運動的倡導者奧斯卡·王爾德説：第一個用花來比喻女人的是天才，第二個用花來比喻女人的是庸才，第三個用花來比喻女人的是蠢才。我們來看看李白《鳳凰台》結尾兩句的比喻是什麼“才”呢？
在戰國屈原、戰國宋玉、西漢陸賈、西漢劉安、東漢孔融等人的作品中，類似“雲容容兮而在下，日窈冥兮羌晝晦”“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的詩詞比比皆是。可見，以浮雲蔽日來比喻奸臣當道，已經是一個老掉牙的比喻了。套用王爾德的話來説，李白不知道是第幾個“用花來比喻女人的”什麼“才”了……
綜上所述，崔顥的《黃鶴樓》是不是算得上七律中的“第一”，而李白的《登金陵鳳凰台》是否可稱為仿擬之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