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從江東到江左
“江南”是一個歷史地理的概念，從古到今，它是一個變化的地理概念，起碼一開始和今人認知裏的長三角無關。戰國以前，“江”甚至不是長江的專稱。比如，“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國語·吳語》) 春秋時期，吳越兩國從未以長江為界，兩軍對峙之“江”，自然不是長江。《國語》韋昭注：“松江也。”在今天浙江嘉興附近。
吳越爭霸
在秦漢之際，江南更多地是指長江中游的南部，為諸侯國楚國故土，主要是湖北和湖南。“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左傳》昭公四年）昭公四年，楚子、鄭伯田獵的“江南”，據我國曆史地理學創始人譚其驤考證，在當時郢都附近為今長江南岸的松滋、公安一帶。屈原《九章》中有詩句：“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這個江南也是荊楚江湘之地。秦漢時，個別文獻也會把長江中下游以南之地都算作江南，如《史記·始皇本紀》：“王翦遂定荊、江南地, 降越君，置會稽郡。”
戰國末期楚國、越國
不過，相對於長江中游的江南而言, 秦漢時人指稱下游的江南地區用得最多的還是“江東”。長江在自九江往南京一段為西南往東北走向，於是將大江以東的地區稱為“江東”。最早出現“江東”一詞的是《戰國策·楚策》，“且王嘗用滑于越而納句章，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胡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楚一》)“園女弟承間説春申君曰: ……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 (《楚四》) 句章是寧波的古縣名；春申君封地在吳，位於今天的蘇州一帶。在秦漢之時，相對江南而言，今江南地更多地被稱作“江東”。
秦江東諸郡
古江東最為有名的典故當來自西楚霸王項羽。吳越唐宋以來給人的印象是陰柔風，上古卻是尚武地區，項羽帶着八千江東子弟橫掃秦軍，在鉅鹿之戰威震天下。《史記·項羽本紀》提到了“江東子弟”“江東父老”等典故，“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渡江而西”，它是指與“江東”相對的是“江西”，這個“江西”當然不是現在的江西省。它是指長江以北的安徽、江蘇，即今人所稱的“江北”。“江東”“江西”的概念一直沿用到東漢和三國，孫策託孤張昭就提到“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三國志·張昭傳》）雖然孫策是吳郡富春（今杭州市富陽區）人，但是他們家是從江北打過來的，江東大族並不全服他們，才有“西歸”的想法。東漢末年，天下大亂，但是江東極早就被孫策、孫權控制，孫吳政權長期保持了地區的穩定發展。280年西晉攻吳，東吳投降，又從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戰爭的損害。從此，經濟逐步發展，為東晉和南朝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東漢末年羣雄割據形勢圖
古人地理左東右西，東晉、南朝之時，又常稱江東為“江左”。東晉、南朝偏安於江左，故而常把江左當成它們的代詞。熱門電視劇《琅琊榜》背景為蕭梁時期，於是主人公梅長蘇就有了符合時代特色的外號——“江左梅郎”。
梁、東魏、西魏時期全圖
東晉以後，“江左”最為重要的地理範圍，又出現了“三吳”這一名詞，它的説法有很多種。最早應該也是最正確的説法，來自南北朝時期的《水經注·漸江注》（“漸”通“浙”），“漢高帝十二年，一吳也，後分為三，世號三吳，吳興、吳郡、會稽其一焉。”“一吳”即秦朝就設立的會稽郡，郡因今紹興市南部的會稽山得名。由於郡治在吳縣（今蘇州城區），漢初別稱又叫“吳郡”，如“春正月丙午，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為荊王”。（《漢書·高帝紀》）從此，“吳”“會”關係如同春秋的“吳”“越”一樣，為可同義替換的地理名詞，如《滕王閣序》“目吳會於雲間”。
西漢會稽郡（吳郡）
東漢永建四年（129年），分會稽郡浙江以西置吳郡，治所在吳縣；會稽郡治所移至山陰縣（今紹興城區）。東吳寶鼎元年（266年），分吳郡之陽羨、永安、餘杭、臨水，丹楊郡之故鄣、安吉、原鄉、於潛、烏程九縣置吳興郡，治烏程縣（今湖州城區）。隨着江南地區的開發，郡也越來越多，此時的會稽郡轄地也大為縮小，基本只剩寧紹平原一帶。可見，東吳以來的“三吳”基本為後世江南的核心區域，即地理上的太湖平原、杭嘉湖平原和寧紹平原。
東漢會稽郡、吳郡
西晉會稽郡、吳郡、吳興郡
