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塔門（ID：DT-Tamen），作者：劉丹，編輯：王朝靖，題圖來自：受訪者
大概是從上了高中開始，直到今天，我和朋友們如果不幸聊起工作聊起未來，話題總以“去擺攤吧”收尾。我的發小，一位仍掙扎在論文和畢業壓力中的經濟學博士，對未來最富激情的想象是回高中校門口擺攤賣烤地瓜，旁邊是我的攤位，賣烤冷麪。
來到北京和上海，新環境下的擺攤計劃也洋氣起來，比如賣亞克力耳環，熱紅酒，或者印着巨大字母的潮牌T恤。疫情爆發後，號稱精神東南亞人的我的朋友小丁，對年假最大的幻想就是飛去泰國吃芒果吃到撐，然後在行李箱塞滿熱帶水果，回來擺攤高價轉賣。
這個幻想從多個層面來説都無法實現，其中最最直接的原因是她辭職了，失去了帶薪年假。不過，辭職後她曾在自行車後座拴着一大串氣球去市中心擺攤，還做了塊廣告牌，上面寫着“六塊六毛六，快樂你帶走。”
擺攤成了繼“開咖啡店”“開書店”“開花店”“開奶茶店”之外另一個非常受年輕人推崇的“辭職之後的選擇”。《2020商業地產志年度報告》中提到，2020 年全國多個商場空間，舉辦了超過 1000 場與市集相關的主題活動。尤其是在一線城市，擺攤常常跟藝術市集、音樂節、創意生活掛鈎，對於坐辦公室996的年輕人來説，“擺攤”帶着許多浪漫色彩。
在“大廠裁員”“35歲失業”“反內卷”“又一個猝死”消息頻發的近幾年，年輕人比以往都更想要自由的職業和生活方式，擺攤成為一部分年輕人逃離格子間的選擇。它有浪漫化的一面，也有無比現實的一面。
我們採訪了 6 位擺攤人，擺攤是他們的副業、創業，以及生活方式。
這種滿足感很難通過上班獲得：從“就是為了玩”，到辭掉工作跑攤
小撇喜歡收集植物標本，這本來是她“沒什麼價值”的小愛好。與金銀飾品不同，由花草樹葉和滴膠製成的耳飾註定是小眾的，很難用保值、增值之類的標準去衡量性價比。
2016年夏天，朋友在市集擺攤，小撇把植物標本做成手鍊帶了過去，每條手鍊定價20塊錢左右，“就是為了玩，也沒把自己做的東西當回事”，意外的是很多人圍上來詢問。
在市集上，小撇收到了不少陌生人的鼓勵，“原來有挺多人贊同我的審美。”這種滿足感很難通過上班獲得。雖説沒遇到過什麼具體的職場問題，但小撇就是不太喜歡辦公室的氛圍，“沒有那麼自在，而且很容易焦慮。”
市集可不以什麼職級OKR KPI為評價體系，“沒什麼價值”的事物和情緒也能找到頻率共振的同類。小撇的植物標本，那些在生活中不起眼的小花小草，被封裝進透明的滴膠裏，又佩戴在不同人的身上，成為非標準化的，很難被忽視的飾品。
跑了幾次市集後，她辭掉了工作。“當時沒太在意物質方面，就覺得起碼我的精神自由了。”
小撇在市集上的攤位
逃離格子間，在城市裏遊牧，攤主們穿梭於創意市集、藝術節和展覽。2018年，火山和搭檔小心辭去工作，藉着擺攤一路北上，到了新的城市就去逛街、淘貨，然後在音樂節把攤一擺，賺迴路費沒問題，“到處玩，就跟開演唱會一樣。”
就像出租車司機，火山説，她從前的社交圈子很小，跑攤這幾年，白領，亞逼，小偷，富婆，大爺大媽，送來電風扇的熱心人，誰也不知道下一個停在攤位前的人會是什麼樣子。
她們收集舊玩具，成百上千個碎片，有時候由她們搭配成富有戲劇感的耳飾，有時候被路過攤位的人隨手一擺，就變成連攤主也感到驚奇的新組合。
