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稱得上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幾個有頭腦的改革者之一。為了改革,他殫精竭慮,恪盡職守,但最終卻弄得身心交瘁,眾叛親離。這不能歸罪於他制定的新法,實際上它們都是利國利民的舉措,只是在執行過程中完全走了樣兒,結果是老百姓沒有得到實惠,還激起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強烈反對。這次變法的失敗不僅是王安石個人的悲劇,最大的遺憾是宋王朝失去了一個可以強大起來的機會。
皇帝家事
宋英宗雖然以宗室之子的身份繼示了大統,但他身體虛弱,即位之初就得了一場大病,不得不由曹太后垂簾聽政。也許是因為疾病的關係,英宗行事有些乖張,得罪了一些宦官,他們就不停地在太后面前説皇帝的壞話。英宗不是太后親生的感情本來就有些淡薄,加上有人挑撥,彼此的關係就越發緊張。
為了調解皇帝與太后之間的矛盾,韓琦和歐陽修勸先這個勸那個,不知費了多少口舌。
韓琦、歐陽修來見太后,太后一邊流淚,一邊訴説自己的委屈:“老身已經無法容忍了,你們一定給我做主啊！”
韓琦連忙勸道:“皇上有病,所以才這樣。一旦病好了,必然不會這樣。兒子有病，當母親的還有什麼不能容忍的呢？”
回過頭來見到英宗時,剛一提到太后,英宗就冷冷地説:“太后對我沒有什麼恩德可言。”韓琦又勸慰道:“父母慈愛而子孝,這是很常見的事情,沒有什麼可以稱道的。只有父母不慈愛,而子卻不失孝道,那才是真正可稱道的。只恐怕陛下有些事情做得還不夠,不能説父母不夠慈愛。”
韓琦又告訴皇帝,在他被立為太子這件事情上,太后出了很大的力氣,這個大恩是不可忘懷的。只要對太后表示尊重,雙方的不和就會煙消雲散。
從此後,皇帝和太后的緊張關係緩和下來,逐漸變得融洽起來。治平元年(1064)五月,英宗的病好了,在韓琦的勸説下,曹太后很爽快地撤簾還宮,把政事移交給皇帝。
編著史書
英宗親政後,表現出了一個有為之君的風範,處理政務非常認真。每當輔臣奏事。他都詳細地詢問事情始末。他還接受歐陽修的進諫,廣泛招攬文學之士。韓琦、歐陽修等人舉薦了 20 人作為館閣之職的候選,英宗下令全都招來應試。韓琦覺得選的人太多了,英宗説:“我既然要你們舉薦,為的就是從中選賢,豈能嫌多?”
治平元年,諫議大夫司馬光寫成了一部《歷年圖》進呈給英宗,皇帝大加讚賞。治平三年(1066),司馬光又寫成《通志》,英宗對此予以充分肯定,支持他自己選聘助手組織編寫歷代羣臣事蹟,下詔將修書局設立在藏書最集中的崇文院內,還恩准他可以隨時借閲皇家典藏,並劃撥專款,供給修書局人員水果,糕點,並調宦官為其服務。為了報答英宗皇帝的知遇之恩,司馬光此後就把全部精力都貢獻給了史書的編纂。
司馬光自幼聰敏好學,非常喜歡讀《左傳》,常常手不釋卷,忘記飢渴。七歲時,他就能夠熟練地背誦《左傳》,還能把那兩百多年的歷史梗概講述得清清楚楚。
有一次,他跟小夥伴們在園中玩耍,有個小孩一不小心掉進一口大水缸裏。別的孩子一見出了事,全都嚇跑了,司馬光卻急中生智,從地上撿起一塊大石頭，使勁向水缸砸去。水缸破了,缸裏的水流了出來,那個掉進缸裏的小孩得救了。這件小事使司馬光一下子名聲大噪,東京和洛陽有人把這件事畫成圖畫,廣泛流傳。
寶元元年（1038)，年僅 20歲的司馬光考中進士甲科,被任命為奉禮郎。當時他父親在杭州做官,為了便於奉養雙親,他要求改任蘇州判官。後來,他又出任幷州通判。那裏有大片良田,經常遭到西夏人的蠶食,司馬光就向他的上司龐籍建議道:“修築兩個城堡來控制西夏人,然後招募百姓來這裏耕種。種田人多了,糧價就會便宜下來,還可以免除遠路運糧的困難。”
