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點：當我們談論中國教育問題時，我們在談論什麼？2020哈佛中國教育論壇教育公平分論壇的三位嘉賓帶我們深入了或許是大眾視野裏的灰色區域：鄉村教育、留守兒童、流動兒童。這些或許不那麼熱門的話題牽動着萬千家庭的心，他們不是社會上能為自己困境發聲的主流羣體，但這不意味着他們面臨的教育困境應該被遺忘。
過去我們知道因為義務教育，農村的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的教育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障，但是在義務教育階段之後呢？
在後義務教育階段，孩子們有哪些選項又會做什麼樣的選擇？
無論讀普通高中還是職業學校，無論生活在農村還是城市，孩子們會面臨什麼困難與挑戰？
這些挑戰有什麼潛在解決方案？
本次教育分論壇就將圍繞“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在後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公平問題展開，為上述疑惑提供一些思路。
我們在高呼中國高材生們的學歷時，是否想到當中國作為一個整體，勞動力的教育水平質量在中等收入國家中排名最末？
我們在欣賞上海城市精神是指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時，是否想到它在制定針對流動兒童教育政策時的日益緊縮、門檻增加？
我們在讚揚“一個都不能少”口號，對孩子輟學問題絕不姑息時，是否想到在傣族雙語教育不足，漠視了特定地區需求下“控輟保學”政策產生的悖論？
關鍵詞：鄉村教育 流動兒童 留守兒童 後義務教育階段
羅斯高 Scott Rozelle
斯坦福大學農村教育行動計劃 聯合主任
後義務教育階段：中國鄉村兒童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作為斯坦福大學農村教育行動計劃主任，羅斯高紮根中國農村近40年，他對中國農村貧困兒童教育問題有着十分豐富的研究與見解。本次論壇上，羅教授從人力資本積累與職業教育發展等角度和大家分享了他研究發現的中國農村青少年初中畢業以後的教育獲得情況。
首先，羅教授解釋了為什麼勞動力質量，人力資本很重要？他首先指出了當一個國家從中等收入邁向高等收入過程中，工資上漲隨之帶來工作性質會從“低收入，低技能”轉向“高收入，高技能”，但是如果大部分的勞動力質量不高，即教育水平、勞動力知識能力不足，無法參與到這個轉變的進程中會導致很多問題問題：例如國家極端化，一部分人發展很快，另一部分的人趕不上可能就留在了一些非正式工作裏，即不是固定工作、沒有社保、零零碎碎的活。他引用了Santiago Levy教授的一項名為“墨西哥陷阱”的研究，表示儘管墨西哥有很好的宏觀政策、出口貿易、開放市場但是墨西哥有60年困在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其中值得我們關注的一點原因就是勞動力中非正式的工作佔比很大。
其次，在解釋清楚這一概念的重要性之後，羅教授發問那麼中國的表現如何？他提出了一個可能會讓很多人吃驚的事實：中國在所有中等收入國家中教育水平最低。
可能很多人會疑惑：“誒，我們不是有很多大學生嗎？”但是當我們談論中國表現時，要整體去思考，不能忘記農村地區。根據2015年的普查數據，中國的勞動力質量表現為10人中只有3人是獲得過高中文憑的，其餘7人可能高中輟學或沒有上高中。這一數據，低於土耳其、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和南非。
那麼，這個問題是秘密嗎？羅教授表示：並不，中國其實關注到了這一問題。過去10年，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投入了許多努力，那麼問題現在出在哪？有什麼對策呢？
