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傳：
於漪，1929年2月7日生，江蘇鎮江人，1951年7月畢業於復旦大學教育系，196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上海市楊浦高級中學名譽校長。長期躬耕於中學語文教學事業，堅持教文育人，推動“人文性”寫入全國《語文課程標準》。主張教育思想和教學實踐同步創新，為推動全國基礎教育改革發展作出突出貢獻。榮獲“全國三八紅旗手”“全國先進工作者”“改革先鋒”“最美奮鬥者”等稱號。2019年9月獲“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
躬耕基礎教育事業70載，93歲高齡的“人民教育家”於漪每每談起孩子，談起和教育有關的一切，眼中總會綻放不一樣的光彩。
這份光彩，源自責任。“如果將人生比作一張單程票，孩子人生的每一站，都有權接受良好的教育。作為教師，任何一環都不能有絲毫懈怠。”於漪總覺得，自己的身上挑着千鈞重擔，“一個肩膀挑着學生的現在，一個肩膀挑着國家的未來”。
這份光彩，也是信仰的力量。1965年8月13日，於漪光榮地成為一名共產黨員。入黨審批通過那天，單位組織部門的一位前輩與她談話：“組織上入黨，當然要經過很多年的考驗，但思想上入黨更重要，因為思想上入黨是一輩子的事情！”
就是這句話，被於漪種在心裏，記了一輩子。春秋幾十載，她從未停止過對自己的叩問：你在這個崗位上工作，思想上入黨了沒有？你做事的出發點是什麼，最終目的又是什麼？
理想就在崗位上，信仰就在行動中——於漪始終如此要求自己。“一名共產黨員在任何崗位上，都應該是一面旗幟，要盡心盡力把工作做好，永遠向上、永遠進取！”
語文課要讓“躺在紙上的文字站起來”，觸動學生的精神成長
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在上海，大中小學正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最近一次登門造訪於漪，記者和她攀談時“求教”：於老師，若您今天還在給孩子們上課，您會給大家講什麼呢？
一串爽朗的笑聲中，於漪把話頭引到了她最親切、最擅長也最投入的語文教學領域。
“我自己是教語文的，讀了很多紅色文學經典。在波瀾壯闊的革命鬥爭中，無數先烈捨生忘死，付出了珍貴的生命。我自己讀得熱血沸騰，作為一名教師，我更有責任把他們身上所凝聚的中華民族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傳遞給下一代，為他們點亮生命燈火，照亮他們人生的前程。”於漪説。
教育界人人皆知，於漪上語文課是一絕。據不完全統計，於漪曾上過2000餘節公開課，用一句流行語來形容或許很貼切：“始終被模仿、從未被超越”。
曾有年過花甲的學生表示，只要一看到《文天祥傳》，思緒便會猛地拉回到課堂上：於漪老師飽含深情地講述文天祥帶着一顆赤誠的愛國心英勇就義的事蹟，字字泣血，歷歷在目。“回想高中三年，我覺得於老師教得最好的不僅是語文，還有做人。”
為什麼於漪的語文課會讓很多學生一輩子難忘？因為，她總能讓“躺在紙上的文字站起來”。
有一堂課，於漪記憶猶新。那還是多年前，她給學生們講解課文《七根火柴》。這篇課文講的是紅軍長征途中，一位生命垂危的紅軍戰士把黨證和夾在黨證裏的七根焦乾的火柴交給戰友，請他轉交給黨組織的故事。課文中有這樣一段描寫：“他的眼睛模糊了。遠處的樹、近處的草，那濕漉漉的衣服、那雙緊閉的眼睛……一切都像整個草地一樣，霧濛濛的，只有那隻手是清晰的，它高高地擎着，像一隻路標，筆直地指向長征部隊前進的方向……”
於漪讓孩子們帶着問題閲讀經典，激發了大家的深度思考。有一位學生在課堂上“突然”求教：“老師，同一個人看事物，怎麼可能既清晰又模糊呢？是不是寫錯了？”於漪靈機一動，以話劇舞台為例分享她的見解：這就像在舞台上，周圍都熄燈了，只留下中央的一束光，這個特寫鏡頭就此定格，聚焦在這位無名戰士捨生忘死的精神之上……上完這節課，這名學生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回家後情不自禁找出火柴細細端詳，還洋洋灑灑地寫了一篇情真意切的作文。
“《七根火柴》那節課，不僅是教學生語文，也在傳遞愛國主義精神。”在於漪看來，語文課是一門直指人心的課程，所藴含的“人文性”使它區別於其它學科。“語文課與人的學術素養、思想品格、氣度胸懷緊密聯繫在一起。語言是文化的深層代碼，折射出民族的精神和氣節。”
一堂課讓學生終身難忘，背後究竟有什麼“魔法”？於漪坦率地説，一名教師不可能奢求每一節課都讓學生永生難忘，但“必須要讓一些課能夠觸動學生的精神成長。”