龐籍聽從了他的建議，就派郭恩去辦理此事。這個郭恩是個莽漢，帶領部隊連夜過河,不注意設防,結果被西夏人消滅個精光.龐籍因此丟了官,司馬光過意不去,連續三次上書朝廷自責，並要求辭職。龐籍死後，司馬光像對待自己的母親一樣拜見龐籍的妻子,撫養龐籍的兒子就像撫養自己的親兄弟一樣。
嘉祐年間，司馬光擔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官，有機會接觸到大量宮中藏書。當他看到那浩如煙海的史籍時，不禁產生了一個想法：一個人就是一輩子也看不完這些史書，為什麼不能編寫出一本簡明扼要的通史，讀了之後就能瞭解幾千年歷史的興衰得失呢？他的這個想法得了史學家劉恕的贊同，後來又得到了宋英宗的支持，於是這項浩大的編撰工程就啓動了。
濮王之議
英宗親政後不久,就下了一道詔書,要求禮官和待制以上的官員,集體商議一下如何給皇帝已經故去的生父濮安懿王以及他的幾位夫人訂立名分。
接到詔書後,翰林院學士王珪首先建議,按照先朝慣例,追贈濮王高官,幾位夫人都封為太夫人。英宗對這個建議不滿意，又下令以中書省的名義,對這件事情重新商議。
英宗的心思大臣們不難猜測出來,他是想給去世的父王加上皇帝的尊號。但這樣做不僅不合禮儀，還會出現一位皇帝兩位父皇的尷尬情形,勢必被後人恥笑。於是,王珪就想出一個折中方案,既然濮王是宋仁宗的兄長,而英宗繼承的是仁宗的皇位,那麼就把仁宗稱為皇父,把濮王稱為皇伯。
這個建議一出籠,立刻遭到歐陽修等人的強烈反對,他們説自古以來,還沒有稱自己的生父為“伯”的。歐陽修、韓琦等掌握實權的大臣們,考慮的問題比較現實,既然仁宗皇帝已經死了,將英宗的生父稱為皇考也無妨,再説這樣做也符合人之常情。
司馬光等人則堅持傳統習慣,認為濮王只能稱皇伯。呂誨等御史更是口氣強硬，認為禮儀必須恪守,還大罵歐陽修,韓琦是勢利小人,應該處以極刑。
治平二年(1065)八月,東京開封下了一場大暴雨,英宗讓人打開西華門泄水,沒想到大水奔湧而出,將待衞居住的一排營房全部沖垮,淹死了不少士卒和馬匹。大水退後,心懷內疚的英宗頒佈罪己詔,將災害的責任攬到自己頭上。
藉着皇帝責己求言的機會,司馬光上書英宗:“為人後嗣的就是兒子,不應當顧忌私親。濮王應按照成例,稱為皇伯。”這個意見得到了御史們的支持,卻讓皇帝很鬱悶。
太后懿旨
治平二年冬至這一天,宋英宗舉行了即位以後的首次郊祭大典。呂誨趁機再一次要求討論濮王的地位問題,英宗沒有答覆。此後,呂誨連續上了十一道奏疏,都如泥牛入海一樣音訊全無。呂誨實在忍耐不住了,就要求解除自己監察御史的職務,皇帝也不批准。於是,他就聯合御史範純仁、呂大防等人,一同彈劾全體宰執官員。
以韓琦、歐陽修為首的宰執們一直堅持稱“皇考”,與司馬光、呂誨等人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太后聞訊,親自下了一道詔書,嚴厲指責了韓琦等人。英宗希望能給自己的生父戴上皇帝的桂冠,但他又不能不顧及朝中的議論,而且皇太后一發話,形勢的發展明顯對自己不利,於是英宗不得不決定暫緩討論此事。
治平三年正月裏的一天,英宗忽然召集中書大臣到垂拱殿議事,當時韓琦正在家中祭祀,皇帝也把他召來了。英宗當場決定稱濮王為皇考,由歐陽修執筆寫了兩份詔書,一份交給皇上,另一份送給太后。過了兩天,太后派來一名宦官,送來一份封好的文書。韓琦、歐陽修等人打開文書一看,不覺相視而笑,這份文書正是歐陽修起草的詔書,太后一字未動,卻多了太后的簽押。
曹太后一直與英宗不和,怎麼會不顧朝廷禮儀和羣臣的反對,下這樣一道詔書呢?呂誨聲稱這是韓琦等人利用太后身邊的宦官,説動了太后。事實未必如此,曹太后是個頗識大體的人,很有政治頭腦,自己完全可以做出這樣的決斷。有了太后的這道懿旨,皇帝便下詔停止這場持續了 18 個月的爭論。不過,他還是按照太后的旨意,沒有把生父稱為“皇考”,只是稱“親”,將其墳塋設為陵園,在園中建廟,以便子孫祭祀。英宗這樣做實際上已經把生父擺到了與仁宗皇帝並列的位置上。