唐宋：獨佔江南美名的兩浙
明確的“江南”概念是從唐代“江南道”開始。貞觀元年（627年）二月，唐太宗按照天下山川形勢，分為十個“道”。即關內道、河南道、河東道、河北道、山南道、隴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劍南道、嶺南道，故每道各轄若干州。江南道範圍極廣，治所在蘇州，轄境包含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及江蘇、安徽、湖北、貴州長江以南之地。之後江東、江左等詞彙也逐漸不再為人所使用，取而代之的是範圍更大的江南。
唐貞觀江南道
唐太宗的道實在是太大，於是他的曾孫唐玄宗於開元二十一年（733年），在貞觀十道的基礎上，重新將全國進一步拆分為兩直屬區京畿、都畿及十三道。江南道被分為江南東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
唐天寶年間江南東道
安史之亂以後，藩鎮割據之勢已成，開元十五道名存實亡。肅宗乾元元年(758年), 江南東道又析為浙西、浙東(浙東與浙西時有分合，合稱兩浙)、宣款、福建四道。雖然“浙”和“浙江”作為政區名很晚出現，但在民間很早就作為地名使用了。東吳、西晉時期的名將周處，為義興陽羨（今江蘇宜興）人，他的《風土記》記載了家鄉的風俗：“浙江風俗言春序正中，百花競放，乃遊賞之時，花朝月夕，世所常言。”這裏的浙江顯然等同於後來的兩浙。江南西道亦被一分為二，即湖南道、江南西道(簡稱江西道), 成為湖南、江西兩省名稱的起源。
中唐長江以南藩鎮（方鎮）圖
上述諸道，只有江南西道還保留“江南”之名；但中唐以來，“江南”美名卻逐漸被兩浙所獨佔。文人墨客詩詞中的“江南”基本上指的是兩浙。“江南憶，最憶是杭州”，“江南憶，其次憶吳宮”，這是白居易回憶浙西蘇杭二州任職時的詩詞。北宋詞人王觀在越州（紹興）送別回家鄉明州（寧波）的好友鮑浩然，寫了首至今流傳在語文教科書上的名詞《卜算子·送鮑浩然之浙東》。“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指的是浙東明州的春景。這説明，在外人（王觀是淮東泰州如皋人）眼中，“江南”已經是兩浙的同義詞了。而江南西道的後身江南西路和宣款道的後身江南東路，就沒有這個待遇了。
北宋兩浙路
古代的美名，往往是經濟帶來的，經濟發達，才有話語權。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説：“蘇州唐以前不盛。”此語正面理解是：在唐代以前，以蘇州為中心的兩浙並不比全國的其他地區更發達更富庶，而從另一角度理解，即為自唐代開始，兩浙則成為了中國最為經濟繁榮發達的地區。盛唐以來，北方戰亂嚴重，而兩浙地區沒怎麼受到戰爭的影響；後來的吳越國還堅守保境安民的國策，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杭州的發展就符合這一歷史的進程，作為江南經濟發展的典型，它從浙西和浙東的交界小州，一躍成為東南第一州。柳永為其寫出了“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的豪言。南宋陸游説：“朝廷在故都（開封）時，實仰東南財賦。”這説明北宋的税收已經主要依靠東南地區，全國經濟中心轉移到了江南。“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也從南宋時期開始流傳。從此，兩浙地區有了“東南財賦地，江浙人文藪”的美名。
兩浙這一地名也對後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吳”“浙”與“三吳”“兩浙”也成了同義名詞。康熙三年（1664年），清廷在烏鎮官人橋西設立的“督捕同知署”，又稱“江浙分府（署）”，衙門兩側楹聯即為“屏藩兩浙，控制三吳”。“吳浙”這一名詞也不能好事佔盡，設立江浙分府的目的就是為了抓捕太湖流域的湖匪，當時“每聚至千人，劫掠於吳，而逃庇於浙”，這便是“吳盜浙窩”典故的由來。
江浙分府
唐宋兩浙政區對方言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方言是語言發展在地域上的反映，它的分佈，也大致可以看出舊政區的邊界。除鎮江因揚州移民演變成江淮方言外，兩浙的方言基本為統一的“吳越語”，簡稱“吳語”（徽語往往被當成吳語的次方言，是否為獨立片區，學界至今無定論）。
吳徽方言分佈圖
