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 | 亞洲家長帶孩子去上補習班的時候，美國家長怎樣雞娃？

《一激到底：在競爭環境中撫養孩子》

[美]希拉里·弗裏德曼 著

董應之 譯

廣東人民出版社

為什麼競賽和課外興趣班充斥着年幼孩子們的生活？為什麼再忙碌的家庭也願意為此投入大量的時間？懷着這樣的疑問，美國社會學家、教育研究學者希拉里·弗裏德曼以國際象棋、舞蹈和足球三個活動為例，綜合了來自田野觀察、成人訪談和兒童訪談三個方面的數據，對將近100個家庭進行了全面的社會學調查。《一激到底》不僅梳理了兒童競爭性課外活動的歷史發展，分析了父母讓孩子報名興趣班、參加競爭性活動的動機和目的，也揭示了童年競爭文化背後的一套複雜精妙的產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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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課後班

優雅女孩、進取女孩、“粉紅戰士”的性別腳本通常因階級而異，正如每個活動中大多數家庭的階級背景都不同。通過這些競爭性活動，我們可以看到不同層級的女性特質類型。儘管在我的調查中，幾乎所有的家庭廣義上都屬於中產階級，但中產階級中地位較高的父母會培養更具進取心的女性氣質，我們在足球家庭和國際象棋家庭中都見識了這一點。舞蹈媽媽的社會地位通常低於國際象棋家長和足球家長，她們提倡一種不太具有競爭性、優先考慮外表的女性氣質。中產階級中層、下層以及工人階級家庭更加強調女性氣質。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下層女性的職業通常比較“拋頭露面”“粉領”，並且經常要做一些情感類的工作，比如秘書這一職業就對一些女性特質有所要求，如友善和整潔。在這些家庭長大的女孩被教導説，她們的女性特質也許會在未來的工作中派上用場；然而，這些崗位的競爭可能比過去更加激烈，這就是為什麼競技舞蹈對這些家庭來説也是一項有用的社會化活動。

對職業的思考體現了家長的職業以及他們對子女職業的期望。回想一下，足球爸爸希望自己的女兒能夠在公司高級管理層的領域馳騁，而不是當個秘書；足球媽媽之前在摩根士丹利工作。前者是一名律師；後者是一名投資銀行家，最近辭了職以便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她的五個孩子。這兩位父母都是名牌大學的本科生。大多數足球家長都從事類似的工作，或是教授或是醫生。簡而言之，這些父母的素質都很高，也都經歷過通過競爭獲取資質的過程。

這些父母對自己的孩子，包括對他們的女兒的職業，有着與自己相似的期待，並希望他們通過競爭來獲得相近的資質，這些想法並不奇怪。與這位在摩根士丹利工作的媽媽類似的父母正試圖在女兒年幼時向她們灌輸某些技能和課程，以幫助她們在成功的道路上走得更長遠。正如那位足球爸爸明確表示的那樣，這羣家長不希望女兒最終成為秘書。要想讓女孩在未來維持其家庭目前的階層地位，參加能激勵她們進取心的競爭性活動就成了上選。

如今，中產階級上層的女孩們為了進入傳統上男性主導的領域，要做一些更有策略性的準備，以此來維持家庭目前的階層地位。其中就包括選擇一些能在大學入學方面獲得優勢的課外活動。如今，美國的女足球運動員比女童子軍多出三倍。與女童子軍這種傳統女性活動的對比，表明了足球等運動正被用來訓練女孩，讓她們在未來取得成功。那些擁有強大的財力、社會資源以及文化資源的人——主要是中產階級上層家庭——更有可能得到機會，並能夠專注於巡迴和精英類別的賽事。

相比之下，舞蹈媽媽們並沒有提到女兒未來的職業，或者求職所需的文憑和高等教育。一部分人提到她們的女兒可能會成為醫生或律師，幾乎所有人都希望女兒上大學，甚至那些一心想讓女兒從事舞蹈相關職業的媽媽也是如此。但這些媽媽們常把教職作為女兒的職業目標，而沒有一個足球父母這樣説（哪怕自己本身就是高中老師的足球媽媽也沒有）。幾位母親特別提到了當舞蹈老師，這比在學校教書的地位更低（因為不需要執照考試）。

（圖源：視覺中國）

父母之前參與這些活動的經歷也顯示出某種相關性。舞蹈家長中具有相同經歷的人數最多，有六位母親小時候參與過舞蹈競技；其中的三位在年輕的時候曾代表精英舞蹈學院參加比賽。有三人目前是舞蹈老師（兩人在精英舞蹈學院，一人在別的舞蹈教室）。所有的家長似乎都在利用自身的經驗，但舞蹈媽媽們尤其如此，在針對女兒所處的競爭性環境制定策略時也是基於自己的經歷。雖然這些母親希望自己的女兒上大學，但對女性氣質的關注使她們將注意力放在當個賢妻良母上，而不是拿到MBA學位，而後者正是許多足球家長和國際象棋家長對自家女兒的期許。也有可能這些女性根本不瞭解獲得MBA學位需要什麼，所以那些想讓孩子有更高成就的舞蹈媽媽們可能會讓女兒拿一個藝術碩士（MFA）學位，這是一種文憑，但仍是一個非常女性化的文憑。

通往這些文憑和職業的道路並不容易。除了考進大學、讀研究生的挑戰之外，女生還需要應對社會壓力。她們面臨着重重困難，試圖平衡進取心、運動能力與舞蹈中強調的更傳統的女性概念（如外表）。

最近一項有關參與體育運動對青春期女生的長期影響的研究發現，“許多參加體育運動的女生會持續地試圖將她們的運動能力與定義女性的傳統標準相協調，傳統標準強調保持苗條的身材，並且堅持對美的嚴格定義”。在其關於女性訴訟律師的研究中，詹妮弗·皮爾斯發現，成功的女性要麼變得“非常有男子氣概”，要麼變得“非常有愛心”。她描述了這種困境：“男性使用‘胡蘿蔔加大棒’的手段會受到稱讚，而女性一旦咄咄逼人就會因不好相處而受到指責，善良的女性則被認為‘不夠強硬’，無法成為好的訴訟律師。”

無論是進取女孩、“粉紅戰士”還是優雅女孩，都顯然面臨着鼓勵別人、參與競爭和獲得成功的三重束縛，從童年開始，經過青春期，直到成年，她們都被人期待能毫不費力地保持美麗。她們的父母教給她們處理這三重束縛的方式略有不同，這取決於他們自己的背景，但所有人都以在競爭激烈的世界裏儘可能取得最大的成功為目標，對女兒進行社會化教育。

這些依階層而不同的性別觀念對不平等有着長期的影響，因為來自中產階級上層家庭的女孩似乎準備得更加充分，由此具備了在獲取資質的過程中勝出所需要的技能，這讓她們在成年後能從事報酬更高的職業。這意味着我們更需要去思考中產階級當中的微妙區別，在廣泛意義上的中產階級中存在差異性，因此我們還必須着重研究上層階級的日常生活和社會化實踐。

儘管跟以往任何時候相比，如今的女孩擁有更多的機會，但不同的環境限制並改變了性別角色。這一點在兒童競爭性課外活動中顯而易見。性別和階級均在這些競爭活動中浮現出來，這可能會關係到誰終有一天會坐擁寬敞明亮的獨立辦公室，而誰又會成為老闆的助理。