消息傳出,呂誨,範純仁、呂大防一齊罷職回家,以示抗議。隨後,這三個人都被貶出京師,但英宗心中還是有些過意不去,特地囑咐左右:“不宜責之太重。”
力排眾議
治平四年(1067),只當了四年皇帝的朱英宗病死了,太子趙頊即位,就是宋神宗。宋神宗即位的時候才 20歲,血氣方剛,看到國家如此不景氣,就有心來一番改革,可是他身邊的人都是前朝老臣,一個個暮氣沉沉的,神宗就想找一個得力的助手。
宋神宗當太子時就喜歡讀《韓非子》,對法家“富國強兵”之術頻感興趣。他還説過王安石的萬言書，對他的理財治國思想非常讚賞。在他身邊任職的官員韓維、孫永等人,都是王安石的崇拜者,他們經常在趙項面前談論強國之道,而每當趙項加以讚賞時，他們就會説:“這些道理都是王安石説的。”一來二去，王安石就在趙頊的心目中留下一個極其美好的印象。趙頊即位後剛兩個月,就下詔讓王安石進京。
一見到王安石的面,神宗就問他:“要治理好國家，你看該從哪兒着手？”
王安石從容不迫地答道:“先改革舊的法度,然後建立新的法度。”
王安石此言正中宋神宗的下懷,他要王安石把他的改革意見詳細地寫出來。王安石早已胸有成竹，當天晚上就寫了一道奏章，第二天送給神宗。宋神宗一連看了好幾遍,大加讚賞,認為寫得既精彩又全面,對他越發信任。
宋神宗有意重用王安石,先是讓他出任江寧知府,不久又召他進京,擔任翰林學士兼侍講。
神宗對王安石的器重，引起了在朝老臣的不滿。宰相韓琦已經執政三朝，此時本應輔佐新帝,卻堅決辭去相位。神宗問他:“卿去後,國事交給誰合適？王安石怎麼樣？”
韓琦説:“王安石做翰林學士才能有餘,做輔弼之臣卻不行。”
元老重臣富弼辭去相位時，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而推薦了文彥博。除了老臣外,當朝大臣如參知政事吳奎,御史中丞呂誨等人,也都反對王安石為相。對於這些反對意見,神宗或不予回答,或漠然置之。熙寧二年(1069)二月,宋神宗力排眾議,任命王安石為參政知事(副宰相)。王安石奏請宋神宗批准,設立了一個指導制定新法的機構,起用了一大批年輕官員。第二年,宋神宗再次提拔王安石為中書門下平難事(辛相),變法正式開始。
痛懲奸惡
在王安石的主持下,先後制定了農田水利法,青苗法、均輸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馬法、方田均税法,總稱新法。王安石又任命四十多人擔任提舉官,分派他們到各地去推行新法。
熙寧四年(1071),曾鞏出任齊州(治所在今濟南)知州,正趕上王安有派出的提舉官到了齊州。曾鞏和王安石私交很好,主安石成名前,還是曾鞏把他引見給了歐陰修。如今王安石實行變法,曾鞏一方面積極支持,協助提舉官推行新法,一方面嚴禁提舉官擾民。提舉官有時提點兒額外要求,曾鞏也不答應,結果新法在齊州推行得很順利。
曾鞏任齊州知州期間,痛懲奸惡,誅除盜寇,安撫良民,受到當地百姓的廣泛稱道。
曲堤有家姓周的大户，是當地的首富。周家的兒子周高是個橫行鄉里的混世魔王,殘殺平民,姦污婦女,無惡不作。因為他家有權貴撐腰,後台很硬,以前的州縣官吏沒人敢得罪他。曾鞏到任後,二話沒説就把周高及其幫兇逮捕歸案,依法治罪。
章丘有個匪徒團伙,人稱“霸王社”。這幫傢伙搶劫財物,殺人縱火,掘冢盜墓,劫獄奪因,老百姓對他們恨之入骨,紛紛要求官府嚴加懲治,遞上來的訴狀堆得像小山似的。曾鞏瞭解完情況後,決心狠狠地打擊這夥歹徒。
他首先抓了“霸王社”的三十多個小嘍囉,把他們全都發配到遠方。“霸王社”的歹徒們被他的威勢嚇倒了,一些頭目躲進了深山,一般成員再也不敢像往常那樣囂張了。