最後，羅教授提出他認為問題的癥結在於農村教育問題。羅教授説：“中國普高的畢業生比美國普高的畢業生質量高的多得多得多，在數學科學等方面。”但是大部分農村的孩子還是上職高，那麼職高的教育究竟有沒有學到東西，他們職高的質量怎麼樣？羅教授介紹了他在這個領域的一些研究發現，其中有一項研究雖然是幾年前的數據，但仍能給我們一些啓示。在河南省的7個不同轄區，羅教授抽樣了118個職業高中的13164名學生，通過讓學生進行測試來測量職高教育有沒有促進學生的職業技能和學術技能。結果表明，71%的職高學校在職業技能上沒有讓學生有長進；15%的學生高二的數學水平比之前的數學水平還低；61%的學生表示對職業高中的教育不滿意，且相比普高、職高的輟學率也更高。
羅教授進一步發問：是否問題就完全由職高導致呢？也不是。他指出，超半數的職高學生在初中階段就沒有很好地學習。大量的農村孩子其實一直遭遇了認知發展遲緩。再追根溯源，導致這個問題的原因是由於農村的父母在孩子0-3歲時缺乏教育投入。羅教授無比贊同中國的老話“三歲看老”，他指出其實所有的父母都是愛孩子希望孩子好的，但有時候只是父母不知道方法，也沒有人指導0-3歲孩子的父母應該如何對待和教育孩子。羅教授讚揚了中國在義務教育上的投入，但認為應該將時間線再往前移，呼籲關注3歲農村兒童的教育和發展狀況。他認為對於兒童發育的干預項目應該再更早一些，這樣才能更早地起到更長久有效的預防作用。
張軼超 Yichao Zhang
上海久牽志願者服務社 創始人
教育公平之流動兒童的困境與出路
張軼超先生是上海久牽志願者服務社創始人，他從2001年起就致力於為農民工隨遷子女提供公益教育服務，至今已接近20年。本次論壇上，他以上海市的流動兒童羣體為例，從政策門檻、流動兒童初中畢業後的路徑選擇等方面入手，探討如何幫助流動兒童打破多重的教育壁壘。
張老師首先帶大家重新定義了“流動兒童”。據統計，現在中國一共有3000多萬流動兒童。通常，大家會認為“流動兒童”就是從農村的隨着父母來到城市，在上海有個官方的名詞叫“隨遷子女”，即隨着父母遷徙到上海。
但是張老師通過梳理近年來上海出台的有關隨遷子女的政策，和中小學的學生數量，指出所謂流動兒童不是僅僅指的是從農村流動到城市，同時指出“隨遷子女”流動到了城市之後，依然處在流動之中。由於教育上資源的不平等、教育政策的壁壘，包括家庭情況等原因，所以“隨遷子女”隨時可能會又流回到農村，成為留守兒童。
張老師隨後發問：在上海的流動兒童大概有哪些出路呢？通過梳理，我們會發現在上海流動兒童會面臨三個門檻，這三個門檻極大程度上的限制了他們在上海就學的選擇。
第一、義務教育階段的政策門檻。這個政策門檻主要是兩部分，第一部分指他們必須擁有上海市的居住證，這項政策門檻是在2014年、2015年突然提高了；第二指他們必須要繳納上海市的社保。這兩項政策對於多數流動兒童的父母而言都有一定難度。
第二、高中中專階段門檻。高中階段，基本上流動兒童是不可能在上海讀高中的，因為上海市有一個居住證的積分制度，必須達到一定的積分，才有可能讓孩子在上海報考高中。而這樣的積分，據張老師這麼多年的流動兒童服務，達到這樣一個積分要求的家長，差不多隻有不到10位，且這些家長基本上都有大專的文憑。上海的居住證積分制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家長的學歷。而對於絕大多數的流動兒童，他們的家長基本上是初中畢業甚至沒有初中文憑，這樣孩子基本沒有報考上海高中的資格，所以多數出路就基本是去讀中專職校，而中專職校的政策門檻跟小學初中是一樣，因此也不是所有流動兒童都有資格報考中專職校。
第三、家庭經濟門檻。2015年後，上海大力地進行拆違整頓，拆掉違法的建築設施，那些建築往往可能是小的廠房和工作坊，也就是流動兒童的家長工作的地方。所以當這些建築被拆掉，也意味着一大批的家長就失去了工作，因此他們就只能回到老家，所以這就導致了家庭經濟問題。
