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時任“川陝總督”、“撫遠大將軍”的年羹堯貶為“杭州將軍”，既是雍正皇帝對年羹堯動手的信號，也是雍正皇帝忍無可忍以後的必然表現。其實，被解除兵權以後，年羹堯一直都在收斂、都在認錯，可也並沒有改變雍正皇帝賜其自盡的最終結果。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康熙皇帝駕崩於暢春園，皇四子胤禛在時任“九門提督”——隆科多的堅定支持下，成功上位，成為雍正皇帝；雖然此時遠在西北的“大將軍王”皇十四子胤禵手握重兵，但雍正皇帝已經無需擔心，因為負責西北大軍糧草供應的“川陝總督”年羹堯，就是雍正皇帝的大舅哥，正兒八經的“自己人”！
一代清史研究大家孟森先生曾經這樣概括過雍正皇帝的繼位原因：“世宗之立，內得力於隆科多，外得力於年羹堯，確為實事。”
雍正皇帝登基後，西北戰亂再起，年羹堯再次被委以重任，拜“撫遠大將軍”併成功穩定了西北局勢，為雍正皇權的穩固、雍正新朝的推行奠定了堅實基礎。擁立之功、西北戰功，再加上“雍正寵妃”——年貴妃的積極影響，年羹堯迅速走向人生的巔峯，權勢滔天、一時無兩。
巔峯時期的年羹堯，究竟擁有多大權勢？我們從幾個方面予以説明：除了手握二十多大軍外，年羹堯還奉命節制四川、陝西、青海、甘肅四省軍政要務，成為了實際上的“西北王”。
為彰顯對年羹堯的特殊恩寵，雍正皇帝特賜年羹堯擁有“銓選官吏，可不經奏請，任意挑選”的巨大權力，時人稱之為“年選”。
除了在西北地區大權獨攬外，年羹堯還可上奏參與軍國大政的磋商定奪；年羹堯入京期間，甚至可以直接和“總理事務大臣”——隆科多、馬齊等一起參與軍國要務的處理。在此期間，雍正皇帝甚至該公開宣佈“年羹堯，能宣朕言”。
滔天的權勢、罕見的恩寵，讓年羹堯“順理成章”地走上了一條“恃上眷遇，驕縱跋扈、結黨營私、貪污腐化”的道路。
巔峯時期的年羹堯可以直接對督撫下令，而且是直呼其名；可以讓御前侍衞為自己牽馬墜蹬；入京時，各地督撫要跪道送迎，王公大臣要遠迎郊外；甚至，坐鎮西北的時候，蒙古王公、當朝駙馬覲見年羹堯都要下跪請安。
於是，雍正皇帝生氣了，年羹堯開始被接連打壓：自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開始，年羹堯先從“川陝總督”、“撫遠大將軍”貶為“杭州將軍”；再從“杭州將軍”被貶為“閒散章京”；再從“閒散章京”被剝奪一切官職。
爵位方面，年羹堯從“一等公”降為“二等公”、“三等公”，再降至“騎都尉”，直至削除一切爵位和世職。
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雍正皇帝下令將年羹堯壓赴入京、關入大牢，等待最後的判決。
從高高在上的“西北王”，到身敗名裂的“階下囚”，雍正皇帝只用了數月時間便將年羹堯剝得一乾二淨，而且還在下達給年羹堯的數道諭旨中一再強調年羹堯的“不知悔改，良心盡喪”和“並不謝恩，有悖臣道”。
那麼，歷史上的年羹堯果真如雍正皇帝所言，始終不知悔改嗎？其實，這是雍正皇帝用以洗脱“誅殺功臣”罪名的有效辦法。
根據《年羹堯滿漢奏摺彙編》的記載，自從失去聖寵後，年羹堯的奏摺語氣明顯發生了變化；在雍正皇帝每一次“明白回奏”的聖旨後，年羹堯都會有一份或者多份或謝罪、或辯解、或求情的奏摺上呈。
雍正三年（1725年）十一月，年羹堯最後的依仗——年貴妃薨逝於圓明園；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雍正皇帝給年羹堯下發了最後一次令其“明白回奏”的聖旨。接到聖旨以後，身陷牢獄的年羹堯上呈了這樣一道奏摺：“臣今日一萬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憐臣悔罪，求主子饒了臣，臣年紀不老，留下這一個犬馬慢慢地給主子效力。”
從雍正皇帝的“恩人”，從“朕世世子孫及天下臣民當共傾心感悦”的大功臣；到雍正皇帝的“犬馬”，到“伏地哀鳴，望主子施恩留命”的奴才；年羹堯的畏懼和悔改之意，躍然紙上。
只是，這道奏摺並沒有救了年羹堯的命，很快，雍正皇帝公佈了年羹堯的九十二款大罪，命其獄中自裁。後世學者對身陷囹圄的年羹堯有過如此評價：“將軍雖盡悔悟之言，顧已無可補救！?”
後悔嗎？後悔！晚了嗎？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