有個叫葛友的“霸王社”歹徒,他的名字早已被列進了緝捕名單。他躲在深山中藏了幾個月,擔心一家老小的吃喝,就硬着頭皮從山裏出來,到衙門投案自首。出乎他意料的是,曾鞏不但沒有殺他,還用酒肉招待他,讓他穿戴得齊齊整整,騎上高頭大馬,車上載着獎賞給他的金錢綢緞,由衙役們敲鑼打鼓地護送他遍遊四鄉。
這件事情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就傳進那些潛藏起來的“霸王社”的成員耳朵裏。他們聽説出山自首可以不坐牢,還有獎勵,一個個的心思都活了,不久就一批批地出山投案。就這樣,“霸王社”的“八千子弟”幾乎散光了,剩下的幾個“霸王”也陷入四面楚歌之中,“霸王社”的勢力轉眼間土崩瓦解,地力上又出現了安定局面。
力推新法
在王安石起用的年輕官員中，有一個叫沈括的。熙寧六年（1073），王安石推薦熟悉兩浙人事的沈括前往兩浙路(浙東、浙西,即今浙江及江蘇、安徽南部等地),代表朝廷視察新法的貫徹執行情況。
沈括所到之處,積極推行新法。在常州、潤州(今江蘇鎮江),他招募饑民興修水利。在蘇州、秀州(今浙江嘉興),他督促疏浚河道,深挖太湖一帶浜塘;在温州,台州(今浙江臨海),明州(今浙江寧波),他主持築堤圍田。在沈括的領導下,兩浙各地倒現了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的興旺景象。
沈括在巡視期間,發現自從方田均税法頒行以來,兩浙地區的官紳、地主紛紛來取對策應付。他們把農民的名字掛在自己佔有的大片田地上,隱匿、少報田產,逃避賦税和徭役。這種情況非常普遍,而且大多得到官府的庇護,內外勾結,上下串通。如果既懲辦犯法的官吏，又查處鄉紳富户,這些人必定會抱成一團,合力抗拒,以沈括的力量是很難對付的。
這可怎麼辦呢？沈括心生一計，便會同當地的轉運使發佈了一道命令，通告地主們限期補報真實的田產和户口。如果在限期內講清隱瞞、舞弊的事實，一概不予追究:如果不珍惜這次機會,繼續隱瞞抗拒,那就休怪官府不客氣。
這道命令一出,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們都害怕一旦露了馬腳,日後受到嚴懲,於是爭相自首。方田均税法就這樣巧妙地推行開了。
王安石的新法出台後，遭到了權貴們和保守勢力的激烈反對，而沈括用事實證明,新法可以推行,地方百姓也都樂於服從。
罷徵民車
王安石變法期間，西北邊境地區的防務情況大有好轉，但宋遼邊境的氣氛卻很緊張。邊關的將領擔心遼國的兵馬隨時會打進來，就請求皇上下詔,對民間的車輛實行登記，以備戰事爆發時緊急徵用。這麼一來立刻引起了百姓們的恐慌，以為戰火馬上就要燒到家門口，連自家的牛車官府都要徵收，再加上地方官吏乘機敲詐勒索,更是鬧得雞犬不寧,人心惶惶。朝廷中有很多人都在議論這件事,但誰也沒有認真思考過這裏邊有什麼問題。
有一天,宋神宗問沈括:“你知道登記民間車輛的事情嗎？”
“知道。”沈括答道。
“你看怎樣處理才好呢？”
“這要首先弄明白這些車子能在什麼地方使用。”
皇帝告訴沈括,遼國人打仗騎着高頭大馬,跟他們交手,不使用戰車就抵擋不住。沈括問清楚了皇帝的想法,就回答説:“古代所用的戰車是一種輕便的車輛,可以用各種技巧來駕馭,進退自如,速度很快。而現在民間所用的車輛多是用來拉貨載物的,體形龐大,而且是用牛拉的。一天從早到晚走不到 30 里路。老百姓稱這種車為‘太平車’,就是説它只能用於太平日子。打仗要是用它,只會給軍隊帶來麻煩。”
宋神宗聽了連連點頭，説道：“別人都沒有提到這些，看來朕得好好思考一下,再做決定。”第二天,徵調民間車輛的命令就被取消了。
勘界繪圖
熙寧六年(1073),遼國派大臣蕭禧來到東京,住進館驛就不肯走了,他要求宋朝把黃嵬山(今山西原平西南)—帶 30 裏的地方劃歸遼朝,並揚言道:“必須得到想要的東西,然後才能回去。”宋神宗派去談判的大臣明知蕭禧提出的是無理要求,卻沒法反駁他。於是，宋神宗就另派沈括去處理這件事情。