明清：再次混亂的江南和名不副實的江南省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元朝設立江浙行省，轄區大致是南宋的兩浙東路、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和福建路。朱元璋建立明朝後，以南京應天府和老家鳳陽府為核心，打造了一個州府直接向中書省負責的政區（後因胡惟庸案廢置中書省，改為直屬六部）——京師，俗稱“直隸”。這個政區囊括了宋代的淮南東路、淮南西路、江南東路、兩浙西路，跨越黃河、淮河和長江三大水系，橫跨江浙、江淮、中原三個方言區，是上海市、江蘇省、安徽省的前身。後來，朱元璋自己也覺得京師着實大得離譜，浙江又小得可憐，洪武十四年（1381年）又將浙西的湖州、嘉興兩府還屬浙江省。但這麼一來，他把傳統政區給搞壞了，原屬於浙西的潤州、常州、蘇州等地從此徹底脱離了浙江。永樂十九年（1421年），朱棣遷都燕京，改京師為南京，相應地，俗稱由“直隸”變成了“南直隸”。
明南京（南直隸）、浙江
南直隸的設立，使原本比較清晰的江南概念又糊塗了起來。《明英宗實錄》正統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載：“巡按浙江監察御史俞本奏：江南、浙西帶地廣民稠，税糧浩繁， 國用所資……是以永樂中特命大臣於蘇、松、嘉、湖、杭、常六府治水勸農，催督糧税。近年亦命侍郎巡撫：蘇、松、常則周忱，嘉、湖、杭則王瀹。二人各守方， 民情不能相通，水利不能兼濟。”這裏的江南僅指蘇、松、常三府，杭、嘉、湖則屬浙西。江南和浙西變成了對立的關係。明朝對“江南”概念的混亂遠不止於此。明末長洲縣人盧涇才《上史大司馬東南權議四策》提出：“聯蘇、松、常、鎮並浙之嘉、湖、杭、嚴八府，屬一督撫，以保江南腹心……然其腹心，則在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之地。”這裏，浙西又成了江南。福建長樂人謝肇淛所認為江南則是這樣的：“今之巫覡，江南為盛，而江南又閩、廣為甚。”轉了一圈，“江南”概念比先秦還南了。
清順治二年（1645年）六月《平定江南詔》載：“江南要地如廣德、衢州、贛州、九江等處，或控引上流，或扼處形勝，應設鎮守官員及水陸兵馬。”這裏的江南至少包括長江以南的南直隸、浙江、江西等明朝省級政區。不過，江南概念的混亂日子也在當月到頭了。是月，清廷改明南京為江南省，設江南省承宣布政使司，駐地為由應天府改名的江寧府。由於以“江南”為名的省級政區的出現，清人更多從政區名角度來理解“江南”的範圍。
這個滑稽的江南省八成以上領地在長江以北，出現了“江南揚州”“江南徐州”等莫名其妙的政區名詞。既然江南省的很大一部分在黃河以北，叫“河北”不也一樣？荒唐故事還沒完。1649年，清廷設立兩江總督，總管江南和江西兩省的軍民政務。江西得名來源於“江南西”道，如今卻和“江南”成了並列關係。
清兩江總督轄區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安徽布政使從江寧府遷往安慶府。巡撫也逐步取代了布政使成為一省之長，江蘇、安徽實質上實現分省。但在官方書面文件上，江南才是正式的政區名，江寧布政使司和江蘇布政使司的全名，分別為“江南江淮揚徐海通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和“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江南省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主要職官分佈圖
江蘇泰興一塊清嘉慶八年的石碑仍有“江南揚州府泰州”字樣
咸豐四年正面蓋“江南江淮揚徐海通等處承宣布政使司之印”的户部拾兩官票
由於江南省督撫分治，江蘇巡撫和江蘇布政使駐蘇州府，稱蘇州府為“江蘇省城”或“蘇州省城”；兩江總督和江蘇布政使駐江寧府，稱江寧府為“江南省城”或“江寧省城”。但是，從地圖上看，這個“江南省城”管的地域基本在長江以北，真可謂名不副實。
江南省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主要官員實控區示意圖
“江南”省名甚至一直使用到北洋政府時期，當時成書的《清史稿·李衞傳》載：“李衞，字又玠，江南銅山人。”這個“江南”銅山人還把《李衞當官》的編劇給坑了。劇中一眾貪官要把冒充欽差的小夥子李衞給找出來，這小夥的特徵是“江南口音”。清代，銅山縣屬黃河以北的徐州府，那裏分明是中原官話區。
江蘇方言圖 黃色中原官話，綠色江淮官話，粉色吳語
近代開埠以來，上海逐步發展成了江南第一大城市。伴隨着城市的擴大，臨近地區大量移民湧入上海。民間常用方言來區別移民族羣，浙東的寧紹和蘇南的蘇常被稱作“江南人”，方言為“江南話”；與此相對的，揚州為代表的淮語區移民被稱作“江北人”，方言為“江北話”。民間層面上，江南的概念又基本等同於唐宋時期的兩浙了。吳語又有了“江南話”的俗稱。作為吳語區最大的城市，上海的文化影響力也不斷擴大，從上世紀30年代拉丁化新文字運動開始，“江南話”有時又特指上海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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