鍾鍾出過4次攤，見到有人肩上站着小鳥，有人牽着阿富汗犬——臉型瘦長，身材矯健，一看是“有錢人會養的狗”。一位中年男士路過時，鍾鍾正在吃漢堡。他壓低聲音，“噢呦！藝術家也要吃飯的呀！”鍾鍾聽到了，憋不住笑。
鍾鍾@馬歇爾芭娜娜和她的市集“拼攤”小夥伴@阿稱，以及@Mack&Bobo，他們曾在同一家公司工作。
她還把媽媽和阿姨們叫來市集玩，“擺攤是一個很好的向父母展現自由職業者生活的窗口。”
年輕人在市集找同類，鍾鍾爸媽和市集門口的保安也有共同話題：這些人為什麼要花200塊錢買張紙？媽媽還叫來姐妹團，一羣穿金戴銀的富態阿姨雙手託着披薩穿過年輕的人羣，走向鍾鍾，看起來十分突兀，但又好像正是市集該有的樣子。
——就像鍾鍾家樓下的那排小店，有人賣菜，有人賣文具，有人收發快遞，大家得閒就聚在一個店門口聊天，“我覺得都是一樣的，就是迴歸生活。”
人在上海，看天吃飯：做二休五，把擺攤當作創業
太冷不行，太熱不行，斷斷續續的小雨也惱人得很，攤好不容易擺出來，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一年裏的好光景也就小半年，“颳風減半，下雨全完！”小撇這麼總結擺攤生活。
以知名市集品牌“凡幾”五週年活動在上海的再次延期為代表，疫情比天氣更難琢磨。
活動原定於去年聖誕節舉辦，不少攤主提前做了新年日曆。如今改期到5月，等“看天吃飯”的攤主們能出攤了，新年也快成了舊年。
最近兩年，參加市集的成本正在上升。大多數市集都會收取攤位費，少則每天200元，多的話要上千元。另外，攤主還要交幾百元的押金。
無論是在草坪上的，美術館中的，還是商場或者景區裏的，不管是什麼主題，日系，復古或者潮流藝術，歸根結底，市集提供給攤主的發揮空間基本就是一兩張桌子。配合市集主題，主辦方還會要求攤主對攤位乃至攤主本人進行對應的裝飾。
鍾鍾在擺攤第一天穿着靴子，第二天就換成運動鞋，“太累了，實在是不行。”
她在市集上第一次聽説塑料袋的厚度以“絲”為單位，“絲數”太小，塑料袋就會軟趴趴的。從貼紙的切割方式到紙張的材質和字體排版，這些都會影響到成本和定價。頭一回出攤，鍾鍾做了藝術微噴和明信片等周邊，出了4回攤，到現在還沒賣完。
鍾鍾和朋友們在2021年4月的“一起凡幾”市集
火山和搭檔小心累計出攤200多場。忙起來也得996甚至007：週五到週日出攤，先是佈置展位，然後每天持續營業12小時。收攤後的幾天還要補貨，維護客户和社交媒體，打包發快遞，設計和製作新品。
辭職擺攤有“賭”的成分，按照設想，擺攤好玩，能賺錢，而且只佔用週末，剩下的時間可以用來畫畫和創作。“大不了半年後再去投別的公司。”火山之前做設計，總熬夜加班，忙歸忙，坐在工位上，又時常感到迷茫，“我每天到底在做什麼？”
但等她和搭檔正式辭職後，又不自覺地開始拼命跑攤。最累的時候，兩人分頭行動，每人每月參加4場市集。“我們號稱做二休五，實際上為了擺那兩天攤，整週都會很忙。”
攤位前的小心和火山
焦慮一部分來自生活成本的提高。上班時，她們合租在市區的老房子裏，後來房東強行收回房子，把她們趕了出去。為了方便參加市集以及經營原創品牌“小心火山”，她們搬到新天地附近。這樣一來，只房租就翻了兩三倍，其它開支也在同步增加。
