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國德薄而位尊、力弱而謀強,卻淪為笑柄,這是春秋弱國的悲哀
宋國可以説是周王室分封下最特殊的諸侯國。剛開始,周王室從殷商手中奪得天下後,首先要面對的難題,就是如何安撫商人舊部,讓其認同周王室的統治。
對於早期力量不足的周王室來説,沒有什麼策略比保留商族王室“以商治商”,更能安撫前朝舊部了。因此,商紂王的兒子武庚被順理成章地留在了殷商舊地。
然而,要商人就此歸順,僅僅靠道義上的安撫和無條件的信任,是遠遠不夠的。對此,周王室做了周密的規劃,即將商人舊土分為三個部分,將其中兩部分交給周武王弟弟管叔和蔡叔,以便從東、南兩個方向監視殷商舊族。
周天子畫像
這種佈局可以説萬無一失,遺憾的是人算不如天算,周武王的早逝和繼任周成王的年幼,讓整合沒多久的殷商政治力量蠢蠢欲動。更嚴峻的情況是,原本作為監視者的管叔、蔡叔亦與商人達成同盟,共同發難,由此爆發了“三監之亂”。
這場叛亂最終由周公東征而平息,卻讓周王室的地緣格局發生了新的變動,由此誕生了一個新興的諸侯國——宋國。
宋國德薄位尊、力弱謀強、志高才低、氣小舉重,只能徒留笑柄
經此波折而建立的宋國,可以説從一開始就帶有很強的目的性。作為前朝殷商後代的宋國,卻受到了周王室無限優待和尊榮。
春秋初期的諸侯國
在政治上,宋國被授予了最高爵位——公爵,超過了與周王室關係密切的齊、晉、燕等國;在外交上,宋國沒有被視為周王室的臣子,而是被看作是平等的尊客;在領土上,宋國地處黃淮平原,土地肥沃,水網密佈,氣候温暖濕潤,是非常富饒農耕之地,而且宋國疆域並非我們想象中的那麼狹窄,而是有一定的面積:疆域達今河南東部、江蘇西部、安徽北部、山東南部,跨豫、兗二州。
正是這些資本,讓宋國在春秋時期一度十分活躍,他們積極地參與各項外交事務,甚至一度妄想稱霸。
齊桓公去世後,中原又陷入羣龍無首的混亂局面。宋襄公雄心勃勃,妄想繼承齊桓公的霸業,甚至不惜和真正的霸主楚國一戰。在宋楚“泓水之戰”中,宋襄公兵敗,讓宋國的真實國力暴露無遺。對於宋襄公的失敗,後人多以其迷信仁義、沒有對楚國“半渡而擊”為主要原因。
宋襄公的失敗,固然是由於他未能相機變通,但根本原因是宋的國力不足,其領地無險可守,宋又是商的後裔,如何能得到姬姓諸侯的擁護?
《東周列國·春秋篇》齊桓公劇照
如果我們全景觀察宋國所處的地理位置,雖然其仍佔據中原一席之地,但是我們可以發現這是一塊幾乎一馬平川的土地,這注定是一個四面受敵而無險可守之地。
如果説山地之難在於攻,那麼平原之難在於守。宋國所分封之地河南防禦性不足,這就是周王室對殷商舊勢力作出的最優防備安排,也是宋國最大的地緣短板,使得宋國富而不強,雖大卻弱,沒有保衞自己財富的能力,也就意味着宋國沒有逐鹿中原的可能,只有附庸霸主的命。
正因這樣糟糕的地緣,可以説一開始宋國就沒有與楚國爭霸的可能,無論“泓水之戰”是輸是贏。所以,宋國有識之士子魚才會在宋楚爭盟之時就憂心忡忡,以為宋禍不可免——子魚看出了“小國大志”是最危險的。
宋國豐富的物質資源、無山地的大平原、四通八達的地理位置,讓它成為霸主之間對抗的焦點。宋國必然成為霸主籠絡的對象,故宋國一切資本無不是建立在“附庸”上的,所以只有當週王室中央政權強盛時,宋國的公侯爵位才有意義;反之,當週王室權威崩潰時,宋國所謂的公侯爵位和政治優待將一文不值。
正因如此,我們可以看到在晉國稱霸的時候,宋國還想以自己是周王室客人為由拒絕繳納糧食,只會被晉國斥責而無言以對,淪為笑柄;同樣的,只有當齊國強盛,緊跟齊桓公的宋襄公才有分量可言。
當齊桓公去世後,宋襄公妄想取代其盟主的地位,結果在現實殘酷的教訓下,宋國才徹底認清了自己的實力。他們明白沒有齊國的庇護,自己只不過是任楚國宰割的小國而已。
