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著名的學者柏楊在《中國人史綱》中將西漢前期（從文景之治到武帝前期）、唐朝前期（從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和清朝前期（康乾盛世）稱為中國的三大“黃金時代”。這三個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峯。柏楊為什麼認為清朝前期是中國的三大“黃金時代”之一呢？我們來看看清朝前期達成的一系列成就。一，清朝奠定了現代中國疆域版圖的基礎
明清時期，也是國際法和國家主權形成的時期。在這個時代，西方國家正在全世界瘋狂地進行“跑馬圈地”，如果這個時代沒有搶佔先機，那麼未來就不會有更多的主權疆域。清朝之前，元朝有廣闊的疆域，是中國曆代之最，但是元朝早已崩潰，曾經管轄過的土地也已經分裂而出。明朝佔據着農耕地區，蒙古佔據着大漠南北，青藏高原存在着許多大大小小的當地政權，東北有女真各部，西北有東察合台汗國。如果只是以明朝的疆域進入近代，那麼中國的疆域將不到400萬平方公里。
在明朝末期，俄羅斯已經推進到了太平洋沿岸，開始入侵布里亞特蒙古和黑龍江流域；尼德蘭、英國、法國等海上強國幾乎瓜分了東南亞，並且佔據了台灣、澳門。中國周邊的形勢十分危險。如果任由西方列強發展，那麼蒙古高原、西域都將會被俄羅斯佔據，英國也會從印度侵入西藏、法國從越南進入廣西。而明朝滅亡後，內部出現了李自成、張獻忠、弘光、魯王、唐王、邵武、鄭氏、永曆等割據政權，誰也沒有能力統一內地。這時候，英法等國必將乘機滲透勢力，扶持一方對付另外一方，最終從中獲利。最終，中國可能像印度卧莫爾帝國一樣分崩瓦解，淪為殖民地。
但是清朝的迅速崛起改變了這樣的危險局勢。清朝在入關之前就已經統一了東北女真各部，並且征服了內蒙古（漠南）。入關後，削平內地各大割據政權，平定“三藩之亂”，將台灣納入版圖。之後，又將俄國勢力趕出了黑龍江流域，簽訂了《尼布楚條約》，限制了俄國的擴張長達170年之久。最後和準噶爾汗國較量，陸續將外蒙古、西藏、青海、新疆納入到了中國的版圖。清朝又和俄羅斯簽訂了《恰克圖條約》，確立了中國對蒙古的主權。到1756年，清朝的疆域面積突破了1300萬平方公里，是當時世界上唯一能夠大幅度擴張的傳統農業文明國家。
柏楊在《中國人史綱》中精彩地評價到：“站在當時的民族感情上，由漢人組成的明王朝的覆亡使人悲痛。但站在中國歷史的高峯迴顧鳥瞰，我們慶幸它的覆亡。明王朝17世紀的疆域已萎縮到300餘萬平方公里，而且仍繼續不斷萎縮。內政的改革根本無望，只有越變越壞。如果拖下去，拖到19世紀，跟東侵的西洋列強相遇，我可以肯定地説，中國會被瓜分……20世紀清王朝一再割地之後總共割掉了150餘萬平方公里，中國仍有1140平方公里，比明王朝要大三倍，使中國具有翻身的憑藉。”二，中國傳統農耕經濟的巔峯
實際上，明朝丟給清朝的是一個爛攤子。明朝末期，天災人禍不斷，經濟崩潰，流民遍野，農民起義蜂起。當時的文獻記載“城門民房俱成灰燼，十室九空，目不忍賭。”針對明朝的這種情況，清朝從入關開始就採取了“休養生息”的經濟政策。
從順治時期到康熙親政前，清朝的主要經濟政策有：（1）、大幅度減免税收，廢除了明朝的“三餉”，頒佈被稱為“一代之良法”的新的賦税制度；（2）、鼓勵流民返鄉耕種，給予土地，減免大量的賦税；（3），沒收明朝藩王土地，分給農民耕種；（4）、順治時期限制滿族的“圈地”，到康熙時期廢除了圈地行為；（5）鼓勵百姓開墾土地，初步規定墾荒之地3年不繳納賦税，後來延長到6年。（6）實行了更名田，將無主土地分給農民耕種。（7）給農民提供耕牛、農具、種子等。（8）治理黃河，大規模修建水利工程。
康熙親政後，加大力度推行了清初經濟政策，並且宣佈永久廢除新增加人口的丁税。當時，清朝國庫銀兩達到了3000多萬兩，強大的財政實力是廢除人丁税的經濟保障。由於賦税的大規模減少，耕地面積的擴大，以及美洲高產糧食作物的迅速推廣，使得清朝前期的人口得以迅速增加。多爾袞入關之初，全國户籍人口只有2000萬人口，到1840年已經達到了4億人口，超過了當時印度的人口規模，成為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也正是由於這個人口數據，使得西方列強和日本都無法征服中國，也給中國的工業化迅速進行提供了巨大勞動力和市場。
在工商業方面，清朝作為一個傳統的農耕文明國家，必然不會多麼重視，但是也沒有明朝那麼明顯的重農抑商。康熙時期，頒佈了一系列塗通商、恤商和利商的政策，廢除了一些苛捐雜税。清朝時期的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在康熙時期出現了7個商業市鎮，而明朝只有4個。由於民族統一，內地和蒙古的商品流通已經不是明朝那種嚴格限制的國內外貿易了，而是“蒙古諸色人等，出入貿易，如一家人，故其民安業，日以繁庶”。康熙還廢除了明朝一系列對手工業者的限制政策，如明朝禁止私人開礦，而康熙則鼓勵民間開採。