於漪的課堂，追求“三動”境界：動聽、動情、動心。在她看來，授課技巧是其次，授課內容要打動學生，教師首先要打動自己，不能以局外人的態度冷眼旁觀，要全身心投入其中，用生命歌唱。“頂頂重要的是，教師要學會引導學生思考，讓學生成為課堂的‘發光體’。”
基礎教育階段的培養，要做到有教無類的悉心澆灌
把國家的需要和個人事業緊緊聯繫在一起，對於漪而言，是發自內心的行為，是一種信仰。
這是於漪的一段自述：“我生於長於一個風雨如磐的年代。‘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日本侵略者鐵蹄長驅直入，家鄉危在旦夕，我就讀的薛家巷小學即將解散。”
經歷過抗戰烽火，目睹積貧積弱的舊中國，於漪在鎮江中學讀高中，校訓“一切為民族”深埋進她的心裏。1951年，於漪從復旦大學教育學專業畢業，成為一名教師，最初教歷史。一年半後，黨支部書記找她，説學校語文組缺少教師，希望她“轉行”。於漪一口答應，“黨要我們做啥，我們就做啥。邊學邊幹，邊幹邊學。”
“半路出家”教語文，於漪攢着一股子勁扎進其中，靠自學啃完大學中文系課程，對照德國、美國的語言學書籍不斷豐富知識圖譜，日復一日打磨出屬於自己的教學風格。上世紀60年代，憑藉出色的課堂教學改革，她成為上海語文教育界的一面旗幟。
“我一輩子從事基礎教育，這份事業看起來平凡，實際上非常不平凡。”用於漪的話説，當一名中小學老師，一定要做好一個思想準備，“要甘於成為一名地下工作者”。因為基礎教育尤其是低年級學段，老師的工作成效並非立竿見影的，也無法簡單地用升學率衡量。
也正因此，這些年，於漪每每和年輕老師交心，都會講到老師這份職業的特殊性：基礎教育是塑造靈魂的工作。很多時候“它是看不見的”，但作為教師，絕不能有絲毫懈怠，“一個老師教得好不好，對學生影響幾何，將來就會體現在學生身上，學生心中也自有一杆秤。”
於漪的這番感言，實則藴藏着她對基礎教育的深刻理解。我國基礎教育體量龐大，涉及一億多名學生，關乎每一名孩子的素質，具有非同一般的戰略意義。“對一個老師來説，教出幾個好學生不是難事，難就難在，要把每個孩子都教好。”
身為黨員教師，於漪始終認為，基礎教育階段的培養，要做到有教無類的悉心澆灌，“不僅要文明其精神、提升學生的科學文化素養，還要野蠻其體魄，讓學生健康成長。特別要教會學生做人，做一個內心富足、有是非觀，且對國家社會有貢獻的人。”
“孩子交到我手裏，這是對我極大的信賴。我要對得起國家，對得起老百姓，對得起孩子，也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於漪説。
萬紫千紅才是春，哪怕是一棵小草也能裝點江山
時代在變化，教育也面臨着新的課題和挑戰。這些年，有不少教師、學生以及學生家長在造訪於漪時，也會帶去自己的困惑，向這位睿智的教育家求教。
“焦慮”，是於漪聽到比較多的詞。在學業競爭壓力下，孩子焦慮、家長焦慮，老師也焦慮。而在於漪眼裏，氾濫的教育焦慮，其實來自於認知偏差。“我們很多家長，包括老師對教育的認識不足，存在誤區。”
究竟什麼是好的教育？於漪説：“好的教育不是給孩子打分，而是打好做人的基礎，在學到科學文化知識的同時保持健康的身心，孩子在原來的基礎上得到充分發展。”如今很多家長因為孩子的分數焦慮，可於漪想説：“沒有一張考卷可以考出人的綜合素質。”
在她眼中，每一個孩子都是寶貝——不僅是家庭的寶貝，也是國家的寶貝。每一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松樹就是松樹，柏樹就是柏樹，香樟就是香樟。我們現在的教育之所以讓人焦慮，就是因為總是拿一把尺子量人、用一刀切的評價。但是松樹不可能發出香樟的味道，香樟也不可能像柏樹那樣挺拔、像楊柳那樣婀娜飄逸。”
都説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於漪説：“走進一座大花園，萬紫千紅才是春啊！哪怕我是一棵小草，也完全不必自卑，一棵小草也能夠裝點江山!”
“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與兩個因素息息相關，一是經濟的發展程度，另一個就是國民的文明素質。今天的基礎教育實際上是為我們的國民素質提升奠基。”多少年來，不管在哪個崗位，於漪的師者初心從未改變：教育是一項塑造靈魂的事業。看似平凡和瑣碎的工作，與國家的盛衰、人民的幸福血肉相連，休慼與共。“我乾的是一項偉大的事業，她值得我全身心投入，用生命歌唱！”
作者：樊麗萍 吳金嬌
圖片：張挺
編輯：吳金嬌
責任編輯：樊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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