這一些困難大大限制了流動兒童他們在上海的選擇和出路。
之後，張老師做了一個推算。根據相關數據，我們可以判斷出小學的階段，流動兒童離開上海的比例佔總數的60%，還剩下40%的流動兒童會在上海上公立初中。在初中階段，又會有32%的學生流失，他們會離開上海。最後，只剩下8%的流動兒童會在上海讀中專職校。基本上90%以上的流動兒童，他根本就不可能走到中專職校這樣一個階段。因此多數孩子的出路還是回老家，其次就是在上海讀職高。當然還有一部分可能在上海初中輟學，然後直接打工。回老家的孩子當然是想要上大學。但根據張老師的統計，因為張老師的機構每年大概會有100多位流動兒童，其中回老家並且考上大學的孩子僅佔5%。沒有考上大學的孩子還是選擇打工，繼續他們父輩的道路。
針對這樣的現象，張老師結合自己近20年的隨遷子女公益教育服務經歷，提出了三個方面改變現狀的方式。
第一、幫助指導流動兒童獲取教育資源的支持。教育資源來自於很多地方，比如公益組織、在線教育平台。張老師鼓勵孩子去使用一些商業化的在線的教育平台，儘管這些在線教育平台可能會收一點費用，但這個費用依然是他們通過打工可以承受得起的，所以他們可以去尋找各種各樣的教育資源來獲得支持，幫助自己改變自己的人生。
第二、幫助流動兒童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這種融入不是指一個物理狀態，單純的居住，而是指觀念上的融入。張老師指出城市生活跟農村生活其實最大的區別就在於“農村生活它的一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是説是通過這種血緣，通過他的親屬關係來來去獲得支持的。城市生活就意味着就是個人進入到一個公共生活領域，然後你要去學會跟各種陌生人去打交道，跟各種陌生的平台去打交道，從各種陌生的平台那邊去獲得相應的支持，獲得各種各樣的資源。”流動兒童，包括在農村的留守兒童在這方面非常欠缺，孩子不知道如何去利用各種各樣的公眾公共的服務。
比如張老師舉例了他曾經幫助過的一位大涼山的孩子。這個孩子初中畢業考上了高中，但是他説家裏很窮沒有錢，因而要到處借錢。但其實，大涼山地區有很多國家政策去幫助貧困的高中生大學生，還有很多公益組織也提供各種各樣的資助，教育局部門也有相應的政策。但是孩子覺得太麻煩，還是借錢容易。他的家庭很多孩子從小學到初中到高中，每次交各種學雜費、書本費都是通過借錢。
因而如何教會流動兒童建立一種公共生活的觀念和方式，從而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也是一個可以做出改變的方面。
第三、社羣平台的一個建設。張老師所搭建的久牽公益教育平台其實就是一個社羣，“孩子在我們這邊，他們可以把我們這邊當成一個家一樣共享各種各樣的知識信息、價值、情感、命運等等。然後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就可以越來越多的去了解自己他的才華，瞭解幫助自己擺脱命運的機會。”比如久牽已經幫助11個孩子申請上了UWC世界聯合學院，這些孩子拿到高中的全額獎學金，到國外讀書。所以通過這樣一個社羣平台可以幫助孩子共享各種信息資源，孩子們也會有更強的自信心。
最後張老師表示：當流動兒童能夠意識到自己不是命運的工具，發現自己是歷史的主體，他們就可能能夠成為自己的書寫者，才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
沈洪成 Hongcheng Shen
河海大學社會學系 副教授、副系主任
控輟保學的悖謬：一所鄉村民族中學的個案
河海大學社會學系的沈洪成老師在本次論壇上，以雲南省的鄉村民族中學為例，通過探討當前政府“控輟保學”措施的實際執行情況，帶我們深入地探討邊遠地區農村兒童在初中教育階段以及畢業後所面臨的教育困境。
沈老師提出中國政府大概從20世紀初以來一直有一種強烈的願望，一定要進一步的改造我們中國的社會，推動我們中國社會的進步。沈老師的分享是他曾經花費半年在中國最偏遠的地區做的一項田野調查。
