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説，在母系氏族社會，婦女酋長則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男性處於從屬地位。但是，隨着母系社會瓦解，進入父系社會後，婦女的社會地位就一落千丈了，由原來的社會主宰變為附庸，到最後，淪落到無多少社會地位的地步，這標誌着兩性在權力爭奪中男性擁有絕對優勢。
之後的很多年裏，中國社會對於女性的壓迫和摧殘經歷了一個由輕到重的過程。
先秦時代，社會風氣還比較開放，根據《詩經》“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 ...”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到，在當時的底層社會中，人們對於男女之間的自由戀愛比較寬容。其後，漢唐時代，女性還享有離婚的權利，在丈夫去世以後還能夠再次婚配。
但是，等到宋明時代，理學思想不斷加強，人們對於女性的約束和壓迫日益深重，女性徹底失去了獨立和自由的可能，成為了男人的附庸。在這種封建的男權社會中，女性社會地位的轉變也深刻影響着女性犯人所遭受的刑罰和苦難。
其中，程頤嚴肅剛正，神聖不可侵犯，甚至不通人情，實為後世所見的“道學臉孔”。在婦女貞操方面，程頤認為：“……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有人問程頤先生：“寡婦貧苦無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頤則提出：“絕對不能，有些人怕凍死餓死，才用飢寒作為藉口，要知道，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
都知道，在古代社會中，女性囚犯和男性囚犯同樣會分開監押，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女囚的遭遇就會好一些。事實上，由於中國古代很少有女人擔任官吏的情況，因此，看押囚犯的牢頭和獄卒基本都是男性，分開監押很大程度上也方便了他們對女性的殘忍壓迫。
在牢獄之中，女性動輒就會被獄卒玩弄，欺壓，侮辱之事更是司空見慣。而即使到了朝堂之上，官老爺們也不會因為女性的身份就有絲毫的同情。事實上，如果女囚的身份低微，並沒官宦背景，也沒有錢財可以疏通關節，那麼，等待她的就是一場令人絕望的悲劇。
由於，古代審案並沒有不能動刑的要求，因此，很多時候囚犯都會在審問之前先上刑具。等到一通慘無人道的刑具用完，人也就痛苦到了極點，精神也瀕臨崩潰，如果再被官老爺們恫嚇一二，再加上棍棒的鞭笞，自然就會招認。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屈打成招是常有的事情。
對於女性囚犯來説，這種遭遇就更加羞恥，因為，鞭笞往往都會拔掉褲子，這對於看重貞潔的中國社會來説，簡直就是大忌。如果情節嚴重，女囚在被鞭笞杖責之後，還要脱褲子游街示眾。這種行為也被牢頭們起了個別稱——“賣肉”。
對於女囚來説，走過這麼一遭，基本上人生也就徹底失去了希望。身敗名裂幾乎已經是鐵板釘釘的事情。如果進入大牢，還會被牢頭們玩弄侮辱，這對於重視名節的女人來説，幾乎就是致命的打擊。所以，往往受過這種刑罰的女人，就算後來有幸被釋放，他們往往也會選擇一死了之，因為，一旦出獄後，就是唾沫星子也會將其淹死。
而且，古代對女性的刑法也比較嚴苛，甚至，稍有指控就會被拉去接受杖責。因此，很多親戚鄰居之間如果有些不睦，往往就會利用這中規定，捕風捉影，製造事端，然後，指控對方家中的女性不守婦道，告到官府之中，她們往往就會被接受了賄賂的官員嚴刑拷打。
另外，不唯有貧寒家人的女子會被拷打，甚至，一些犯罪了的官員家屬也有可能遭受這種待遇。明朝嘉靖年間，浙江總督胡宗憲因為犯罪而被逮捕，他的妻子和女兒也遭到了連累。當時，有很多官員為了羞辱這些戴罪的女性，往往會在開堂審案之後，把這些女子的褲子脱掉，並且拉倒大街上示眾。
一些婦女甚至過堂的時候就連鞋子都要被那些無賴子弟脱掉，並被拿走傳看。因為明清時代，女子都是裹腳的三寸金蓮，並且，不能輕易示人，如果讓人看到了，簡直非常丟人。而胡宗憲的妻女就被這些無賴用這種辦法侮辱了一通。
在森嚴的禮教制度下，甚至，多數遭受這種侮辱的女性很多甚至還沒有等到宣判，就選擇碰柱而死。當然，這種變態的禮教同時也在社會中形成了一道無形的鎖鏈。很多時候，針對女囚的刑罰，刑獄官就會自然而然的去羞辱她們，讓她們被人嘲笑，甚至失去貞潔。
一些女性起義者失敗後，一定免不了要被官員們進行各種羞辱。包括扒去衣服，遊街示眾等等。更有甚至，還會被處以極刑，而這些最終都導致了中國近現代的黑暗和沒落。很多文人在見識了西方世界的文明以後，紛紛指責這種變態的行為。
事實上，這本身就是我們的恥辱和罪過，但這種行為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後，才被陸續廢除，女性們才終於獲得了一個合理合法的地位。今天，很多人為舊時代搖旗吶喊，其中，甚至還有很多女同志，她們絲毫沒有想過，如果身處在那種黑暗的時代，她們自己就會成為受害者！
參考資料：
『《詩經》、《宋代的程朱理學》、《程氏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