擺攤有太多不確定性，比如主辦方的策劃能力，市集舉辦的場所，現場人羣和氛圍，以及你的攤位到底在哪，“千萬要許願周圍攤位的東西和你的東西在同一個價格區間”。價格差太大，誰貴誰尷尬。
火山甚至有些“應激”，一出攤就感冒。可她還是覺得擺攤比上班好，“給自己幹活，就是踏實。”逢年過節，親戚聊起工作，火山就説“在創業”。大家不反對，但也問，要不要去考個公務員。
火山的媽媽小時候也擺過攤，賣菜，那時候日子苦。媽媽不瞭解年輕人的市集，但她知道生活的難處。“她能感覺到，你可以在上海存活下來，而且堅持了那麼久，已經很不錯了。”
熬出來：創立品牌開店，用擺攤來為開店探路
蔦屋書店有個板塊叫“工作人生”，火山去買回一堆書。擺攤也要研究營銷，瞭解互聯網思維，“上班是別人卷你，擺攤是你自己卷自己。”
高強度地跑攤，精神一直緊繃着，沒有時間去消化擺攤經歷。“擺攤就像上台，你要先在台下打磨好你的作品和故事。比擺攤那兩天更重要的是你沒出攤的時候在幹什麼。”
疫情成為加速劑，逼着火山和小心降低對市集的依賴，“擺攤是跟大家在線下見面玩耍的聚會，我們想通過線上的傳播去吸引同頻的人。”
從2013年開始，風裏雨裏，跑攤3年，雞肉見過大風掀翻攤位，經歷過颱風過境場地漏電。她見證了上海市集在疫情前的繁榮景象——幾乎每週都有市集去，好的時候單日營業額能到兩萬，當然了，也有倒貼錢的時候。擺攤多了，總得經歷這樣的起落。
作為過來人，雞肉覺得市集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多人説開店越來越難，擺攤也越來越難。但對於一個年輕品牌來説，你的產品到底行不行，拿到市集上去試試，反饋是很直接的。”
店鋪穩定下來後，雞肉就很少出攤了。“現在去擺攤的話，我們更希望大家在市集上了解我們的品牌，然後來我們的店裏玩。”雞肉的思路很明確：去市集擺攤就是為開店探路。
2013年，她和愛人一起創立了原創布包品牌 Hugo&Jiro。品牌初創，產品還十分稚嫩，許多問題都得面對面和客人接觸才能摸清。
她還記得第一次擺攤是在百聯中環購物廣場，攤位很小，被佈置成花車的樣子。Hugo&Jiro 那時候還沒做出太多產品，品牌調性和這個商場也不怎麼契合，擺攤後反響平平。但雞肉卻從中看到了希望，“效果雖然不能説好，但是也沒有虧。”
開店前，只要有機會，雞肉每週都往市集跑。包的款式，布料，配件，一切都是在擺攤過程中觀察和琢磨出來的。“我們一開始做了很多單肩包，後來發現市集上背小挎包的人更多，而做小挎包的同類型品牌很少。這就是我們觀察到的細節。”
相比於耳環等用一個行李箱就能裝下的飾品，布包體積更大，每次出去擺攤基本都得用兩個箱子裝貨，另外還得帶上用來陳列和裝飾的道具，“跑一次攤也蠻累的，其實也是個體力活。”
跑攤也是為店鋪選址踩點的過程。經過近4年的積累，Hugo&Jiro 在愚園路開出第一家實體店。開業那天，好多在市集上認識的老朋友來捧場，他們跟雞肉感慨，“哇，你們終於熬出來了。”
幽靈與遊擊：在互聯網大廠上班，用擺攤來為“自由”留個位置
聽説銀行也在辦市集，海蜇皮過去瞄了一眼。剛進場，劈頭蓋臉就是銀行廣告牌，給她整懵了，“這些攤主也太不容易了。”
作為前乙方廣告公司策劃和現知名互聯網大廠公司員工，海蜇皮對於上班的痛苦深有體會。發現攤主們還得引導顧客註冊銀行的APP領取優惠券，海蜇皮看不下去，趕緊撤了。“你説這些人為啥不上班？不就是不想接觸這些東西嗎？結果做了自由職業還得幹這些事。”