沈老師提及1998年張藝謀拍攝的電影“一個都不能少”，這句話就成為今天控輟保學的一個口號式宣言。我們都覺得這句話表達了我們一個非常大的決心，要解決這個問題。“一個都不能少：的背景之下，我們看到一個學生輟學就會牽動學校、村所在的基層政府一起來解決這個問題，力度非常之大。
沈老師以他所調查的地區為例。當地鄉鎮政府出台了一個控輟保學三級聯動責任制政策。這三級聯動責任制分為三級，第一級是向有孩子輟學的家庭罰款，這是較為直接的處罰。第二級是學校由所在地的村幹部和鎮幹部承包，若負責的學校有輟學，就則一票否決制，今年的工作將會不合格。第二級村民自治，也有老師稱之為以民治民。即一個自然村裏若有一個孩子輟學的話，那麼就不會發放和審批國家三年內的惠民資金和新農村建設的項目申報。這樣羣眾就會自發組織起來，做輟學家庭的動員工作。這樣的政策誕生於中國的一種教育發展的理念“一個都不能少”。我們可以看到為了一名學生的輟學，可能七八個人都圍着轉，鎮長書記都出動，就是要把孩子要勸回學校。
但是這樣的政策效果如何呢？
沈老師説他所調查的傣族地區是一個高度整合的一個共同體，它和中國內地如河南、安徽等地的農村不同。中國內地的農村隨着大量的人員的外流，出現了空心村的這樣一個狀況，村落的生活相對來説是比較散的一個狀態，它的組織化不是很嚴格的。但是傣族的存在圍繞着宗教的信仰，傳統的風俗習慣，它是一個非常嚴密的一個整體。
在這樣的背景下輟學是一種什麼樣的形式呢？沈老師做了這樣的概括：比如農忙的時候，孩子回到家裏面幫父母幹活了，忙完以後又在控輟保學的壓力下返校。有時候村寨裏有一些重大的節慶活動，孩子又回村去參加活動，結束以後再返校，所以學校每年會有兩三次大規模的動員學生回校。遇到上級領導檢查，孩子被動員回學校，但可能隨後就離開了。一位副校長曾和沈老師説，檢查的車子剛離開， 可能還沒離開，可能孩子就跑掉了。
而因為政府有要求，學校不得不推行這種控輟保學的政策，很多老師的精力都放在控輟保學上，天天打電話、做家訪，老師不僅是老師，還要做保姆，保安的工作。實際上學校已經偏離了正常的軌道，根本沒有辦法抓教學質量。有一些孩子到了中學可能連漢字可能都不認識，就遑論學習地理、政治、生物、歷史……
通過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可能在我們常識裏認為“控輟保學”這樣一個沒有什麼問題的一個政策，在中國特定的鄉村和特定的學校去推行的時候就會變成一種悖論：一個好的想法最後可能產生了一個壞的結果。
因而我們需要思考在國家發展宏大教育理想的時候要怎麼結合和考慮到中國較為邊緣的地區的特定情況。
沈老師觀察到，傣族的孩子在學自己傳統的宗教經典時候還是非常認真的。但是他們到了學校就會呈現出另外一種狀態。這就讓我們不得不去思考我們的學校到底要教給孩子什麼？我們在面對在一個特定的地方來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一定要找到一種比較恰當的方式。
總結
01
羅教授從中國當前勞動力市場的宏觀角度，指出了當下中國面臨的勞動力質量較低的挑戰，對此羅教授將問題層層深入，提出了優化職業教育，並追根溯源分享了“三歲看老”在腦科學的依據，由此提出農村兒童教育要提前至0-3歲開始干預和幫助。
02
張老師根據過往的公益教育平台經歷，指出了流動兒童所面臨的三大門檻，包括政策層面和家庭經歷層面，同時也提出了針對現狀可以給予流動孩子的三大幫助，包括指導孩子尋找和利用教育資源，教會孩子融入城市生活，利用公共資源，建立社羣。
03
沈老師通過自己長達半年的田野調查指出了“控輟保學”政策在中國偏遠地區存在的悖論，由此提出要想真正的改變教育公平問題，在政策設計和實施時，需要我們真正的以學生為中心，並且從家長、老師和學校領導等多方面來理解問題的複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