沈括不但辦事認真細緻,而且精通地理。他先到樞密院查閲過去的議定邊界的文件,發現宋遼兩國在最近簽訂的地書上,明明白白地寫着兩國應以古長城為界,離現在遼國想強佔的地方還有30裏左右。
沈括向宋神宗做了彙報,宋神宗非常高興地誇獎他道:“以前的大臣都不研究事情的本末,幾乎誤了國家大事。”
沈括拿出地圖送給蕭禧看,蕭禧這才無話可説。宋神宗賜給沈括白銀千兩,派他出使遼國。
出發前,沈括蒐集了許多地理資料,並且叫隨行的官員都背熟。到了遼都上京(在今內蒙古自治區巴林左旗南),遼朝派宰相楊益戒跟沈括談判邊界問題。談判一共進行了六次,遼方一點兒空子都鑽不到,只好不再索要黃嵬山之地而改要天池。
沈括帶着隨員從遼朝回來,一路上,每經過一個地方,他都把那裏的山谷河流、險要關口畫成地圖,還把當地的風俗人情調查得清清楚楚。回到東京後,他把這些資料整理起來,獻給宋神宗。宋神宗認為沈括立了功,拜他為翰林學士。
沈括十分重視地形勘察。有一次,宋神宗派他到定州(今河北定縣)去巡視。他假裝在那裏打獵,花了二十多天時間,詳細考察了定州邊境的地形,還用木屑和熔化的蠟捏製求一個立體模型。回到定州後,沈括讓木工根據他的模型,在木板上雕刻出木製的模型。
宋神宗對沈括畫的地圖和製作的地圖模型很感興趣,就讓他繪製一份全國地圖。後來,沈括被貶謫到隨州(今湖北隨縣),生活條件變得很困難,但是他堅持終制沒有畫完的地圖。經過長達12年的努力,沈括終於完成了當時最準確的一份全圖。後來,沈括被貶謫到隨州(今湖北隨縣),生活條件變得很困難,但是他堅持終國地圖——《天下郡國圖》。
辭官編書
王安石變法擁護者不少,但反對者更多,而且大多是當時很有名望的人物,比如司馬光、蘇軾等。
宋神宗即位後，提升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司馬光和王安石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彼此欣賞,但他們兩個人在思想方法上卻迥然不同。司馬光辦事縝密,沉穩持重,而王安石思想激進,敢於標新立異。
宋神宗當上皇帝不久,河北發生了旱災,國家財政出現緊張，執政大臣建議郊祭時不再賞賜財物。王安石認為,國家財政之所以緊張,那是因為沒有善於理財的人。司馬光説:“所謂善於理財，不過是增加苛捐雜税而已。”他們兩個人當着皇帝的面就爭論起來。
王安石做了宰相後,提出的一件件改革措施,司馬光沒有一件不反對的。有一次，司馬光向宋神宗提出要求取消青苗法,同時還以老朋友的身份,一連給王安石寫了三封信，責備他不該侵犯其他官員的職權,惹是生非,搜刮財富,還拒不接受別人的意見。
王安石很快就寫來了回信，對司馬光的責難逐條嚴加駁斥：受皇上之命改革法制，怎能説是侵犯別人職權；為國家辦事,怎能説是惹是生非;為天下理財怎能説是搜刮財富;駁斥錯誤的言論,怎能説拒絕意見。
司馬光見到回信,氣得要命,他知道自己根本説服不了王安石,而且對方還有皇帝撐腰,便提出辭呈,離開京城,來到洛陽,從此不再過問政事,關起門來編書。
宋神宗不接受司馬光的政治主張,但是對他編書卻十分支持。他親自為這本書起了個書名,就叫《資治通鑑》,併為之作序,冠於篇首。
蘇軾外放
熙寧二年,就在王安石準備推行新法的時候,蘇軾兄弟服完父喪回到京師，蘇軾被任命為開封府推官,這是一個職位很小的官,但他是個有自己主張的讀書人,
有了想法就會如鯁在喉,不吐不快。於是,他寫成了著名的《上神宗皇帝書》,呈給宋神宗。蘇軾認為變法不能急功近利,道德風俗才是維繫國家存亡的根本,這些論調與王安石的變法主張針鋒相對，令雄心勃勃的王安石十分惱火。
王安石不僅熱衷於改革,同時還從事學術研究,著有《三經新義》和《字説》。王安石是個傑出的文學家，卻不是個好的語言學家,他在《字説》中對漢字做了許多牽強附會的解釋。比如,在解釋“波”這個字的來源時,他説“波者,水之皮”。蘇軾見了不禁啞然失笑，就來了個滑稽的類比:“滑者水之骨。”這雖然是開玩笑,卻在不苟言笑的王安石看來,蘇軾這個人太過刻薄,對他的印象越來越壞。