海蜇皮和大熊，姐姐，妹妹四個人在北京辦過幾次“幽靈地攤”。
許多市集強調“自由”。比如“你可以穿任何你想穿的衣服”，或者“你可以在這做你平時不敢做的事情”。文案越是把自由拎出來説，海蜇皮越覺得“大家的身心是不那麼自由的。”她不想把“幽靈地攤”與這樣的市集歸為一類。
非要定義的話，海蜇皮覺得“幽靈地攤”更像是“遊擊”，要野，要發散，“你在這條街打我，我就竄到另一條街去。”
第一場“幽靈地攤”誕生於2018年，大熊找了30來個攤主在 DADA酒吧附近的巷子裏擺攤，東西説不上多精緻，但從晚上十點到第二天凌晨，人越來越多，醉醺醺的年輕人在街邊練攤，放音樂，炸金花，這條巷子站不下了，就搬到另一條巷子裏繼續玩。
第二場“幽靈地攤”在舉辦前被叫停，大家臨時轉移到一家酒吧對面的草坪上。
為第三場活動選場地的時候，姐姐和妹妹先是看了一些咖啡廳，但店裏精緻的、充滿都市感的環境與“幽靈地攤”的氣質完全不同。
兩個人在街上閒逛，突然就聽到大喇叭喊“全場30！全場30！”順着聲音，看到一家貼滿黃底紅字甩賣標語的鞋店，姐妹倆知道，這感覺對了。“沒有任何刻意營造的氛圍，一切都來自人、事物和場所本身的氣質。”
她們希望“一切出於自願”。“幽靈地攤”沒有統一的攤位，不指定攤主的位置，不收取攤位費，也不接受任何贊助。來做什麼的都有，有給人剃頭的，有賣白菜的，有幫人解決戀愛問題的，還有個大哥做“純情按摩”，在大街上把人拋向空中。
但這種自由是限時存在的。“幽靈地攤”結束，海蜇皮還是要回到互聯網公司上班。她厭惡“複製”，雖然這在工作中無可避免，但要是指望用“幽靈地攤”賺錢，那免不了陷入同樣的痛苦。她沒有辭職的打算，“還是用業餘時間去儘量做一點有意義的事情吧。”
從2018年辦到2021年，“幽靈地攤”免不了被舉報、驅逐，對方要麼聲稱他們“擾民”“聚集”，要麼認為他們穿得“不正經”。出於安全考慮，“幽靈地攤”逐漸收縮，場地從街頭退到了店鋪裏，舉辦時間也從夜晚挪到白天。“有點像年輕人活動空間的縮影。”
想辦“幽靈地攤”，是因為海蜇皮覺得北京沒有那麼好玩了，“你去看開心麻花，去國家大劇院，所謂好玩的東西都在高堂聖殿裏，沒有那個氣質。”
去年的活動遭遇驅逐時，有位大爺上前幫忙理論，“這些年輕人幹什麼了？她們什麼都沒幹！”説着，年輕人的問題也成為大爺的問題。那是在幸福三村，附近就是三里屯，北京商場和酒吧最為密集的區域之一，大爺激動地説，“我們這些老頭老太太都沒地方逛了！”
妹妹懷念着整頓“拆牆打洞”前的鼓樓，她即將離開北京。
海蜇皮懷念着兒時的地攤和市集。世紀之交的瀋陽，工廠和煙囱的時代過去了。下崗潮中，失業職工靠擺攤養活自己和家人。路上的攤位多了，城市管理者就在附近建一座菜市場，劃定範圍，收取租金，讓擺攤發生在被框定的時空裏。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塔門（ID：DT-Tamen），作者：劉丹，編輯：王朝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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