《東周列國·春秋篇》宋襄公劇照
但是從戰術上看“泓水之戰”的慘敗,確實和宋襄公未能“半渡而擊”有關。本來河流的防禦性就遠遠不及山脈,古人有“一衣帶水”之説,來形容雖有江河相隔,仍像一衣帶,非常方便,不足以成為交往的障礙。
然而,不足以成為交往的障礙,同樣意味着不足以成為進攻的障礙。泓水這條天然防線本身就有先天不足,更嚴重的是,這條“捉襟見肘”的防線並沒有發揮任何戰術作用:宋襄公非要等楚國渡河,並排列好陣容,方才迎戰。這是對本國地緣毫無認識而做出的糊塗舉動,宋國大敗而歸亦是必然結局。
就宋國薄弱的防線來看,一旦泓水防線被突破,意味着宋人只剩下睢水為防線,做最後的抵抗了,這幾就是亡國之禍,無怪乎宋襄公在“泓水之戰”大敗,“國人皆咎公”了。
戰略目標與戰略實力的不匹配,是小國最大的危險。所以,國家野望必須和國家實力相匹配,如果相匹配,那叫雄心壯志;不太匹配,那叫野心勃勃;太不匹配,那叫痴心妄想。宋襄公就是這樣“痴心妄想”的主,德薄而位尊,力弱而謀強,志高遠而才低,氣力小而舉重,只能為後世徒留笑柄。
宋國並非處在“風暴中心”,以明智的外交手段贏得了生存空間
和鄭國比起來,同樣處在“四戰之地”位置的宋國,所承受的壓力卻小得多。這又是為何?
一方面因為無論是秦國、晉國,還是楚國,其核心區都離宋國較遠。位於山東半島的齊國算是大國中離宋國比較近的了,但是齊宋之間要想發生直接博弈,必須先吞併魯、莒兩國。並且早期的“齊楚爭霸”在中後期轉變為“晉楚爭霸”,也讓宋國的生存稍微有了一些迴旋的餘地。
另一方面由於宋國採取了一邊倒地“與晉結盟”的策略。如此一來,宋國的主要矛盾則全部集中在宋楚矛盾上,處理起來相對而言比鄭國要容易很多。而且楚國的主要注意力依然是放在鄭國之上,他們只有在控制鄭國的時候,才會起伐宋之心。
宋國作為晉國最忠誠的盟友,它的向背有着風向性意義。晉國大臣趙鞅早就看出晉國拉攏宋國的重要性,曾建言“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如果晉國連最親密盟友宋國都無力庇護,不但是對晉國霸主權威的嚴重挑釁,而且容易引起盟友對盟主不信任而倒戈。
出於這些考慮,晉國必須全力援助宋國。如“城濮之戰”中,楚國匯合諸侯圍困宋國,晉國出兵救宋,與楚國戰於城濮。晉國對宋國的援助,也是宋國能在楚國進攻中保持獨立性的根本原因。
《國家寶藏》趙鞅劇照
與直接進攻鄭國不同,楚國在對宋國的爭奪上,秉持着小心翼翼試探的態度。他們較少直接出兵,更多的是指示鄭國對宋國發動“代理人戰爭”。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鄭國對宋國的戰爭,背後多有楚國的影子。由此可見,楚國對宋國的爭奪必須建立在鄭國的支持上。換言之,楚國在對宋國影響力上遠不及晉國,
為了更好地“以宋拒楚”,晉國除了為宋國擊退楚、鄭入侵,還在襄公十年進攻偪陽,並將其賜給宋國。晉國此舉也顯示出對宋國的充分信任,突顯其利用宋國對抗楚國的對外策略。而宋國也因為並非處在晉楚爭霸的“風暴中心”,以明智的外交手段為自己贏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間。
大國有大國的煩惱,小國也有小國的無奈。所以,無論宋國曾經有過多少輝煌,在晉楚爭霸的格局中,他們的命運都不能自己掌控,而是被大國特別是霸主決定的;他們的外交策略也未必能遵守自己的心願,而是被晉楚爭霸的結果所決定的。這是小國的悲哀,也是弱國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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