王安石為了推行新法,就想改革科舉制度,廢除死記硬背的明經諸科,進士科不再考詩賦,專考經義和時務策。宋神宗覺得王安石走得太遠,不由得疑慮重重,這時候正好蘇軾上書反對這項改革措施，於是他立刻得到了皇帝的召見。蘇軾直言不諱地説:“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鋭。”宋神宗有些震驚,但表示他會認真考慮蘇軾的建議。王安石聽説後很不高興,明確表示反對讓蘇軾編修中書條例。
不久,朝廷委託蘇軾給國子監秋試出題,蘇軾出了一個題目,部分內容是:晉武帝因為專斷而平定東吳，而苻堅在伐晉的時候卻因為專斷而滅亡,春秋時齊桓公只信任管仲而稱霸,燕王噲卻因為只信任子之而導致敗亡,同樣專斷,為何有不同的結果呢？王安石看後,認為蘇軾是在影射自己,不禁勃然大怒,於是下令調查蘇軾兄弟。因為有傳言説他倆在運送父親靈柩回鄉的過程中偷運了私鹽,並拘捕了篙工水師進行訊問。後來查明此事為子虛烏有，蘇軾感覺到自己無法在朝廷上待下去了，就請求外放。宋神宗還算優待他,讓他到杭州擔任通判。
有這麼多人反對王安石的新法,這讓宋神宗心裏發虛,便把王安石找去,想聽聽他的意見。
自從變法開始後,王安石的耳朵裏就灌滿了反對的聲音。但他這個人性格倔強,只要他認準的事情,十頭老牛也拉不回頭,人們在背後都罵他“拗相公”。如今皇上問起變法的事,他還是像以往一樣不遮不掩地説:“陛下只要認真處理政事,就用不着害怕天變。祖宗留下的老規矩，本來就不是固定不變的。至於人們的議論，只要我們做的合乎道理,更用不着害怕了。”
宋神宗見王安石這麼堅決,信心也足了,繼續支持他變法。
小吏上疏
熙寧六年(1073)七月,河北鬧旱災,一連 10 個月沒有下雨,赤地千里。農民們連飯都吃不上了，可是各地官吏催逼災民交還按青苗法所貸的本息，很多人只得新鄉逃亡。
京城安上門的監門吏鄭俠得知這一情形,心急如焚,他知道王安石不聽勸,就備了一幅《流民圖》,同時寫成《論新法進流民圖確》。奏疏送到朝廷,卻沒有人背接收。鄭俠就假稱為秘密緊急邊報,直接送到了神宗皇帝的手上。鄭俠在上疏中懇請朝道罷除新法,並且信誓且旦地表示:“如果陛下罷除新法,10 日之內不下雨,就請把距拉到宣德門外斬首,以治臣欺君之罪。”
宋神宗反覆看了這幅《流民圖》,不禁長吁短嘆,晚上連覺都睡不着了。難道説真是新法弄得天怒人怨嗎？第二天,宋神宗下令發放常平倉糧,青苗法、免役法暫停追索,方田均税法和保甲法一起暫時停止執行。接着,他又下了一道“責躬詔”,向天下徵求直言。
説起來，這個鄭俠與王安石很有交情。王安石擔任參知政事後，就把鄭俠從秘書省校書郎提拔為光州(今河南省潢川縣)司法參軍,主管光州的民事和刑事案件。鄭俠對王安石充滿感激之情,一心報答他的知遇之恩。熙寧五年(1072)，鄭俠任職期滿,回京拜見王安石,他把自己所見如聞如實地講給王安石聽,直言不諱地告訴王安石,新法在各州縣施行過程中,確實給百姓造成了很大的困擾。王安石聽了,沒有作答。鄭俠離開後,曾多次寫信給王安石,希望他能改弦更張。王安石惱火了,就把他貶為監門小吏。鄭俠見王安石完全聽不進逆耳忠言,才直接上書皇帝。
説來也巧,就在宋神宗暫停新法後的第三天,京城周圍就下了一場大雨,輔政大臣入朝祝賀，神宗皇帝這才將鄭俠的畫和奏疏拿給他們看。直到這時候，人們才知道宋神宗為什麼會突然改主意了,而指責新法的聲浪頓時高漲起來。
王安石實行新法後，宋神宗的母親高太后就曾質問過他，新法本來是為了造福國家，為什麼會鬧得怨聲四起。神宗當時給她頂了回去:“實行新法對老百姓有利，絕不會給他們製造痛苦！”如今,他的想法開始動搖了。這時候,高太后又來到他面前,嘮嘮叨叨地説天下被王安石搞亂了,新法不停止非得出大亂子不可。