清朝入關到1655年之間，民間對外貿易正常進行。由於明朝瓦解，實際上海禁也瓦解了。從1655年到1684年，實行了29年的海禁。清朝統一台灣後，海禁解除。康熙在1685年設立了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四省海關，管理對外貿易，從此海關制度取代了市舶司制度。清朝規定的進口税比明朝略低，出口税也只只是略高於國內商税的“三十税一”。清朝官員不直接管理貿易，而是建立行商制度，簡介管理。康熙時期全國設立20多行，廣東就有“十三行”。
康熙時期的海外貿易十分興盛，康熙後期，每一年都有幾十艘西方船隻來和中國進行貿易，史稱“西洋來市，東洋往市，南洋互市”。康熙早期，每年出海到南洋的船隻達到了1000多艘，但是回來的只有一半左右。為此，康熙和雍正頒佈了禁令，限制國內商人出海，但是並不限制外國來華貿易。乾隆時期，廢除了大部分的海關，只允許在廣州進行對外貿易。作為對比，明朝實行了200年的海禁，民間貿易幾乎被禁止，直到1567年才允許在月港實行一口通商，如此看來，乾隆的“閉關鎖國”和明朝的“隆慶開關”是一樣的。因此，清史專家李治亭中如此評價：“故不能因這39年海禁而將清初的整體外貿政策概括為閉關鎖國政策，更不能以此將整個清朝的外貿政策概括為閉關鎖國。”
總結起來，清朝全面反映了農耕文明的特徵：以農為本，以商業調節農業。作為傳統的農業國家，清朝已經將農耕經濟發展到了古代的頂峯，從人口的增長就能夠體現。從康熙初年開始，內地出現了150多年的和平局面，超過了唐朝前期的“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628—755）的總長，位居歷代之首。三，古代專制體制的巔峯
古代的中國是傳統專制主義的國家，從秦朝到清朝，專制長盛不衰。專制主義有利於國家的統一，社會的穩定，有利於集中力量保護小農經濟、建設大型工程，抵禦外患等。但是專制主義的缺陷就是吏治腐敗、人性泯滅以及容易產生外戚干政、宦官專權、暴政亂政等。而清朝卻能夠成功避免許多專制主義的弊端，儘量發揮其優勢。
所謂“清承明制”，也就是清朝總體上繼承了明朝的典章制度，內閣、六部等機構都完整地傳承了下來。但是清朝又對之前的制度進行了創新。首先，清朝廢除了中原長期實行的嫡長子繼承製，也就是清朝的皇帝是通過嚴格的考察而產生的。這就避免了皇帝出現昏庸、暴虐的現象。終清朝一代，沒有出現過昏君，暴君，最多就是庸君。而清朝從努爾哈赤開始，經歷的皇太極、順治（或者多爾袞）、康熙、雍正、乾隆六代都是明君，在歷史上似乎沒有出現過這樣的局面。清朝的皇帝基本上都要熟讀中國文化典籍，同時也不能鬆懈滿洲的軍事訓練，因此可以稱得上“文治武功”。
由於清朝前期的皇帝都是明君，而且勤於政務，日理萬機，因此使得清朝的大權始終牢牢掌握在皇帝的手中。外戚、大臣、宦官沒有掌權的機會。終清朝一代，沒有出現宦官專權，也沒有權臣干政，只有在同治、光緒時期，出現了慈禧太后的專權。這也就保證了清朝的大政方針總體上不會出現重大的失誤。一直到了後期，清朝內部還能夠做出一些十分正確的判定，如推行了洋務運動、實行了新政等。
另外就是吏治問題。在清朝之前，吏治最好的時代是西漢“昭宣之治”時期和唐朝“貞觀之治”時期，而明朝是腐敗最嚴重的時代之一。清朝前期的吏治總體上比較清明。多爾袞到康熙時期，十分重視吏治的建設，因此全國官場總體比較清明。康熙晚年，吏治鬆懈，腐敗之風又興起。雍正上台後，更加重視吏治，以至於吏治情況達到了昭宣之治的水平。不過在乾隆時期，吏治問題又開始嚴重起來。
當然，任何一個時代的政治情況都無法達到完美的地步，清朝依然如此。明朝推行了文字獄、八股文，在清朝依然繼續推行，以至於文化發展受到了抑制。而經歷了明清易代的人是能夠感受到兩代的區別的。著名的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等在明亡後開始走上了反清的道路。清朝統治穩定後，黃宗羲被詔徵“博學鴻儒”，但是他拒不仕清。但是他在目睹清朝的盛世之後，也將康熙稱為“聖天子”。可見，清朝皇帝的作為最終還是得到了“明遺”的認可了。
結語：不過，如果從中西方的對比來看，康乾盛世只是農耕文明的夕照，雖然無比輝煌，但是終究走向黑暗的深淵。而西方文明正是初生的朝陽，充滿生機活力。白楊評價到“第三個黃金時代，帶給中國的不是第一個黃金時代那種澎湃的學術思潮，也不是第二個黃金時代那種英雄們氣吞山河的氣概，而僅僅是一百年的和平與秩序。這本是人民最低的要求和政府最低的功能，但它在中國已絕跡了很久。但比起明王朝和更早的蒙古帝國統治時代，這一百餘年間的中國人民好像活在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