面對着來自各個方面的壓力,王安石只好上表請求去職,宋神宗也很無奈,想讓他留在京城出任太師、太傅一類的閒職。但王安石堅決要求到外地任官，於是宋神宗就讓他重回江寧當知府。
內部分裂
王安石雖然被迫離京,但他不想讓新法半途而廢,就推薦韓絳為宰相,由昌越卿輔佐他,繼續實施新法。
韓絳和昌惠卿都支持王安石變法,其中昌惠卿更受王安石倚重。昌惠卿子嘉祐蘭年(1057)考中進士,出任真州(今江蘇儀徵)推管,任期滿後回京述職遇到了王安石。他們兩個人一起談論經書,一起探討修身治國平天下,意見大多一致,於是成為志同道合的朋友。
王安石受命進行變法革新時,呂惠卿正在集賢館編修書籍,主安右向宋神宗極力舉薦昌惠卿:“呂惠卿的賢能,豈止是當世,即使是前代的諸儒也不能與他相比。能夠研學先王之道,又能在實際中加以運用,只有呂惠卿一個人能夠做到“後來王安石設置條例司,就安排呂惠卿在其中處理文書條令。王安石變法中所擬定的章奏法令，都出自昌惠卿的手筆。
司馬光向神宗指出,呂惠卿為人險巧乖滑,心術不正,他還寫了一封信給王安石。提醒他説:“阿諛獻媚的人,現在對您百依百順,言聽計從,而一旦您失去權勢,他一定會出賣您的。”王安石哪裏會相信司馬光的話,反倒認為他這是在挑撥他倆的關係。
王安石離職後,呂惠卿貫徹新法更加賣力,自己的地位也隨之愈加鞏圈。於是,他開始扶植自己的親信。鄭俠再次上疏,指斥呂惠卿朋比為奸,壅蔽上聽,參知政事馮京也屢次非議呂惠卿。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看不慣呂惠卿的獻媚嘴臉,竟當面羞辱他。如今的呂惠卿已是今非昔比,如何能咽得下這口氣,就將這三個人一同貶出京師。
王安石雖説與王安國政見不一,但畢竟是一奶同胞,就對呂惠卿產生了不滿。而這時的呂惠卿已經不肯買王安石的賬了,翻臉不認人,只要是能夠害王安石的事,無所不為。就這樣,改革派內部出現了嚴重的裂痕。
再次罷相
韓絳身為宰相,卻拿氣焰日益囂張的呂惠卿沒有辦法,於是強烈請求皇帝重新起用王安石。宋神宗也認為只有王安石,才能挽回局面,於是在熙寧八年(1075)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復職。
王安石回京後,呂惠卿不僅不協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處處設障礙。為了陷害王安石,他甚至把以前王安石寫給自己的私人信件翻出來。當時王安石對呂惠卿非常信任,便在信中寫下“不要讓皇上知道”的字樣。這顯然是犯了欺君之罪。幸好宋神宗沒有受昌惠卿的挑撥,反而將他貶出京城。
雖然趕走了一個呂惠卿,但變法派陣營已經分裂,而宋神宗也對變法有了自己的理解和打算,不再事事依靠王安石。熙寧九年(1076)六月,王安石的愛子王雱病逝。兒子早逝對王安石的打擊極大。就在這時候，一道彗星劃過夜空。在今人看來,這是正常的自然現象,而在當時人看來,這是不樣的預兆,讓人感到莫名的恐懼。宋神巖也害怕了,連忙召集大臣對朝政提意見。保守派人士又趁機大肆攻擊新法，王安有不由得心灰意冷,便再一次堅決求退。當年十月,王安石的相位第二次被罷兔了,他退居金陵,以詩書自娛,從此不問世事。
王安石晚年居住在江寧的半山圓中,深居簡出,經常信手寫下“福建子”這三個字。呂惠卿是福建泉州人,這“福建子”指的就是呂惠卿。王安石對他念念不忘,大概是深悔當初用人不當,為其所誤。
烏台詩案
王安石離開後,宋神宗並沒有放棄改革,他改年號為“元豐”,從幕後走到前台。親自主持變法。但是人們對新法還是異議不斷，這讓神宗非常惱火，就想嚴懲那些反對變法的官員。
元豐二年(1079)三月,蘇軾由徐州知州調任湖州知州。他照例寫了《湖州謝上表》,感謝皇恩浩蕩,其中也夾了幾句牢騷話，還把王安石引薦的新人稱為“新進”。一些所謂的新黨人士吹毛求疵,就對蘇軾進行攻擊。
蘇軾是當時的文壇領袖,他的詩詞天下傳誦,於是那幫傢伙就對蘇軾的詩句雞蛋裏挑骨頭。蘇軾有詩説“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他們就説這是指責青苗法的有名無實:蘇軾有詩説“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他們就説這是譏刺農田水利法難以成功;蘇軾有詩説“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他們就説這是譏刺鹽法過猶不及。蘇軾的《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一詩中有這樣兩句話:“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這本來是詠古檜的詩句,卻被他們別有用心地説成是用“蟄龍”影射皇帝。
宋神宗並不是個糊塗皇帝,並不相信這種牽強附會,但他也對蘇軾不滿,再加上那幫傢伙非要把蘇軾整倒不可，一個勁兒地上奏彈劾。於是,神宗就下令御史台進行查問。就這樣,蘇軾被從湖州任上拘捕進京,鋃鐺入獄。
這個案子本來極為簡單，但御史李定、舒亶等新黨人士想借此機會把反對派一網打盡,就把收藏蘇軾文字的司馬光、王詵、蘇轍、黃庭堅等 29 人都牽連進來,舒亶甚至奏請將蘇軾、司馬光等五人一律處死。
與此同時,也有很多人站出來為蘇軾説話。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對神宗説:“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語罪人。”宰相吳充直言道:“曹操那樣猜忌,還能容得下禰衡(漢末辭賦家,以狂傲著稱)，陛下怎麼就容不下一個蘇軾呢？”就連身患重病的曹皇后也出面為蘇軾説情，勸告神宗要愛惜人才。最難能可貴的是已經罷相的王安石，他與蘇軾有過不和,此刻卻毅然上書説:“哪裏有聖明之世殺才士的呢？”
在朝野上下一片呼籲聲中,在宋太祖“不殺士大夫”戒律下,宋神宗也不得不下詔將蘇軾從獄中放出來,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限住本地,不得隨便離開,無權簽署任何公文。
相逢一笑
元豐七年(1084),蘇軾又被轉到汝州(今河南臨汝)任團練副使,途中路過金陵,他前去拜訪了隱居在這裏的王安石。
當年王安石紅極一時,蘇軾卻很少登他的門,而如今他們兩個都成了落魄之人,蘇軾卻登門來訪,不禁讓主安石感慨萬分。他身着村野之人的服裝,騎着毛驢,興致勃勃地來到江邊親自迎接蘇軾。蘇軾也穿着村野之人的服裝來見,他笑着對王安石説:“我今天可是穿着村野之人的服裝來見丞相的。”
王安石笑着回答説:“禮儀難道是為我們這些人設的嗎？”
隨後他倆同遊蔣山(即鐘山),詩酒唱和,談禪説佛,不亦樂乎。王安石還邀請蘇軾也搬到金陵居住,以便兩人成為鄰居。蘇軾當時還在壯年,不想就此遠離塵世,於是作了一首《次荊公韻》,委婉地拒絕了王安石的邀請。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
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兩年後,王安石去世了,宋哲宗追贈他為太傅。蘇軾代皇帝擬了一份敕制文，高度評價了他的這位政敵兼詩友:“名望高於一時,學問貫穿千年。過人的智慧足夠實現他的理想,明晰的思想足以讓他的言論弘揚;光輝的文章足以美化萬物,高超的行為足以感動四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